矿工拳手熊朝忠
作者:葛维樱( 2010年7月,世界拳击理事会WBC洲际金腰带争霸赛在昆明世博花园酒店举行,熊朝忠(右)与来访的日本选手靖明佐藤对决 )
大多数人误以为熊朝忠是纯粹的矿工上擂台,真实情况是他2006年从矿区来到昆明,24岁已经开始真正的训练生涯。在拳台之外,熊朝忠无法适应成为焦点。包括遇到那些突然冲到烧烤摊子上喊“你是中国人的骄傲”、开着豪车从眼前经过挥拳“支持你!”的人,他都露出一个农民式的憨笑。来昆明进行职业拳击训练已经6年时间,熊朝忠还是一个异类。和他相处时间长了会发现他简直不知冷饿痛,仿佛自己的人生中不存在忍耐,顽强得像一块岩石。
出租屋拳王
熊朝忠没有一个苦孩子历尽艰辛达到王者地位的童话般的经历。虽然击败了排名在世界前15位的几位拳手,他依然有些住不惯一个崇拜自己的老板赞助的三室一厅,皮沙发上铺着苗族手织的软布,父母来新居待了不到一星期就走了,依然回矿山上去捡煤渣。室内挂满了各种赞美他的书法,既有浅显易懂的“真君子,大丈夫”对联,也有一些励志的诗词。除了上网,他还喜欢看毛笔字,他告诉记者:“自己写不行,只是喜欢看,觉得漂亮。”熊朝忠的很多反应都是单纯而直接,完全没有绕弯的余地,对拳击他只是“觉得特别好玩,要打赢”,却对奖金和比赛制度以及电视台等机构的参与和筹划一点不了解。
熊朝忠把自己的战绩讲得极其简单。“2008年拿的第一次洲际金腰带,对手是泰国的龙猜卡瑟,他很有名,我跟他打的时候,第一回合就把他KO了。2010年7月打洲际金腰带争霸赛时,我打得很艰难,第十回合把日本对手靖明佐藤打败了,那一次得了WBC洲际金腰带。这两年主要是卫冕赛——因为你得了冠军还有人挑战啊,最近一次卫冕赛是3月份打的,第四回合,我两次把韩国的拳手李之训打倒了。”
今年3月以前他还住在15平方米没有洗手间的昆明市城郊出租屋里,要去街头上公厕,一个月400元房租。得了洲际拳王后已经卫冕8次成功,美誉和金钱也没有接踵而来,他不得不一直向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和国内拳手比赛。而和经纪人的分成也是谈好的,本次击败墨西哥拳手得到冠军他能拿到两三万元,这已经是他人生中获得的最大一笔金钱。
( 熊朝忠准备将一位书法家朋友为他题的字挂在家里 )
此前在东京与日本拳王大战过。“那个日本人叫内藤大助,是个很有名的拳王,是50.8公斤级别的世界冠军,比我在身体上占优势。在职业拳击比赛里,如果你有资格,就可以跨级别向更高重量级的拳手挑战。当时,我是48公斤这个重量级的,等于是向他挑战。他的身高、臂长和比赛经验都比我强,所以打得很艰苦,整整打满了12个回合,第四回合的时候,我两下直拳之后,一个摆拳,把他打倒了,数到8秒,他才又爬起来。”熊朝忠第一次得到国内关注就来自于这次比赛,内藤被打得满脸鲜血,网上的视频被热播和赞美,这个顽强的小个子中国人虽然最后并未取得点数上的胜利,却让内藤大助赛后发表了郑重向日本全国观众致歉的声明。
“拳击有时看起来是项矛盾的运动,要想进攻必须先后退从而积蓄力量,要击倒对手,必须冒着挨打的危险。比赛时感觉不到疼痛,只有在比赛结束后,伤口才慢慢地肿胀起来。无论眉骨开裂还是肋骨骨折,只要没倒下,就要坚持打完。拳手不是普通人,他们不是避开痛苦的来源反而是向前逼近。”熊朝忠的好友、也是他最信任的经纪人刘刚告诉我。赛后熊朝忠也不过分到6000元。
( 熊朝忠在昆明过着普通简单的生活 )
其他收入就是俱乐部给开出的每个月1000元的基本生活费。“午饭是俱乐部管的。吃的不是很好。”他也就是路边摊的盖饭混饱。尤其是训练强度大的时候,熊朝忠就给自己加料,“喝牛奶吃半斤牛肉,还欠了朋友钱”。这些年他完全过着比赛和训练的生活,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很多选手从小打拳,到了29岁早已经厌倦和疲乏,不得不用物质或其他刺激获得快乐,但熊朝忠确实越打越有劲。“我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不看重输赢的拼搏劲反而让他少了很多患得患失,“只要我的对手够好,我的输赢都是加分,但是我要保证自己有挑战的资格,也要迎接别人的挑战。虽然我的经纪人负责挑选对手安排比赛,但我是随时随地准备开战的状态,眼睛里只能看到和我排名相近的世界前15名。”
熊朝忠每天必须6点起床去跑步和做心肺体力练习。每分钟跳绳200~300下是他的平均水准。大赛刚结束,从日本和美国来的临时指导都已经离开,在俱乐部里看不出任何人对他有所指点。“高强度是赛前那两个月,完全封闭式的,到日本去40天,再回国训练。”熊朝忠居然不用任何翻译,“他们的外语都是针对拳击的术语,没有特别复杂,我能听得懂”。熊朝忠没有丝毫的唯唯诺诺,或者对于教练和俱乐部之间的纠葛有任何兴趣,他表扬一位澳大利亚来的教练特别有水平,别人也小声嘟囔“可是他和俱乐部关系不好”。对于熊朝忠,一切就是比赛,比赛之外的世界他完全置若罔闻。
( 熊朝忠每日训练的拳馆 )
虽然在昆明过着普通单调的生活,却并不喜欢。当地人不讲究到大城市去“吸脏气,吃贵饭,挤小屋”,文山的苗家有特别豪放又潇洒的特性,熊朝忠说“无非就是能打拳”。很多年轻人宁可在矿山上卖苦力,也不愿意到城市去,“学历不高,在城市里挣个2000块到头了”。他第一次到城市里去是在18岁上职业技术高中,有城里的亲戚出钱让他到文山市里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电器维修,学了一年就放弃了,跑回了村里。“亲戚是好心,让我有个技术,可是谁规定的山里人就一定要学小手艺呢?我就不喜欢,那些电路图我一看就要生气了。”熊朝忠说,“如果进城学电器维修,开个小铺子,那还不如上山采矿来得自在,虽然累,但是自由,谁也管不着我,和工友在一起也很开心。”现在他已经一个工友朋友都没有了,却还用着往常的方式和人打交道,“有饭一起吃才热闹”。
岩蜡脚的矿工人生
( 2010中国昆明WBC亚洲拳王争霸赛上,熊朝忠于第四回合KO泰国拳手庞潘,第四次卫冕成功 )
关于成功的体系,在家乡完全是另一种认知。他一回到文山就天翻地覆,刚到岩蜡脚村,村长就在村委会的广播喇叭里反复吼着,告诉所有人,小熊回家了,熊朝忠回来了,要所有乡亲到广场上集合吃火锅。苗语中熊朝忠的名字是小船,去年熊朝忠已经得到了“文山市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但是本地苗寨的风俗更盛,使一个人得到的赞美远远超于城市。熊家距中越两国边境仅十余公里。所在的苗寨三面环山,房屋是依山而建的泥草房,这里尚未修通公路,从公路走到村寨至少要沿山路攀爬40分钟以上,运输全靠人背马驮。村长告诉我,2011年底的统计数据是,寨中居住着65户308人全为苗族,而全村包括在外打工在内的全部经济收入是108万元。按照苗寨风俗,老人们用歌声表达喜怒哀乐,熊朝忠一回村就是围着火塘边唱边跳直接到天亮。小熊的父亲有一项绝活是自酿小锅酒,这酒平日里都拿了招待客人,自己很少舍得喝。熊朝忠一回家,全村人就把熊家的酒基本喝干了。
有人拿来一身专门做给熊朝忠的蓝白相间的苗族衣服,是苗族战衣。苗族山寨里的互相帮衬是家族传统。熊朝忠有一个表哥是昆明的警官学校毕业,从小就教他打拳,还办了村里的训练场,让孩子们来学拳。大概从七八岁开始直到初中毕业,熊朝忠的寒暑假都是跟着回家来的表哥一起玩。这个简陋的草棚子是孩子们自己搭建的,远看就是一个破烂的草屋顶,和一些木头、泥土墙支撑起来。房梁上挂着一个大的沙袋,哑铃勉强看得出来形状,锈迹斑斑。而举重的杠铃最好玩,一个比拖布的杆略长的木头实心杆,两边是两片方不方圆不圆的花岗岩石,其中一边还串了一个小块平衡,杠铃的具体重量谁也不知道,反正一大一小,估略都在100斤以上。
虽然从小跟着表哥玩耍,熊朝忠却只知道自己在打拳,职业比赛或者成为运动员都是从未有的念头。如果还在村里生活,熊朝忠还是无数矿工中的一个。“我们村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在矿山做矿工,原来只能拿10块钱一天,后来是30块钱,现在价格浮动,但不会超过35块钱一天。苗族人并不是一直干活的,我们的节日多,只要是一到民族节日、婚丧嫁娶,大家都不干活了,回老家来跳舞喝酒。”村长说,“一年里一个年轻人能干两三月活,歇两个月,钱花光了再去干活,反正有的吃就行了,也没什么存款。”当地的有本事的人,并不是到大城市去闯荡,而是到越南去贩货,农产品越南要便宜到三分之一,但生活用品却很贵。熊家父亲原本去越南贩牛,获利颇丰,算是村中的灵活人,但是自从一次在越南被匪徒持枪抢劫后,父亲就再没了做生意的勇气,反倒是熊朝忠继承了父亲的无所畏惧。“我想干的事就马上要干,所以我2006年看了电视里转播昆明的拳赛,马上就问家里要钱要走。父母居然都特别高兴,觉得苗族人是该有血性。给了我1800元。”
熊朝忠在家里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熊朝忠第一年在俱乐部训练要交各种费用,全靠弟弟寄钱支持。到第二年他才不用交学费,可以用各种比赛来养活自己了。大哥参军复员后在老家务农,而三弟和父母则一起在文山都龙镇的矿山里捡矿为生。镇上的矿山有40个以上,从岩蜡脚家里去矿区捡矿要花4小时,为了方便,熊家父母便在附近的矿山安了新家。顺着山路绕行,车开到没有路的陡坡,步行上去,熊家用薄木板和塑料布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里面拉根电线拴着灯泡。一家五口连同3匹驮矿用的马,全家人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和矿工一样,逢赶集母亲会买些蔬菜凑合吃完大半个月。包谷饭和苦菜汤,几乎三餐无肉。捡矿要起早,基本每天夜里2点就要出发,如今的矿区开采方式改为剥离式,不再开矿洞,矿石经筛选后由汽车拉下山,日积月累形成了一座座小山。矿山车一车载重60吨,规模化工业不能提取的矿渣里含有手工能分解的矿石,于是就催生了手工捡矿这个行业。汽车将成车的废石渣拉到指定地点丢弃,而熊家父母所做的就是在这些石头里挑拣一些残存铜铁矿石。每当大型翻斗车到高高的土石堆倾倒废石料时,附近就会有100多人冲上去冒着被上面滚落的石头砸中的危险去挑拣矿石。
从2点到天亮,用马拉两包矿山石驮回来,运气好每天可以赚到50~60元。熊朝忠从职高回家后也在矿里打工。用轨道矿车把矿渣从洞里拉出来,每车要拉500公斤。当时他的体重只有48公斤,身高只有1.50米。矿车都有轨道,只要动起来还会省些力气。拉一车能赚到2毛到1元钱,拼命一天能拉10车,最多可以挣到10元。除了用车,他还要从坑道上背煤上来。熊朝忠也因此完全不用针对局部肌肉进行专项训练。他甚至有实际意义上更发达的训练,他说:“拉煤对我的腿部力量、胸背部肌肉的牵拉还有心肺系统都有益处,长期积累,就会储备良好的爆发力。”这样的训练断断续续有四五年的时间,直到他在电视转播里看到了一场昆明的拳赛。
接纳他的是什么?
这是中国选手在奥运体制之外的最大胜利。他坐在拳馆里,沉默地呆看着别人的训练,这时的拳馆就像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仅仅从眼神就可以看出,谁是新手,谁是来玩的,谁是资深老拳手,谁是真正的王者。拳馆里的拳手们虽然个个练习格斗技巧,没有一个人敢正面对熊朝忠提问或直视,“熊哥的地位打拳的人已经心知肚明,这个领地是他的,其他人没有资格和他挑战”。熊朝忠有些不耐烦地一遍遍解释着自己的世界排名。大多数人好奇,难道拳王不应该是首先是国内的王吗?恰恰失去了这个参照体系,熊朝忠和国外选手的比赛成绩才需要不断被解释。
在这个体制下,最优秀的拳手也需要经纪人的国际运作,他的经纪人刘刚在职业拳击赛领域是有名的经纪人和俱乐部老板,他曾经是80年代的国家拳击队选手。熊朝忠和很多职业拳手一样,必须先签约给俱乐部,然后才能按照俱乐部的安排,一步步提高世界排名。拥有过几个洲际冠军和不少国际成绩的俱乐部本身看外观并不显眼,在昆明的一个老体育馆后院不大的拳击馆里,长年开设从专业到业余的各等级训练,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来玩。国内的职业拳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取得世界排名的,在熊朝忠之前,最厉害的是亚洲拳王徐从良,但是拳手收入不高,过度训练和比赛,往往使他们的比赛生涯过长而产生疲劳和伤病。刘刚因为拥有世界上最权威的四大赛事之一的WBC中国大陆区代理权,又早年移民澳大利亚,因此被圈内称作“路子广又硬”,有其他俱乐部难以竞争的优势。
熊朝忠却突破了从年纪大又无成绩的省市队伍体制内运动员,转入职业拳击的老规矩。他对拳击的单纯热情使刘刚觉得“一块宝石,不断给人惊喜,还没有激发到最大的潜能”。从熊朝忠的眼睛里看不到因为物质欲望而比赛的念头,他只喝白开水,酒喝一点就不舒服,吃东西很节制,看到剩菜就说不如打包回家慢慢吃。他的生活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来得洒脱。因为一切都在拳台上,他的所有凶狠、灵活、求胜心,都在拳台上释放完了。人家问经纪人对他好不好?他说好啊,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小心思。虽然他已经达到了世界拳击联盟排名第11位的位置,出场费却和其他的国外选手没法比。输给他的墨西哥拳手及其团队来一次能拿到20万元,而熊朝忠自己只得到了两三万元。
在这个更加人性的比赛制度里,每个人首先要赢得的是资格。如果把我们熟悉的体育项目人才比作金字塔形,那么熊朝忠并不用战胜所有人才能到达顶端。他每年参加两三场、最多4场国际比赛,这些比赛中的分数和输赢,决定他的世界排名变化。有时候即使他输掉了,但是因为对手的排名较高,仍然能够排名上升,而强大的对手会因为表现得没有期望中的好而排名下降。职业拳击的最大乐趣和不同之处在于挑选对手。
在拳馆和很多职业拳手聊天,他们都多少拿过一些省市级的拳击比赛冠军,然而在职业资格赛里却完全拿不上台面。资格获取的第一要素是在几个世界级拳击比赛的主办国家进行注册,然后才是战绩的比拼。参加国内外奥运会、全运会的拳手,必须先消灭自己的“体制内”、“业余”身份,才能够注册。这也跟印象中“专业”和“业余”的定义不同。职业拳击赛将自己定位成专业比赛,而将国内的省市乃至奥运会全都归为“业余”。职业拳击赛不以金牌说事,而是要不断捍卫和争取排名与资格,不断接受来自自己名次周边的拳手挑战,这些比赛会给每个拳手定出身价,也就是比赛出场费。熊朝忠虽然世界排名很高,出场费却不高,再加上经纪人俱乐部给出的各项条款限制,他现在打一场拿到手里也就是几万元。
在国外更多的拳手经济收入来自广告和赞助收入。因为国外付费频道和拳赛的氛围,很多拳手都在树立威名后拥有了一定范围内的绝对统治。菲律宾的拳王帕奎奥曾是全世界出场费最高的拳击手,一场2500万美元,创下了世界纪录,而他出赛时的全国犯罪率为零。这样的商业和社会价值,是熊朝忠也会不时提起的。即使是退役的泰森,来中国做嘉宾的费用也有100万元人民币,熊朝忠要得到这样的商业价值,目前看来还没有可能性。
刘刚告诉我:“国外的拳击和博彩业以及付费电视转播联系在一起,拳手只是其中一环,电视台、庄家和俱乐部都起着关键作用。国内没有这样的环境,现在我的俱乐部和世界几大拳击联盟有合作与代理权,和云南电视台有合作,也就是说,我能够去给拳手安排比赛,邀请世界排位前列的拳手并付出出场费。门票你是不用考虑的,我们不可能有门票收入,电视台独家转播有一定广告收入。”刘刚创造的这个模式,能够使他支撑俱乐部和吸引拳手来参赛,也能找到一些本地的赞助商,但是总体收入不高还是事实。更进一步的想法是把比赛办到澳门去,刘刚也只是不断在尝试。“我们虽然和四大世界拳击组织有合作关系,却找不到国内的哪个单位来管我们。”不被体制认同,商业上的运作又很艰难,理想中像李娜一样以个人身份征战世界比赛,对于熊朝忠来说还需要时日。但他现在已经接到来自4个国家的挑战邀请,刘刚却眼光长远,并不愿意让熊随意出战,“要比就比含金量最高的年底的比赛”。
金字塔和车轮赛
17岁的李想从苏州跑来找师兄玩,现在跟在熊朝忠后面做个快乐的小师弟。他拿出自己在市队的训练照片来,里面非常整洁宽敞,器械特别多。他却想转到昆明的职业俱乐部来。他是典型的从小接受省市体校训练的拳击选手,拥有完美的身材和基本功训练。他一口一个熊哥地叫,并且熟知各体育队的拳手关系,虽然还是个孩子,却早已拥有了大人的判断力。“我的教练才30岁出头就退役来体校教书,得过全国锦标赛冠军,一个月工资扣完保险是1700元,他整天郁闷,追不到女孩,也买不起房子。”这就是摆在面前的体制内拳击运动员的生活。他说:“我一来这里,他们那就让我必须打败所有人,然而打败所有人之后又怎么样,你依然是一个封闭小圈子里的失败者,什么也不会有。”
李想的父母是河南去江苏做生意的,家庭条件还不错,他从十来岁就被挑去体校。“前面两年我不敢打,教练就让一个大孩子来打我,我只能躲,只能哭,但是没有人可怜你,每天就是被人打。”这样被打了两年,他终于第一次还手,“我实在没法再挨打了,就想拼了”。李想说,由此从小的懦弱性格被一扫而空,他现在眉宇精神,拥有好几个省市级的冠军头衔。“但是说实在的,我不是天生就喜欢打拳的,是被逼的。我在那里学到的就是,我不打别人,就得被别人打死为止。”
李想所在体校是传统的运动员体制,“不断代表市里参加比赛,以后市里给安排个工作”。他才17岁,却觉得自己再这么练赛下去,“迟早有被抛弃的时候”,即使得到冠军也没意思,而且训练强度远大于职业俱乐部。“职业俱乐部都是提前知道对手,然后针对对手有计划地开展训练,一天五六个小时就够了。而队里是拿工资的全天式的训练,备战都是全国全省性的,一天看教练心情和要求,有时能训到20小时,魔鬼式训练,体力透支,我们要对省市拳击队和教练负责,拿了奖大家有面子,我没实惠。但是职业俱乐部不一样,我完全为了自己打。”
熊朝忠是这个孩子的偶像,“我看了他的比赛转播就过来了,瞒着教练和队里。市里会保送我上本地的大学,再给他们打4年,可是我不想上大学混文凭了,想趁着自己年轻,快点参加各种级别的比赛,让自己几年里就打到前面去。”李想的想法未必能实现,在职业拳击赛里,时间更长,回合更多,手法也更残酷,他却觉得能够承受。“如果不能把自己趁早放在全世界的职业拳手里去比,迟早废掉。”熊朝忠从寂寂无名到排名前列经历了20多场国际比赛,用了5年时间,一年平均4场以上大赛。李想非常羡慕:“一年里安排的比赛越多,就上升得越快,一年四五次大赛是这个俱乐部的厉害之处,很多国内的俱乐部只能安排一两场,对于拳手来说就是运动生涯的损失。”
还有很多开始了职业拳击之路的年轻人跟在熊朝忠后面,然而他们更膜拜的并不是熊朝忠的技巧和力量,而是“不倒”这件奇事。“什么样的人才能总不被打倒呢,就算最厉害的拳王也会有放松或撑不住的一刻,可是熊哥永远撑得住。从没趴在地上让人家数数。”他们说,职业拳手中最宝贵的素质就是像一块岩石。“我觉得也不是为了钱,人的前途更重要。”熊朝忠也一样对省市队伍的运动员并不在意,“挣成绩并不说明就有了出赛的资格,这个车轮战的好处是,你总是要为了目前的排名,不断接受别人的挑战,也要去挑战别人”。熊朝忠有一股心无旁骛的蛮劲,他说:“我不是能忍耐,是觉得不需要那种被打倒,再激发再坚持的过程。我在2007年第一次在泰国上场,那时我还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对方两拳就把我打倒在地了。那一次倒地后,好像开了窍。我在赛前一小时就兴奋起来了,很想冲上台去把对手打翻在地。小时候在山里,不能允许任何人骑在我头上打,从那时起到现在,我虽然有很多场输赢,但是彻底被打倒在地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拳击篮球矿工熊朝忠刘刚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