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动不动就假设他们是害虫

( 王长田 )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今年下半年将在中国城市主流院线上映的所有影片。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王长田深谙在现有机制、政策和社会环境下中国电影身处的困境，而“光线”已有的江湖地位，却让他依旧保持着对中国电影产业的乐观和信心。但所有这些乐观和信心的前提，是全社会对中国电影人的信任和尊重。

有的问题，解决的话就是阵痛， 不解决则会是长痛

三联生活周刊：对中国电影产业来说，今年上半年最值得关注的事无疑是中国每年引进美国大片的配额从20部增加到34部。虽然官方的上半年票房统计还没公布，但不难发现，中美双方这项协议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到目前为止，上半年国产影片的市场表现让业内外都捏了一把冷汗。在你看来，中国电影产业是否真的已经面临严重危机？

王长田：前几年国产片总票房都是高于进口片的，今年估计会比较难。一般来说，上半年国产片的表现都不如下半年好，但今年上半年是格外差的一年，即使把还在贺岁档以内的1月份、2月份算在里面，上半年国产片票房也只有总票房的30%左右。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进口大片的强势；另一方面是国产影片的档期安排有问题。今年的上半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上半年，除了年初有几部票房过亿的影片之外，后面几个月影片的品质、竞争力都不是特别理想，所以遇到国外几部大片的冲击，在票房上的差距就比较大，国内观众和整个行业难免产生悲观情绪。其实我个人认为不需要这么悲观，下半年虽然仍然会面临进口大片的冲击，但是从6月底开始，国产大片纷纷上映之后，局面应该会有改观。比如《画皮2》、《四大名捕》、《王的盛宴》、《十二生肖》、《铜雀台》、《听风者》、《血滴子》、《一代宗师》、《1942》等等，这些片子都是有一定竞争力的，所以从全年看下来，我不认为国产影片出现了一个危机。

( 2010年1月，电影《阿凡达》在长沙万达国际影城上映，观众这样购票 )

三联生活周刊：一年34部分账片，一个月平均约有3部，一个普通观众，如果原本习惯一个月看两三部电影，以前可能是一两部分账片加一部国产片，但现在的消费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如何提高国产影片的观影人次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王长田：消费心理和消费能力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在我们目前电影票价比较高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再加上吃顿饭，买点饮料、小食品，还算上交通费，这些加起来对很多人是一个挺大的负担，许多观众就只能减少观影次数，选择对他来说期待值最高、性价比最高的电影。这样来看的话，国产影片确实是处于劣势。进口影片投资要比我们大很多，制作更加精良，尤其分账片几乎都是大商业片。我觉得要提高国产片的观影人次，调低票价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我们国家前些年鼓励大家建影院，这样一来，票价本身定位就比较高，同时影院得到的票房分成比例也比其他国家高很多，这些激励措施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中国的影院数量和银幕数量迅速增加，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考虑观众的消费能力，也要考虑向制作公司、发行公司倾斜的问题。

现在即使有一些国产影片票房可能是不错的，但是制片方和发行方拿到的收入比例是比较小的。国际上制片方和发行方一般能拿到60%，最低也不会低于50%，但是在中国，制片方和发行方只能拿到一个比较小的比例，我们内部估算也就是37.5%左右。虽然影片本身票房不错，但是制片方仍然是亏损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制片是整个电影产业的核心，大家投钱进来都亏损的话，以后还怎么继续投入呢？一旦资金来源断了，影片的数量和质量可能都会出现问题，我们的竞争力会进一步削弱，与进口片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三联生活周刊：票价调控是这两年许多观众和媒体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今年初电影主管部门也明确表示会出台新政。但许多院线和影院经营者却认为，如果房租上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票价下调是不可能的。

王长田：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中国人做事常常一哄而上，但市场调节往往是滞后的，就是恶果非常明显之后，大家才会主动进行调整。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恶果积累阶段，比如说房租上涨，实际上这个上涨是很难得到市场支撑的，因为如果票房不高，影院不赚钱，房子租不起，房租自然就会降下去。但是房租下降也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原来已经签了协议的影院，短期内就不太会变。所以现在票价的问题、制片方收益比例偏低的问题、影院租金的问题、进口大片压力的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全面的、同步的调整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绝不能就这么拖着，现在必须着手解决那些最大、最明显的问题。票价的问题和分账比例的问题，解决的话就是阵痛，不解决则会是长痛。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人认为国产片票房下滑是影院排片比例失衡造成的，但是对于影院来说，票房号召力高的影片多排一些，观众人次少的影片少排一些，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市场行为。影院的收益和国产片的市场空间，如何平衡？

王长田：现在有些国家是有一些做法的，比如规定国产片放映不能低于某个比例，或者对放映国产片较多的影院给予补贴，还可以对进口片和国产片在影院的分成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就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我觉得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同时调整可能会比较好。规定放映比例是一种行政的办法，分成比例调整或者补贴是经济的办法。如果只用经济手段，分成比例大到能足够影响影院排片，国家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反过来，如果使用行政手段强制规定，又会有人指责市场竞争不公平，影院的压力会更大。

王长田：这种情况也肯定会有。我觉得有时候采用一些行政手段是因为现有的竞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必须主动地去纠正它。比如现在的影院排片如果完全靠利益驱动，对国产影片是公平的吗？对有一些品质不错又没有放映机会的影片是公平的吗？我看不一定。所以，对公平和调控一定要拿捏好尺度，既不能过分，也不能一点调控都没有，否则国产影片就没有空间了，就像一些国家一样，我们只能看进口影片。我们且不说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就说中国人看不到自己的电影，难道观众就没有损失吗？

最可怕的就是在市场经济里采取计划经济的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在所有调控手段之外，提高国产影片的质量恐怕才是目前扭转整个产业局面的关键所在。但现在的中国电影，科幻片与好莱坞相差太远，现实题材创作又有太多限制，有人把国产影片的困境归咎于现有的电影审查制度，你怎么看？

王长田：在题材的审查上，我们对国产影片和进口片有很大区别，对国产片的故事、人物、情节等等的要求远远高于进口影片，很多题材国产片是不能做的，这样会捆住国产片的手脚。比如现在正在上映的《饥饿游戏》，中国人可以拍《饥饿游戏》吗？不可以；再比如，有很多国外的警匪片进口到中国，中国人可以拍那样的警匪片吗？虽然说并不是我们一定不可以拍警匪片，但是不可以拍那样的警匪片。国外还有黑帮片，我们也不能做，一些恐怖片，我们也不能做，还有一些政治寓意片，我们更不能做……这样一来，我们的电影表现力就太弱了。

所以我们呼吁对电影的定位不能太意识形态化，否则就把电影当成现实了，这是不符合电影本质的。电影本质上是一种造梦的产品，它是超越现实的，只有极少数人会把电影当成现实来看。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电影的熏陶，看了这么多电影，我们能把电影里的一切当成现实吗？如果这样的话，那科幻片算什么？那些这个侠那个侠算什么？人家能够在楼上跳来跳去的，那你就一定要去模仿吗？战争片又算什么？因为战争片里打枪了打仗了杀人了，我们就应该在现实中那样？不可以。不能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想问题。

但是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的13条禁止拍摄内容，老实说我认为那就是把电影当成了一个媒体去管理。电影固然有社会责任，有引导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娱乐产品，它有很强的商业属性，你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媒体，如果按这样的逻辑和标准，好多国外的影片我们都是不能引进的。

影片的品质越来越好是必然趋势，大家也会想办法，只要有竞争在，市场在，但是审查适当放松的话，中国电影会成长更快。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我们的电影可以比其他国家的电影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但是不能把这些当成根本的标准，应该适当地降低一点要求。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电影是一种娱乐产品，实际上作为一个在市场上流通的文化产品，娱乐性是电影必须具备的一个属性，但这恰恰是官方和正统的电影评论一直比较避讳的说法。这是否是我们对电影认知和定位的一个重大偏差？

王长田：电影是必须娱乐的。原来大家一直希望能在国内推行电影分级制，虽然已经明确了国内目前不会分级，但对我们来说电影还是能够分成几个层面的：一种是有害无益的，这种东西确实是不能拍，也不应该引进；一种是有益无害的，这当然是很理想的状态；还有一种是无益无害的，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娱乐产品，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这种东西。

我认为这三种应该禁止第一种，剩下的两种应该让大家放开了去创作。我们鼓励有益无害，但是我们不禁止无益无害，我们应该禁止的是有害无益。而且怎么去判断这三个类别，应该制定出适当的标准。如果把电影当成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那你可能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有害的，所以你就把它给禁止了。

其实大家上广电总局网站上的电影备案去看看就会发现，多数影片真的是在浪费钱，是不应该被拍摄的，如果当成内部观摩片还可以。献礼影片当然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完全没有市场价值的影片，观众都不会想看。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商业片，题材扎堆的现象特别严重，比如爱情喜剧，到影院里都是一日游几日游，票房都特别惨。还有古装片，大家都知道观众会产生逆反心理，但是不拍古装别的不让拍。有一段时间大家又一哄而上拍年代戏，基本上都跟抗日有关，创作空间就非常有限。

有很多东西是中国电影不能碰的，有点血要去掉，有点尸体也要去掉，电影的震撼力就会减弱，观众会想怎么会拍这么幼稚的东西？不是创作人员幼稚，一是创作人员要去猜度审查的尺度，二是稍微有点创新可能就不能通过审查，就导致我们真的是放不开手脚。

我们原来把进口片关在门外的时候怎么都行，但是现在更多进口大片进来了，要么不要国产片，这是一种选择，但是观众的娱乐需求很大程度上满足不了；要么是只要国产片，大规模长期放映，大家必须去看，采取计划经济的手段。最可怕的就是在市场经济里采取计划经济的思路，这就麻烦大了。

电影被扯上过多的政治色彩会有灭顶之灾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不少观众对国产影片整体是失望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全社会对国产影片普遍的负面评价氛围，这样的舆论氛围是否会对中国电影构成伤害？

王长田：观众心态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说到底，好莱坞大片有什么别出心裁的剧情呢？我们主要看的还是表现手段、表现力和演员。但是很多人，尤其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对国产片和进口片采取了双重标准，对国产片的故事逻辑过于看重，稍微有点纰漏、稍微有点历史差异就说是烂片，这都是不对的。故事逻辑只是电影的一部分，但是观众经常会把它看成全部，看不到主创人员的创新和进步。对历史题材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教科书就是历史吗？历史是不断被发现的。电影是一种具有艺术性的产品，为什么不能有艺术上的创新？为什么要对主创人员这么苛刻呢？很多的误读和双重标准对国产片是不太公平的。另一方面，美国的电影那么多年的持续繁荣，也有那么多烂片，只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没有看到而已。每年只引进30多部大片，肯定要挑最好的了。

社会对电影的评价不能厚此薄彼，其实，不管哪儿的导演都有好的作品，也有不好的作品，但是目光全部集中在好的或者不好的，认识就会有偏差。观众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我们圈里人常说，好作品是坏作品堆出来的，没有坏作品哪有好作品？没有足够的数量哪来好的质量？大家还是应该对中国电影多一点包容和耐心。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社会似乎越来越热衷于对中国电影进行政治解读。有人说，如果说这些年对中国电影的这种解读还可以称之为“泛政治化”，那么现在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化”。中国电影承担了很多社会、政治赋予它的东西，它所处的困境似乎已经超越了它自己能够承受和协调的范畴。

王长田：没错，电影被扯上过多的政治色彩会有灭顶之灾。现在的政治解读往往出现在一些能够影响电影政策的人那里，他们对政治过于敏感，按照他们的逻辑，国产片有政治性，进口的就没有了吗？好莱坞影片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主义，不都是在影响中国观众吗？能够影响电影政策制定和审查的那部分人，思想必须要解放。他们拥有话语权，如果他们不能客观准确地看待问题，中国电影就会崩溃。

就拿现行的电影审查机制来说，审查对国产电影创作的捆绑是否就应该归咎于电影主管部门呢？说实话，电影主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也是有很多苦衷的。这个行业里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对决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有时候一位退休老同志的一个内参、一封信，就能轻而易举地改变一部影片的命运。但实际上这些老同志又看过多少现今世界上最新最好的电影呢？他们对世界最先进的电影技术和最新的电影理论又了解多少呢？这个尴尬的局面，让电影主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这部分老同志的意见，而主管部门的这种紧张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了电影制片机构。整个行业，人人都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还谈什么中国电影的发展繁荣呢？

所以，社会首先要相信中国电影创作人员是有责任感的，他们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健康的，是无害产品。中国人很聪明，有能力，需要时间，需要经验的积累、配套的改善；不要动不动就假设他们是害虫，用心不轨。如果有这样的假设，你必然会对市场有严厉的管制、限制、监督、处罚，那中国电影就回到了当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就真的完蛋了。 动不动假设害虫他们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