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他们的城市成长

（文 / 丘濂  王珑锟  董淼）

( 燕京小学教室里的温度和室外没什么区别，老师和学生都穿得很严实 )

话剧演出：“你本来是只小天鹅”

2011年12月24日，由燕京小学学生排演的英文话剧《喜羊羊与灰太狼》要首次登台表演，这是第二天正式演出之前的预演。话剧的编舞、来自麦田教育基金的志愿者北北联系了一家车友会的负责人，孩子们的演出将作为车友会年会上第一个出场的节目。说好了早上7点半从学校出发，参加演出的7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在6点多钟就来到了学校。“夜里有点兴奋，睡不着觉。”五年级的邵邦雄告诉我。在前一天，北北特地嘱咐孩子们可以少穿一点衣服，“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城堡一样的酒庄里来演节目，那里很暖和”。燕京小学的地点在北五环外六里屯村的一个仓库中，薄薄的彩钢板将仓库隔出小学和学前班共8间教室。教室最前方的黑板下方都有一排烧得很烫的暖气片。可是由于仓库整体空旷，每个班级也没有门，教室的温度和室外没有什么区别，孩子们平时都穿得胖乎乎的。

7个孩子在表演方面是燕京小学里最优秀的学生。“当几个朋友同意提供演出场所后，我们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巡演。这时我在学校里进行了海选。我去四到六年级的三个班里，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话剧的内容，他们谁感兴趣参与可以自己起立，老师认为条件不错的也进行了推荐，这样就有了最初的人选。第二轮的选拔里，我让他们展示自己在唱歌、跳舞或其他方面的特长，还虚拟了一些场景让他们来演。进入第三轮的孩子则要自由结成小组来表演小品。最终我们确定了10个学生，又在排练过程中淘汰了3位。”话剧的导演张征对我说。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张征曾经在美国跟随一家当地剧团演出，他现在是莎客戏剧沙龙的会长，也为《英语沙龙》杂志撰稿来介绍英国戏剧的知识。两个月前他经朋友介绍，找到校长燕兆时，想抽空来学校义务教授英语课。“燕校长知道了我的背景后，建议我帮助排演一出英文话剧。他说，孩子们从来没有用英文来表演过，这样也是帮助他们认识和展示自己的才华。”

那个叫李维铭的孩子在候场区域里一直很沉默，这很符合他爱暗中较劲儿的性格。他饰演羊村村长“慢羊羊”，会第一个出场来说台词。张征告诉我，他最开始只是这个角色的替补，谁都没想到他反倒脱颖而出。“他在表演方面很有天赋，让他演老爷爷过门槛的场景，演得极好。关键的问题是，他说台词时嘴里就好像含了东西，声音很小。全剧第一个出场的人太重要了，我一直都不看好他。离演出还剩下一个月了，我发现本来确定的演员有几个单词的发音始终不对，纠正了多少遍都改不了。结果这个时候考虑让李维铭来演，他的表现让我大吃一惊。他声音洪亮，吐字也清晰了。”后来还是北北告诉一直在专心排戏的张征，每次排练，不必上场的李维铭都在远处练习。“他带着《英语沙龙》捐赠给学校的MP3，里面是张征按照正常语速和慢速朗读的两版剧本，就在那里边听边重复。”北北说，“这是一个15分钟左右的英文剧本，里面有一些初高中才会学到的单词和句型，你可以想象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它们背下来，再表演出来，对于这些孩子是怎样的挑战。他们本来的英语水平要比一般学校的孩子低一截。”

一路上都很活跃的六年级学生田康，此时有点小小的失落。他饰演主角之一“喜羊羊”。因为在年会现场搭起的台子比较窄，喜羊羊有一个连续翻跟头的动作设计必须舍弃掉。田康在学校的威信很高，每次排练场上有些低年级同学过来追跑打闹，他出来维持秩序都非常管用。他有三个获得“人气”的法宝：街舞、拳术和魔术，这也让他得到了北北委任的话剧团“舞蹈队长”的头衔。他的父亲告诉我，田康总是看“中国达人秀”这个节目，看完就喜欢模仿。街舞的那些动作，估计是看完“草根舞王”卓君的表演后自己想出来的。“他哥哥原来在蓟门桥那里拜了个师傅学习‘绵掌’，还获得过北京武术第三名的成绩，田康就跟着哥哥一起去学。后来哥哥总是去网吧打游戏，不去学了，田康也就没坚持下来。”田康的父母都是河南来的务工人员，父亲在一家酒店的物业工作，母亲是一家公司的保洁员。“我晚上还要骑三轮车拉人来挣钱，他妈妈21点多才下班。我们经常都是给他10块钱，让他出去自己解决晚饭。我们回到家里，田康都睡着了，因此交流也不多。上次一起看‘我爱发明’那个节目，田康说他以后要当个发明家，我们还挺高兴的，因为他就爱自己在那里琢磨，并且琢磨之后还都整得有模有样的。”田康父亲说。

( 孩子们就在这个仓库改装的教室里上课 )

12月24日这天的预演很顺利。上台之前，扮演“美羊羊”的刘慧还有点胆怯地躲在张征的身后，望着聚集在台下圆桌前嘈杂的人群，问他：他们都在聊天，真的有人会专心看我们的演出么？但张征在做了关于学校介绍的开场白之后，台下便一下子安静下来，并最终报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孩子们每人都得到了北北写好的一张卡片。扮演“沸羊羊”的邵邦雄迫不及待地给我看他的那张。这是对他仅有两句台词，但每次仍旧跟随集体认真排练的奖励。上面写着：“邵邦雄先生，虽然你乐感不好，但是你特别投入，动作到位。当你挥动手臂，有力地做出踢球的动作时，你变得特别帅，特别像个男子汉。谢谢你的努力，你是一个这么棒的沸羊羊，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记忆。相信你以后也是个很出色的家伙！”邵邦雄告诉我，他今年1月10日就要回到湖南老家了。父亲在北京是做木匠给人打橱柜的，觉得在北京做这个愈发艰难，今年就要去内蒙古寻找机会。父亲觉得还是让他回到姥爷的身边更加放心。“这段时间排练，和其他年级的同学都认识了，也玩得很好。想到离开觉得特别舍不得，回去以后会常给他们打电话的。”

12月25日的正式表演有个特别的名字“飞翔的燕京小天鹅”。看到经过张征和北北这些志愿者的筹备，有200位观众正式购买30元一张的票来看演出，校长燕兆时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其实这都称不上话剧演出，就是一个学生们的活动，原来的想法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经过努力，可以很出色，这样他们会变得自信。”燕兆时说。这正如“燕京小天鹅”这个学校名称的由来。“当你把一只天鹅放到鸭子群里，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鸭子，并且是最丑的鸭子。时间长了，你也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鸭子。我想让孩子们认为，你本来是只小天鹅。”

( 扮演喜羊羊的六年级学生田康在孩子们中的威信很高 )

燕兆时：从志愿老师到志愿校长

算起来，燕兆时来到这所学校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在他人生走过的42年里，没有任何两年，能够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3月，当燕兆时来到燕京小学的前身、位于唐家岭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当时他在一家公司担任工程师，负责通过试验来测试飞机零部件的寿命。在每个测试项目之间，他都有闲暇时间。燕兆时告诉我，选择去义务教书，首先源于他的“讲课情结”。他从小就擅长理科，经常参加数学和物理奥赛，对一些问题有着特别的理解。比如他认为“绝大多数小学应用题其实都可以简化成为甲乙两个人来吃糖豆的问题，可是市面上的参考书里无数应用题被归纳为无数类型：相遇、追击、年龄、鸡兔同笼。每个问题都是一章，每章后面又都有题型、讲解、例题、归纳、习题，搞得无比繁琐，就像被豪华包装过的月饼，根本没有必要”。仅仅被亲戚朋友请去辅导孩子功课的燕兆时感到还不满足，他希望教会更多的人一种应对变化莫测题型的思维方式，一所对志愿者敞开大门的打工子弟学校刚好能实现燕兆时的愿望。

( 扮演喜羊羊的六年级学生田康在孩子们中的威信很高 )

那所唐家岭的小学并不是燕兆时走访的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他是在对比几所学校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要在那里义务教书。也是在这个过程里，他发现了这类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个志愿者想要提高教学质量的心愿，往往是和办学者的逐利之心相冲突的。”燕兆时曾经去过的一个学校，校长表示，志愿者经常成为他们的负担。“校长讲，曾经有一位志愿者想在周末给学生提高英语，他觉得周末学校里没人，还得派个老师来看管，这样就需要给老师发额外的工资，就没有允许。但这位校长就在学校里住着，他不愿意自己的周末时间被占用。最后这位志愿者只好在村子里租房来给学生上课。”燕兆时看到了一些学校一方面在通过压低教师工资以及扩大每个班级的学生容量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又在通过食堂、小卖部、周边游艺厅的经营来增加收入，唯独最关键的教学质量问题，无人问津。“后来，我在一次争取公益善款的答辩会上被一位评委问道：‘拍着良心好好教书为何就是创新？’那10分钟的解释时间，我依然不能让这位评委理解盈利性打工子弟学校存在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在有关打工子弟学校的报道中，学校都是一种弱势的形象，它追逐利益的一面被忽略了。”燕兆时说。即使最终确定的那所学校，燕兆时也依然对那里的教育水平感到心痛：我让孩子们写出他们知道的科学家的名字，结果三至六年级的30多个学生交上来的全是白卷。“还有一道题是问水什么时候会结冰，只有一位同学交上答案，是零下50摄氏度。”

唐家岭地区面临拆迁，那所学校的校长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了。“学校有16年的历史，曾经经历了4次搬迁。校长第一次和我说的时候，我只是给了些找房子的建议，希望他们最终能够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7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另一位志愿者老师魏来到学校教课，看到院子里面停了一辆箱式货车，工人们正在把校长自己的物品装车，我意识到这个学校真的办不下去了。我和魏来商量，如果决定帮助他们，最坏会有怎样的后果。答案是两到三个月后，学校仍旧倒闭。接下来那段对话我记得太清楚了。他说：‘那比今天倒闭还坏么？’我说：‘没有，至少我们能好好教他们两到三个月。’他说：‘既然不比今天差，那有什么可怕的？’我说：‘你不怕，我也不怕了。’我们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了，至少两个月我们还可以坚持。”

( 上台之前，志愿者北北在帮孩子们更换演出服装不到两年的时间，燕兆时完成了从志愿老师到志愿校长的转变 )

打工子弟学校在面临拆迁时无法找到新校址，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对此有过调查的北京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告诉我，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出租是个短期行为，在房东不想出租或者因租金没有及时偿付而产生纠纷时，由于学校牵扯到教师、学生以及作为打工者的学生家长，房东担心会酿出群体性事件。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考虑到学校的经营成本，校方找不到一个租金合适的地方。较早前签订协议的唐家岭位置的租金仅是3万元/年，2010年这个价格已经无处寻觅。燕兆时在7月30日最后的搬迁日来临之前，找到了六里屯村的这处仓库，租金是一年8万元。他和原来的校长商定，租金8万元以及装修的2万元费用由燕兆时支付，校长可以不变，但燕兆时要全面干预办学，第一步就是更换教师，并且提高教师工资。原校长答应了燕兆时的要求。2010年8月25日，学校在新校址开学。由于搬迁，学生流失了1/3左右，但又有附近的生源补充进来，总数从那时至今一直保持在200人的规模。一年级两个班，二到六年级每个年级各一个班；另外学校里几乎没有独生子女，很多学生上学时要带着四五岁的弟弟妹妹，因此还开设了一个学前班。

在改善教师队伍之前，学校一共有10位教授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课的教师，平均工资水平恰好是2010年北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燕兆时更换掉其中水平稍差的7位，之后工资最低的教师也有1600元的收入。到了2010年底，学校因教师工资的翻倍而陷入了亏损。原校长坚持不住，还是回家了，燕兆时正式接管了学校，成为了新任校长。由志愿老师向学校经营者的角色转变，并未改变他要认真教学的初衷。他更加不计较这所学校在利润方面的得失了：对于交不起700～800元学费的学生，他都减免甚至全部免除了学费。并且根据志愿者的建议，为了能让孩子感到振奋而不是自尊心受到伤害，助学金是以奖学金的方式来颁发。“学校里大约20%的学生因为贫困被减免过学费或者饭费，每学期的人数大约40人左右。上学期有4个学生的学费是其他爱心人士帮助交的，这个学期已经有8个学生的学费和2个学生的饭费是其他人帮助交的。其他所有困难学生的费用以及亏损都是我在补。”2010年10月，燕兆时曾经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 2011年12月24日的预演结束之后，每位小演员都收到了志愿者北北的贺卡，上面写满了激励与祝福 )

就连学校的小卖部也在以另一种方式经营。我看到，所谓的小卖部，里面只卖烤馍片、干脆面、饼干等几种能够充饥的零食，还有自动铅笔和圆珠笔两样学习用品。墙上贴着学生可以购买食品的时间。魏来告诉我，这其实是方便没有在家吃早餐的学生。“比如10点钟临近午饭时间，零食是不卖给学生的，怕影响他们的午餐。”

学校名称上多了“公益”二字，以表明它非盈利的性质。与此相对的是，在燕兆时接手学校后，学校亏损的近15万元，都是他一人在支付。燕兆时告诉我，他一度做好了两个月学校关闭就又回到公司的准备。“我过去工作的行业是个很小的圈子，只要之前有了信誉，想回去做随时都可以。但坚持了一段时间，我看到我这样的学校是被需要的。方方面面都在传达给我这样的信息：学校不能死掉，要继续办下去。”

( 莎客戏剧沙龙的会长张征是英语话剧《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导演，他正在给孩子们讲戏 )

一种长远的发展模式

在2011年10月15日来临之前，燕兆时对于个人的捐款行为非常抗拒。除了爱心人士直接为14位学生来交的学费和饭费外，燕兆时接受的个人捐款屈指可数。“一家教外国人中文的‘胡同学校’给我们捐过1000元；一位叫笑容的志愿者在学校支教期间拍摄的照片参加招商证券的摄影比赛活动后，获得了1000元的奖金，他捐给了学校；再有就是学校的李娟老师写了一篇关于学校的文章，参加FT中文网的公益环保征文比赛获奖后，将1000元的奖金给了学校。”燕兆时向我回忆，“我的想法很简单。志愿者义务来教孩子已经花费了他们的业余时间，没有理由再让他们来捐钱。而且从小到大除了父母外，我没有花过别人的钱。因此有压力，不习惯。”

10月15日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中央民族乐团来到学校进行下基层演出，孩子们第一次在现场欣赏到了如此正式与高水平的民族音乐表演。另外一件就是在演出之后，张晓芳老师和我说她要辞职了。两件事情形成强烈对比，令我印象极深。”燕兆时说。张晓芳今年28岁，学校还在唐家岭时，她就在那里教书，已经坚持了4年多，算是学校里资格最老的教师。她离去的原因依然是工资问题。当时她流着泪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她的工资是2000多块钱，房租是700多块，每月扣除生活开销外，基本就不剩什么钱了，连自己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刚买的房子房贷大部分都是父母交的。她在张家口的老家有个谈了5年恋爱的男友，父母也在那里给她找好了工作，都催她赶快回去，她已经拖了很久了，就是舍不得孩子们。

骨干教师的离去，让燕兆时感慨良多。“2000元左右的工资，和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待遇相比，已经算很高的了，但好的老师还是在凭短时间的奉献精神来教书，长远来讲留不住。我们能否换一种模式，让民众也去参与，把教育学生的重担让大家来分担，每个人帮一把。思路是大家每人每年捐献几块、几十块钱，积少成多，然后我们去聘用老师，给予他们一个正常的收入，让他们在这个岗位上不仅能奉献爱心，也能像大众一样正常生活。”燕兆时说。在张晓芳提出辞职后，燕兆时召集12名志愿者来商讨这个模式，会上每名志愿者拿出10元共120元的捐款，这成为对个人捐款敞开后，汇集到的、用于提高教师工资的第一笔钱。此后，将近400人的志愿者群体里，陆续有人一次性给了每月10元、全年120元的捐款。近来最大一笔捐款是1.01万元，来自为学生们义务上体育课的一支球队。现在，燕京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又增长了200元，资历最老的教师已经可以拿到2500元。

在接受捐款上，从来自“胡同学校”的第一笔钱开始，每一笔钱的来源、金额、到账日期都在学校的微博上公开。并且学校还通过求助微博，联系上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它会在年底完成对学校日常账目的审计工作，并进行账目公开。“我们一直希望，这所公益性质的学校能够接受来自第三方的财务监督。”燕兆时说。

自从燕兆时将学校定位为一家公益学校后，他就希望能有企业和基金会来提供帮助。“曾经有几个企业来学校为学生购买校服，送来铅笔盒、手套或者图书。这和国内的捐赠习惯有关。我们也曾表示过最迫切的问题是教师的工资待遇，但他们还是更愿意给予实物帮助。”燕兆时说。一位同样也是打工学校的经营者向我表示，基金会和企业会考虑到对接这样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所要承担的风险。“因为政府对于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并不明朗，海淀区一共只有两所具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都是在旧公立学校校舍的基础上建立的，海淀区不会再批准这样的许可证了。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打工子弟学校要参照当地公立学校的标准设置。那些标准是：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万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还要有200米环形跑道……所以燕京小学不可能会在未来取得合法身份。对于那些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又以盈利为目的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当然是希望随着城市的扩张、城乡结合部的拆迁，这些学校也就逐渐消亡。但短期内，公立学校不可能全部接纳来自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这样的学校仍有它存在的必要。因此政府会保持观望的姿态，究竟这所公益学校的财务能否保持透明，教学质量能否合格，都需要时间检验。企业和基金会也就是在等待这个结果。”

燕京小学面临的情况则是，虽然仅成立不到两年，但是诸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一些主流媒体对他公益办学的报道让这方面的风险降低了。燕兆时告诉我，就在最近，由兵乓球运动员王皓和球迷组成的“皓令天下基金会”发起了每转发一次介绍燕京小学的帖子，就捐助学校一元钱的活动，并设定了上限2.0121万元。这笔钱已经在平安夜那天汇给了学校。另外在志愿者北北所在的麦田教育基金，也刚刚成立了用于学校艺术教育的项目。燕兆时希望，将来学校的发展依然还是要在第三方的财务监管下，以企业和基金会的支援为主，个人捐款只作为补充。但无论在经济上得到怎样的帮助，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学校，志愿者的义务性投入都是必要的。除了燕兆时之外，学校还有5位全职的不拿任何报酬的志愿者。10位教师薪酬的提高都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将继续为学校贡献和操劳。

因此，在每天的课间操时间，在仓库前狭窄的空地上，近200名学生都要背诵那段有关感恩的誓词：我是燕京学生，我是打工子弟。我要感恩父母，做懂事的好孩子；我要感恩老师，做勤奋的好学生；我要感恩社会，做文明的好少年。从小事做起，团结互助，文明有礼。我要学会接受爱，心怀感恩；我要学会传递爱，尽我所能；我要学会付出爱，不求回报。 学校张征打工他们城市子弟志愿者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