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医老七

（文 / 夏布（昆明））

25年前，我上小学二年级。母亲在一条污浊的河边开了一家小餐馆。因为曾险些被拐卖，我被禁止在餐馆方圆100米的范围外活动，草医老七的药摊就在100米处。

在看过厨师杀了上百只鸡后，我对于鸡的嘶吼和蹬腿已经麻木，对于鸡的五脏六腑的好奇心完全被消灭。我来到老七的药摊前，我盯上了他的蛔虫。两条白色的蛔虫交缠在一起，泡在一个细高的玻璃瓶里，我总觉得它们还活着，好像看到它们偶然动了一下。老七就坐在一个小木板凳上，他却总是一动不动，和他的蛔虫非常神似。

在这漫天灰尘、吐沫横飞、树叶肆虐的街头，老七显得有些碍眼。首先，他的腿上总是摊开一本书，有时，很久都不见他翻动一页，恰似两眼和书上的符号相互粘住了一样，仿佛坐在那里的只是他的躯壳而已。其次，他干净得过头，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已被洗得发白，却被他穿得有模有样，布鞋宛如刚洗晒过，他半秃的脑袋上，所剩不多的头发从来都一丝不乱。莫非这尘土、这风都没有吹进他的世界？

即使我伸出肮脏的小手翻动他地摊上的草药，他也只是用温和的眼神制止我。我是不会取悦大人的小孩，被大人真正尊重和善待也不是常有的事，所以我还挺愿意待在他身边。

最看不顺眼老七的人是老商。老商的药摊在老七旁边。他跛着脚，穿着毛呢军衣，提着烟斗，和所有可以逮住的人聊天，说话时表情夸张，露出一口黄牙，满嘴喷着恶臭。老商从不搭理老七，看老七的眼神充满了不屑，时刻涌动着一股冲上去踩上一脚而后快的欲望。

有一天，老商把老七的药摊掀了个底朝天，全部草药混在一起，两条蛔虫苍白的身体躺在碎玻璃碴里，老商还把老七的布招牌撕成两半。他说老七抢了他的一个顾客。我放学回来，只看到老七蹲在地上分拣着草药，直到深夜，他仍然用嘴叼着电筒缝补招牌。

“老七，别弄了，把东西拉回家里补也是一样的！”母亲劝老七。

“我就要在这里补！我就要……”老七的眼神里透着对自己的决绝。

第二天，餐馆里的小工告诉我，半夜她看到老七将地上的塑料布卷在身上，睡在他的地摊上。那时正是夜晚寒重的初春。

母亲说，老七是天津人，1976年时，他在哈尔滨上大学。在唐山大地震中，他全家人都死了。至于他是不是家里的老七，后来怎么成了草医，又如何流落到他乡，谁也不知道。算来他那时是30多岁的年纪，看起来却足有50岁的样貌。

从那天以后，老七患上了咳嗽的毛病，坐在餐馆里都能听到他的咳嗽声，病情一天重似一天。他一脸病相，自然再没有人找他看病，但他还是每天都出摊。

突然有一天，老七开始骂人。他一手反叉着腰，一手指向天空，大骂特骂，内容从祖宗十八代，到人体器官，无所不包，花样百出，直到骂得脖子红肿、青筋突突地跳，骂得咳嗽和说话不能同时进行，方能停止。那个年代，生活是如此慢，以至于经常有一些人专门闲坐在路边欣赏老七骂人。他们脸上露出满足、嘲笑和一些不能言传的表情，在吃饱喝足后，还对老七甩下一句：“哎，真可怜！”

老七骂累了，就歇一歇；骂饿了，就来母亲的餐馆吃上一碗面条。母亲不要他的钱，他执意要给。有时，他骂得忘记吃饭，母亲还让小工送一碗面给他。但他事后总记得将钱送还。

我依然去他的药摊前转悠，翻翻草药。他还给了我一只小海马。那时候，他和我说话时的眼神温和得一如从前，我不怕他。

但老七确实和从前不同了，人瘦了一圈，头发变得蓬乱，胡须长得异常快，没用多久，满脸的络腮胡子就将他的下半张脸淹没了。他的衣服变得油油亮亮，一只脚的大脚趾穿透布鞋在外面张望。

春天一过，老七没再来摆药摊。他只是拖着那只笨重的木箱子，车上放着一些捡来的废纸和空酒瓶，他在街上走来走去。老七也不再骂人了。他每天都经过曾经摆摊的地方，金属拖车滚轮与水泥地面摩擦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即使在那炎热的夏天，每次听得都叫人背脊发凉。他自己好像也冷得利害，穿着三件中山装，一件套一件。他的眼睛如同两只熄灭的烛火，只飘着点白烟，即使看着我也不再有一丝暖意。从那开始，我也不再靠近他了。

“老七，来吃碗面！”母亲总是这样招呼他，他有时过来，有时假装没听见。母亲偶尔会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到花台后面的小凳子上坐下吃面，这是为了不让其他顾客感到不便。

“我不饿！我没有钱！”他脏黑的脸上写满慌张。“不要你的钱！”母亲说。

过不了几天，老七总是将一堆脏脏的毛票分币放到母亲的面前。

“你现在住哪里呀？”母亲问。“那儿！”老七指指河对岸的农村，“我现在和老牛住在一起，牛睡下面，我睡上面。”原来，一个农民让老七免费住在牛棚的阁楼上，让他夜里帮着看看牛。

天变凉的时候，传来了老七的死讯。有一天，农民发现老七没出门，爬上阁楼，发现老七已经断气了。■ 草医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