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的权力之路

( 1978年6月19日，卡扎菲访问索非亚大学 )

这不是卡扎菲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执政40多年来，他历经数次暗杀、政变、骚乱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打击，挺过了美国战机的狂轰滥炸和严酷的经济制裁。他以强硬著称，但也并非不知妥协。2月21日，他的二儿子赛义夫·卡扎菲在官方电视上露面，承诺将修订新宪法，创造一个“新的利比亚”。这是一个利比亚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42年前，年轻的卡扎菲确实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国度。但这一次人们却不再相信他。

应运而生

“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将这场革命献给他。”1969年9月1日凌晨2点半，驻扎在班加西的年轻军官卡扎菲率领着大约只有70名成员的“自由军官组织”开始了挑战伊德里斯王朝的政变行动。

这时，王国的建立还不到20年。1951年建国前，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与费赞三个地区组成的利比亚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苏尔特湾与苏尔特大沙漠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分开。独立前，昔兰尼加的交往方向主要是东边的埃及以及马什里克地区。反之，的黎波里塔尼亚与西部马格里布的三个北非国家往来。费赞地区人口稀疏，其注意力主要是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以及靠近撒哈拉的非洲国家。大多数利比亚民众都认为自己是的黎波里塔尼亚人、昔兰尼加人或费赞人，而非利比亚人。“二战”结束后，流亡的伊德里斯国王回到利比亚，他告诉美国和其他盟国他只想统治昔日的领土昔兰尼加，因为合并利比亚困难而又危险。

然而，“二战”发掘了这片土地的战略价值：这里既可以近距里运送物资去欧洲，又扼守着地中海。怎样建国已经不再是利比亚人自己的事情。6年的权衡博弈之后，在联合国主导下，1951年，利比亚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宣布建立世袭的君主制政权和联邦政府，采取折中的办法认定班加西与的黎波里均为首都。

( 1973年9月7日，萨达特（前左）与卡扎菲（前右）签署建立统一国家的协议 )

王国建立前已蕴藏危机。1950年7月，联合国牵头的协商会议决定，利比亚国民大会成员应该来自3个省，各省派出20名成员。由于利比亚2/3人口居住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来自那里的代表希望国民大会席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但没有得到支持。1952年，利比亚独立时代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就以失败告终。由于选举公正性受到怀疑，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发生暴乱并向起义演化。政府镇压了暴乱，从此所有的政党或被禁止，或公开声称为反对党，脱离了政治舞台。《利比亚史》作者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总结说，从此，利比亚政治大体上成为家族、部落与宗教力量角逐的舞台，许多利比亚人得出确切的结论：一小撮家族控制并决定利比亚联合王国的命运。

但不管怎么说，利比亚独立了。从16世纪奥斯曼帝国横扫这片土地开始，利比亚人就再也没有尝过独立的滋味。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的部队沿着利比亚和埃及的边界建起了200英里的铁蒺藜墙，防止利比亚人逃跑。在纳粹统治下，每年有1.2万利比亚人被处死，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死在集中营里。很少有家庭能完整无缺地延续下来。卡扎菲的祖父死于这一时期。他所在的卡扎法部落有300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逃到乍得。

( 卡扎菲与阿拉法特（左）（摄于1981年） )

然而，联合王国再次令利比亚人失望。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和反殖民斗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尖锐冲突让阿拉伯人深感被西方背弃。就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考虑如何团结起来抵御以色列和西方的背景下，联合王国的政策却大体与英美保持一致，成为当时阿拉伯世界最传统、最保守的政府。

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无奈之举。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外部援助，特别是美英军事基地所支付的费用。从1954到1959年末，利比亚是世界上人均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虽然1955年开始的石油钻探打开了财富之门，但没有西方的帮助，利比亚根本无法开发这笔财富。其结果是，普通利比亚人一边眼睁睁看着石油被西方人拿走，一边目睹昔兰尼加地区势力强大的家族和王室成员侵吞着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 卡扎菲与蓬皮杜（右）（摄于1973年） )

60年代的利比亚文学弥漫着这种深刻的挫败感。哈利法·塔卡巴里在小说《尊严》中描写了一个利比亚工人反抗三个提出侮辱性要求的美国石油工人的故事。1967年“六月战争”前夕，作家艾哈迈德·法格赫写道：民众中日益流行着以下观点，即认为新财富应该是所有民众的共同财富。但现在这些财富却被权势集团所控制，他们与民众的渴望与抱负格格不入。利比亚工人遭受着石油公司的残酷剥削，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基地仍像往常一样忙碌。

1963年，贝因都青年卡扎菲报名加入班加西皇家军事学院。军队是像他这样出身社会底层、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雄心抱负的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最好机会。他在米苏拉塔读中学期间建立的关系网中有许多人也追随他进入军校。和当时许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收听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在埃及电台“开罗之音”中的讲话。卡扎菲意识到，由于禁止政党存在，军队是政治变迁的唯一工具。在入军校两年间，他就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并精选12名干将，组成中央委员会。

( 卡扎菲与纳赛尔（左）（摄于1969年） )

政变的到来一点也不突然。伊德里斯国王的英国顾问洛上校观察到，国王害怕军队。“我们给他搞到6辆坦克，但是他害怕军队暴动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把这些坦克锁起来。”颇为讽刺的是，据说，当时英国顾问的任务之一就是不要让军队装备得太好，这符合伦敦和伊德里斯国王的利益。他还观察到：“一些明显的变化正在发生。受过教育的利比亚人在军队里组织委员会，然后他们坐在咖啡馆的桌子旁谈论政治。他们有两个装备着萨拉丁式装甲车的装甲师，但他们一个月也不去一次，比我们一个星期去一次要少得多。”这位英国顾问甚至在1965年时就将目标锁定了卡扎菲，他注意到，1964年卡扎菲参加班加西的通讯部队时“订购了很多他们根本不需要的精密无线电设备”，“可以覆盖整个利比亚”。

“九月革命”的全过程多少显得有些荒诞。凌晨2点半，在班加西，卡扎菲带队前去占领电台。据说，行至半道，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后面的车辆在岔路口跟丢了。革命队伍绕城一周，竟没有找到电台。同时，助手米海什奔赴首都的黎波里接管军营，却把武器和子弹落在车上。城外负责接管防空部队的战友指挥的600名士兵只有1050发子弹可用。所幸，整个政变只在突袭班加西国王卫队时发生了短暂交火。“我在那天早上驾驶着一辆空坦克来到班加西大街上。”卡扎菲后来接受《现代非洲》杂志采访时说，“在警察部队营房门口，我将炮口对准营房，炮膛里空空如也。国王的士兵一看到坦克马上就投降了，只要求不要开火，放他们条生路。”凌晨6点，的黎波里的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半个小时后，卡扎菲在班加西电台宣布夺权。

( 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公司飞机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导致270人罹难 )

比兵不血刃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拒绝了伊德里斯国王及其支持者呼吁军事干预的请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戴维·纽森与大使约瑟夫·帕尔默认为，应该给卡扎菲一个机会。他们很快与卡扎菲接触，鼓励他接掌政权。英国和美国认为，要想获取在利比亚的最大利益，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外交层面承认革命政府：利比亚一些高级官员和知识阶层与纳赛尔可能有联系，一旦他们夺权，利比亚会脱离他们的掌握，和埃及结成紧密的联盟。而卡扎菲和他毫无名气的青年军官组织主要受个人野心推动，是可以加以控制的。

虽然美英在1970到1971年的外交信函中逐渐表现出对革命政府充满失望的情绪。但许多分析家还是认为，卡扎菲是在掌握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出现的恰当人物。1971年9月30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对“九月革命”两年来的评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卡扎菲近乎是利比亚“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利比亚的“不稳定秩序将有可能接踵而至”。在革命初期的几个月里，美国甚至不止一次向利比亚提供一些反对派试图推翻革命政权的情报。

( 1986年4月20日，遭受美国空袭后的利比亚的黎波里 )

蜜月

卡扎菲生于利比亚南部费赞沙漠地区一个柏柏尔人普通牧民家庭。尽管他在班加西利比亚大学攻读过历史，后来进入军事学院，并曾赴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受训，但夺取政权这一年，他只有27岁，没有任何政治治理经验。他所有的政治体验几乎都来自卡扎法的部落关系，王国时期蹩脚的现代政治体系和等级森严的军队生活。

由纳赛尔派到的黎波里的埃及情报官员法蒂·迪卜协助新政权进行了最初的管理工作。行政机构的大部分日常工作都由埃及人完成。卡扎菲领导的12人“革命指挥委员会”被新宪法确定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革命指挥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任何人不得反对。”在这个委员会里，的黎波里塔尼亚人占了上风，有5名成员，昔兰尼加人只有3名。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卡扎菲的领袖形象就是卓然的。有关其他11名成员生平的信息少得可怜。直到1970年1月，他们的名字与图片才出现在官方公报上，这已经是推翻君主政权4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新政权直到1970年12月才发布了它的一个施政纲领。确切地说，它并没有说明国家的发展方向，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驱逐外国军事基地，国家团结，取缔所有政党——所有这些措施都被小心翼翼地和伊斯兰精神相挂钩。

尽管国家前途依旧模糊，但新领导人的平民主义和革命主义论调令人耳目一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全然不同于从前的统治者：都来自中低阶层，所属的部落和家族并不显赫，每个人都有乡村生活经验，都那么年轻，几乎都有高学历。卡扎菲还举行了一系列问题研讨会。新政权自由表达意见的作风在最初阶段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许年轻的卡扎菲尚不知道如何令国家长治久安，但他显然明白如何满足人们最迫切的需要。

他给他们长期渴望的尊严。虽然事实上“九月革命”只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单方面行动，但它被描绘成利比亚人民反抗腐败的亲西方君主统治的集体功勋。政府成立特别民众法院，审判前政权官员，罪名是通敌叛国与贪污腐败。

在利比亚人眼里，卡扎菲强硬地和西方石油公司谈判，维护利比亚财产，显得无所畏惧。1970年2月28日，英国人撤离阿丹姆基地；6月11日，美国人告别惠勒斯基地。尽管基地的使用期限本已将尽，但这依旧被视为重大外交胜利。这两天成为利比亚法定假日，每年都要举行庆典纪念。1972年6月11日，在美国从惠勒斯基地撤军两周年纪念活动中，卡扎菲在演讲里评论阿拉伯人在西方国家控制下遭受的侮辱与不公待遇，言辞极其尖刻辛辣，以至于英美两国大使在庆祝会中间就悄悄离场。

在阿拉伯世界，利比亚仿佛突然从叛徒变成了领袖。1972年初，与卡扎菲会谈后，乌干达总统阿明就将几百名以色列顾问驱逐出国，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1973年，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第四次会议在班加西举行。利比亚提出，提供贷款，促进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言的传播。

美国人发现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接近卡扎菲。帕尔默大使在3年任期内仅仅见过卡扎菲3次：刚到任时、基地谈判初期和离任时。而他还是卡扎菲会见次数较多的大使。

不得不说，是时局给了卡扎菲和西方撕破脸皮的资本：1969年9月4日苏联官方就承认了革命政府，并暗示乐意提供必要援助。次年7月，第一批武器到达利比亚，此后10年，革命指挥委员会一直从苏联购入军事设备，其中双方在1974到1975年就达成了10亿美元的一揽子交易。

更重要的是，国家迎来了财富井喷的黄金时期。1961年，利比亚每天生产石油1.8万桶，1970年已经暴增到331万桶。在油价飞升的70年代，每天的石油产量都保持在200万桶左右。与此对应，国家税收从1970年的13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5亿美元升至1979年的245亿美元。人均收入从1951年的40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170美元，甚至超过当时意大利和英国的平均水平。

就像贝都因传统部落的酋长一样，在执政的40多年里，卡扎菲一直支配并乐于不断调整利比亚社会的财富分配。在“黄金10年”，他向民众慷慨解囊。政府在住房、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翻了20倍。社会上极度贫困的人员可以免费从政府那里得到住房。农民可以获得旧时代被没收的土地，以实际价格1/10的低价购买农业用具以及牲畜。在企业里，所有雇员在10人以上的企业依据法规要将1/4的利润分给工人；5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必须有两名雇员参加董事会。这些都有助于将利比亚的石油财富进行更为广泛的分配。

70年代初，政策甚至还有助于创造资本阶层。国家银行向任何申请人可提供最高达商业企业运作资金95%的贷款。一些行业被免征赋税和关税。在海滨城市萨布拉塔，革命之前有3家公司分享政府的订货，而1971年却有30家公司在竞争。的黎波里塔尼亚在革命后的头7年内便发放了4万家新杂货店的营业执照。

当然，财富的流向并非无可指摘。按照1972至1977年间利比亚的首席审计师、后来的反对派“拯救利比亚国家阵线”领袖穆罕默德·马加里埃弗的说法，最初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的黎波里的革命政权进行交易时，他们对于对方的诚实感到吃惊，那些人并没有提出索要回扣，而这种行为在伊德里斯王朝时十分疯狂。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回到老路上去了。“大部分钱花得都不是地方。毫无疑问，在1972至1975年的这段时间中，有20亿至30亿之多的美元进了相当一部分政治领导人、高级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的腰包或其在国外所开的银行账户。”在接受布伦蒂采访时，马加里埃弗背诵着一连串钱财被私吞的事实。但对于一夜暴富的利比亚人，谁又在乎这些呢？

权力改造

70年代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埃及记者提问：“总统先生……”他立刻被打断。“我不是总统，也不需要每4年经过一次选举。”卡扎菲说。

在整个70年代，卡扎菲不断地对利比亚政治体制进行调整，但从来不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调整方向。他似乎并没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观念。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他统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计划里，他始终坚信，埃及和利比亚应该合并，经过10年左右的整合期，就能形成控制亚非大陆桥咽喉的强国，担负起“将以色列赶进地中海”的历史使命。早期，他几乎每次碰见埃及总统萨达特，都要提到自己的合并理论，并真诚地相信萨达特能够接受。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兵临开罗时，卡扎菲甚至给萨达特打电话，建议他迁都到利比亚城市。1988年，他还亲自驾驶推土机推翻了利比亚和埃及的界碑，以标志两国“合并”。

在“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里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宪法，也没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和部委机构。卡扎菲的正式头衔是“人民兄长、革命导师”。外界俗称的外交部、内政部等并不存在，而是被各种“人民委员会”自治机构代替。

著有5部利比亚政治、历史专著的美国独立学者布鲁斯·圣约翰告诉本刊，从70年代末开始，利比亚形成了两条平行的权力链条。在正式治理领域，以直接选举的方式建立的各层级“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负责国家的行政管理。这条权力链在过去30多年里几乎没有变化。

卡扎菲认为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将形成“错误民主掩盖下的独裁政府”，解决办法就是推进直接民主。但他并不信任民众的决定。

为了监督规范民众行为，卡扎菲建立了另一条非正式的权力链，它由各种直接由他领导的革命机构组成。1977年，卡扎菲在全国各个部门自上而下建立革命委员会。从法塔赫大学开始，到次年末，革命委员会的松散网络已经在全国铺开，并直接渗透到人民大会、人民委员会内部。它们负责指导民众，捍卫革命，监督和推进整个利比亚的革命激情。从1979年开始，卡扎菲每年会见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一次，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协调办公室负责协调他们的活动。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界限是如此模糊，它们不久就被授权从事一些针对反革命行为的逮捕活动，并成立革命法院。法院的全体职员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而不是经过正规培训的法官，不受法律约束。革命委员会的触手甚至伸到了海外。1980年，卡扎菲声明：持不同政见者必须在6月11日以前返回利比亚，否则“随时会遭到清算”。5月21日一位富有的利比亚木材商在罗马一家旅馆的房间中遇害。钉在他尸体上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所有叛国者，无论躲到哪里都将受到追杀。这就是与人民为敌者的下场。”纸条上的署名是“利比亚驻罗马革命委员会”。在这条权力链的控制下，直选赋予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实际又回到了卡扎菲手中。

经过第一轮的财富分配，到1975年，卡扎菲对新生资本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开始感到担心。1978年9月，卡扎菲发起了人民接管企业的风潮。3个月后，大约有180家公司落入了雇员的手中。同年，他签署法令，规定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所住宅。成千上万的房客立即成为房子的主人。1980年5月，利比亚宣布，面值大于1第纳尔的所有货币都作废，给居民一周时间兑换货币。最大兑换数额为1000第纳尔，超过限制数量的所有存款均遭冻结。于是，许多人手里的钱“像盐在水中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自此期间，不少富裕阶层开始逃往国外。次年，国家接管了所有的进口、出口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职能，涉及领域从油气技术到基本食品供给。

宗教势力也让卡扎菲感到不安。他担心在君主制下曾十分强大的塞努西教团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他把自己标榜为伊斯兰教的改革家，命令神职人员完全脱离政治。1979年8月，卡扎菲下令拆毁的黎波里市中心著名的西迪哈穆达清真寺，理由是他想扩大绿色广场，以便让坦克可以参加9月1日的阅兵式。1984年10月，卡扎菲对塞努西家族位于杰格布卜的清真寺和陵墓进行攻击。过去，每年到这一教派的创始人赛义德·穆罕默德·塞努西去世的周年纪念日，这里都能吸引近50万香客。卡扎菲下令掘开赛义德·穆罕默德和他两个儿子的陵墓。他说，这3个人不是利比亚人，理应埋在利比亚之外。

比起宗教，部落似乎是个更大的麻烦。在利比亚部落文化中，人们用忠诚交换物质利益和安全，所有人无条件地服从首领。在这个系统里，卡扎菲的劣势明显：他的卡扎法部落在利比亚140多个部落中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布鲁斯·圣约翰告诉记者，由于担心部落领袖反对他的激进改革，在执政之初，卡扎菲决意铲除部落系统。1970年6月，新政权建立地方管理机构，以行政官员取代部落首领，而且重新划分行政边界割裂原有的部族边界。但新的领导人根本无法获得认可。

1973年秋天，利比亚大学和扎维亚技术学院的49名学生对扎维亚地区7个村庄10%的人口进行了随机访问。在这次调查中，所有受访者都认为领袖应该是部落里的权威人士，他们同时也来自部落里最富有的最有权势的大家族。如果这些领袖去世，他们的长子应该继承权力和财产。所有被访者也都嘲笑政府关于个人脱离部落关系的号召。

卡扎菲很快意识到，消灭部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好在卡扎法部落虽小，却和第一大部落瓦法拉有血缘联系，而自由军官组织也提供了政治联盟的机会：瓦法拉和费赞地区有影响力的大部落马卡哈在该组织中都有成员。这些人很快占据了各类权力机构的重要职位，部落政治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为强大了。

危机四伏

“大群男女呼喊着、大声笑着、齐声吟诵着。女孩子们想挤进大厅的宅门，推推搡搡，不时发出尖叫声。大厅内传出另外3000名少年有节奏的喊声。在西方，大概只有像米克·贾格尔这样的摇滚乐歌星才能吸引这么多人。”1986年2月，英国记者戴维·布伦蒂和安德罗·莱西特在利比亚目睹了一场卡扎菲会见民众的活动。

那时，在的黎波里，“卡扎菲的画像到处可见。他面带微笑的画像出现在政府的印花上，在学校里注视着学童的脸蛋和他们的书包。一位和卡扎菲一块饮茶的来访者还记得，当她低头看到茶杯底部映出的上校的笑脸时，她是如何吃惊”。“的黎波里的大街上甚至旅馆的电梯和公用活动间内都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宣传，各种政治会议召开的消息通过扩音器广播开来。卡扎菲的话被张贴在机场休息室的墙壁上、各建筑物和街道上；还被印在邮票上，圆珠笔的一侧也被刻上选自《绿皮书》的口号。在利比亚电视台播放的通俗音乐的录像带，还把这位领袖的思想融会到迪斯科节奏中，由年轻的通俗乐歌手演唱出来。其中一首称为‘世界第三理论’。”卡扎菲说，他讨厌个人崇拜，劝诫人们停止此类活动，可是，“他们坚持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集会上，的黎波里妇女军事学院的女孩子们表演了优美的军事芭蕾舞，将刺刀刺向假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青年人“跳到座位上，挥舞着拳头，以革命的狂热情绪高叫：‘为卡扎菲而死！’‘美国该死、该死、该死。’”一小时后，卡扎菲走上前台，“以一个宗教领袖的姿态握住他们的手”。

两位英国记者发现，现实并不如看到的那样完美。集会可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在的黎波里一次由外国工人参加的‘自发的示威游行’中，参加游行的巴基斯坦人每人可得到50英镑的丰厚津贴。他们不会说阿拉伯语，根本弄不明白自己在喊些什么。”利比亚人亲眼见到领袖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据说，“在掌权伊始，卡扎菲时常驾驶着一辆破旧的大众汽车绕城转一转；他和妻子也常到当地的超级市场去购物。但经过几次未遂的暗杀和几次破产的政变后，他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了：在他离开阿齐齐亚兵营时，两辆武装护送车会向相反的方向开出。其中一辆是诈车。在他乘坐飞机时同样如此”。

的黎波里的街头景象昭示着：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半数以上的商店关门闭户，开业的商店也几乎无货可卖……星期三早上，100个人的长队涌入103号超级市场。在一楼出售食物的地方，一排排的冰箱放在那里，除了一些破碎的黄油块以外，全部冰箱几乎空空如也。”

从1986年初开始，石油价格从每桶30美元暴跌到10美元。利比亚的石油总收入从一年220亿美元减少至100亿美元，接着又跌到80亿美元以下。赤字达到20亿美元。而一些钱不得不花：战争的紧迫感令利比亚不断花费巨资从苏联等国家购入武器，诸如开凿人工河等宏伟工程又因为意义重大不能停止。国家只能在其他方面采取紧缩措施。

政治上，10年统治积攒的不满情绪开始发酵。革命制造了大量流亡的政敌，包括被剥夺权力的君主制精英、被卡扎菲抛弃的革命追随者、权力遭到严格限制的宗教领袖，以及反对激进改革的普通民众。1981年，他们在国外成立了反政府团体“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它正是今天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的主要构成者。

1984年5月，与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有联系的一个组织企图袭击卡扎菲住所，计划被挫败。1985年春，又发生了两次暗杀未遂的阴谋。1986年，利比亚当局宣布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有26人被捕。真主党的7个成员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谋杀革命委员会成员，理由是他们阻止私人贸易活动。次年，真主党与伊斯兰圣战组织的9名成员被公开处以极刑，理由是参与两次暗杀行动，包括暗杀苏联在利比亚的军人。其中6人为普通民众，在班加西公开处以绞刑；其余3人是士兵，在兵营被执行死刑。

但卡扎菲在美国1986年的空袭中幸存了下来。布鲁斯·圣约翰认为，美国本来想通过军事打击破坏利比亚政府的稳定，但却产生了反作用：空袭引发了国内对卡扎菲的同情，而国际社会的示威游行与抗议浪潮比国内的规模和强度都更大。而且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美国通过秘密渠道一直向伊朗出售军火的丑闻被曝光，它直接损害了里根政府的名誉和政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质问：“我们给伊朗运送武器，而我们又向卡扎菲投炸弹。我们的政策究竟是要做什么？”

美国对卡扎菲的打击从军事高压转向严酷的经济制裁。在80年代末，班加西、的黎波里等地陆续有民众公开谴责国家恶化的经济形势、毕业生就业难，以及卡扎菲对宗教领导人与机构的攻击。雪上加霜的是，卷入乍得内战第七个年头的利比亚军队在1987年初遭遇致命一击，成千上万人死于此役。政府强征青年入伍的政策饱受批评。

面对政治异见问题，1988年，卡扎菲高姿态地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利比亚的电视台直播了他驾驶推土机撞破关押政治犯的弗纳杰监狱，并声称利比亚监狱没有政治犯的镜头。几天后，卡扎菲到移民办公室，宣布撕毁由于政治原因禁止离开利比亚的人员名单。

但这种自由化显然非常有限。1989年，原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特稿社副社长李竹润赴利比亚报道“绿色革命”20周年。下了飞机，他立刻被接到从希腊租来的一艘豪华游轮里。这里提供24小时的自助餐，全是戴着领结的意大利服务员，所有的记者都住在上面。可是，“上船之后舷梯就被撤掉了，而且船上没有任何通讯信号，就这样被关了3天禁闭”。“9月1日庆典前一天，大巴来接记者去会场。我偷偷溜出来，但还是有两个彪形大汉跟着，说是要保护我的安全，其实是不让我跟利比亚人有任何接触。我想要和老百姓说话，就立刻会被拦开。只要我提到了卡扎菲的名字，一个人就会提醒我要称呼他上校。在绿色广场上，我掏出相机想要拍照，旁边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便衣特务，说‘不许拍’。大街上的喇叭里整天播的都是口号，‘把犹太复国主义者赶到海里去’、‘美国的里根是疯狗’。打开电视，出来的是一个绿色的太阳放着光芒。”

经济上，1988年，卡扎菲呼吁政府停止控制贸易活动，废除国家对进出口的垄断。就在利比亚解除对零售业的强制令后，城市的市场与露天剧场重新开放。石油部门和重工业部门虽不使用新的私有化措施，但开始提倡改进管理方式，提高效率。

另一些措施则是出于权力安全的需要。在“九月革命”19周年纪念日上，卡扎菲宣布废除国家正规军与警察，取而代之以新成立的民兵组织。1991到1992年，卡扎菲又建议全国分为1500个自治公社。每个公社都拥有行政、立法和预算权力。一些观察家认为，卡扎菲的想法实际很简单，就是为了再一次将军队和国家机构碎片化，减少未来政变的可能性。

在四伏的危机中，“忠诚成为他建立国家的重中之重”。利比亚学者穆斯塔法·费图利告诉本刊。卡扎菲本能地在部落政治上走向极端。“在执政10年以后，卡扎菲政权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政治反对派，他走回到了依靠血缘、部族关系的老路上。”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中心利比亚问题专家汉斯彼德·马特斯指出，“他任命自己信任的侄子负责他的个人安全，任命兄弟和侄子们担任敏感外交事务的特使，并领导情报机构。另一名侄子成为中部地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官，这里控制着石油和锡德拉湾要塞。他似乎日益感到只能依赖自己的部落成员。”但这却埋下了隐患。

末路

布鲁斯·圣约翰认为，卡扎菲从不缺乏挑战者，但他在执政后以超凡魅力的领导地位和分配型经济政策使政权赢得了相对较高的支持率；同时，他在武装部队、人民委员会体系以及革命委员会三个机构之间玩弄平衡，构成了支持政权的核心力量。这些相互独立平行但又相互关联的机构，以及与部族联盟千丝万缕的联系，主导了利比亚的政治系统。

在这个系统内，卡扎菲无疑是手段高超的弄权者。除了不断改组军队，多年来，卡扎菲频繁地调换部长。据估计，利比亚在1969至1999年有112名内阁部长，这一数目并不大，但他们在位时间仅一两年。官员任期与权力地位完全依赖于卡扎菲的喜怒哀乐与突发奇想。这是卡扎菲防止其他政治人物构建权力基础、去除潜在的政治竞争者的最好方式。利比亚不承认国内存在精英阶层，也并不提供关于他们的任何信息。在利比亚的新闻报道里，政治系统职位的任职者通常不被提到姓名，除非是他们首次被任命时。唯一的例外是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们的儿子。于是，多年来，利比亚国内政治环境中都没有出现过引领重大变革的人物。

1993年，卡扎菲又开始着手整合部落力量。他像部落联盟酋长一般建立了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系统，委员会成员涵盖所有部落和大家族领袖，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圣约翰告诉记者，这不但是利比亚官方首次承认部落的政治角色，也是利比亚历史上第一次将140个部落组织进入一个准国家结构中。表面上这是一次分权行为，委员会可以在学生津贴、住房补助等问题上有一定权力。但交换的条件是：如果任何部落成员反对政权，该部落领袖必须责罚他们。如果部落领袖没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卡扎菲将对整个部落做出集体责罚。根据1994到2006年的统计，在这段时间内，担任该组织领导者的人员只有2位是平民，11位有军方背景，只有2名来自东部地区，8名来自西部。虽然与部长类似，这个组织的协调官员理论上6个月就要轮换一次。但来自卡扎法部落的赛义夫·阿尔丹在1995到1996年期间任职，又从2004年开始连续任职数年。

原本只有几万人，传统上属于边缘人群的卡扎法部落得益于卡扎菲的极力扶持，已经发展成利比亚的第三大部落。到了90年代，卡扎菲的精英兵力、贴身卫队均由卡扎法部落的人员组成。1993年，曾经与卡扎菲分享权力的第一大部落瓦法拉的人员在军中发动政变，导火线是卡扎法部落成员垄断资源最丰富的空军。政变失败，8名瓦法拉部族军官被处决。直到1997年，卡扎菲还逼迫该部落自行处决了一些与该政变相关的成员。

在瓦法拉部落和塞努西教派的大本营昔兰尼加，不满的情绪已经酝酿多年。昔兰尼加人开始怀疑卡扎菲耗资巨大但成果有限的大人工河工程的目的是偷取昔兰尼加的地下水，就像他一直在偷取石油一样。《战火之外》一书的作者吕可丁2009年在利比亚中资公司工作，她还记得：“的黎波里建筑比班加西新很多，班加西很多地方都是残破的，城中心有个医院，非常大，我待了一年，医院一直都没有建好。本地人说，这个医院80年代就开始建了，到现在都没好。卡扎菲很多精力都没有放在班加西。他在班加西有个官邸，但是从来没有来过。”

从前人们抱怨政权，但逐渐，怨恨的目标直接对准了卡扎菲家族。1996年7月，一场足球比赛变成一场对卡扎菲的史无前例的公开批评，并发展成政治示威游行。骚乱的导火索仅是因为卡扎菲的某个儿子资助了比赛中的一支球队，这一联系使人们怀疑裁判员有偏袒行为。足球迷随即举行抗议，闯入球场袭击裁判员，负责维护安全秩序的军官向人群开火，约50人死于非命。

在国外，流亡反对派的力量逐步走向联合。2005年6月，利比亚政治反对派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大会，最后发表《全国共识宣言》，要求回归宪政合法性，成立过渡政府，起诉卡扎菲政权中那些犯有非人道主义罪行的政府成员，呼吁卡扎菲引咎辞职。

2000年以后，国内外局势的恶化再次迫使卡扎菲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政府官员开始常用“透明度”与“合作关系”这些过去都很陌生的词语。2003年，卡扎菲向总人民大会发表演讲，他甚至宣布利比亚国营部门失败了，呼吁石油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都展开私有化改革。这一年，他任命了支持私有化的贾尼姆担任总理，宣布361家国营部门计划在2004年或者私有化或者清算下马。

但是，两年后贾尼姆就被替换，他任总理时高调推动的私有化项目进展缓慢。卡扎菲本人对于如何让经济跟上全球化的步伐也没有明确的想法。就在内阁重组前夕，他发表了一系列自相矛盾、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先是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后来又说想遏制外国人在经济中的作用，确保利比亚财富留在国内，利比亚人要自力更生。随后他甚至逮捕了许多商人，理由是他们垄断了商业。

一个现实的考虑是，在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中政府削减津贴、解除进口关税等措施难以被习惯了财富分配的利比亚人接受。2004年11月，利比亚政府决定取消50亿美元的电力、燃料和基本食品津贴。2005年，利比亚政府将油价提高了30%，将居民的消费用电价格涨了一倍。公众批评自由化政策，甚至引发示威。在普通利比亚人遭遇改革阵痛的同时，经济自由化改革并没有触及社会上层的利益：对于国家石油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受保护和有特权的国家机构，以及和军方有密切关系的企业来说，改革促进了他们财富的增长，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贷款，从事对外贸易活动，使用外汇。

终于，班加西人率先走向了街头。在过去42年里，卡扎菲以碎片化为目标的权力和财富重组确保了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但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当一切财富和权力都成功地集中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所有人都有了抛弃他的理由。■（文 / 徐菁菁 张冉） 权力美国革命美国政治中东局势石油美元革命委员会利比亚战争卡扎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