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的跨国追捕：中俄列车大劫案

( 北京铁路公安局原局长程亚力 )

秘密抓捕

即便两鬓斑白，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程亚力举手投足间依旧难掩当了一辈子刑警的职业习惯。向本刊记者回忆起1993年6月8日的晚餐，他的语气里还有一丝前途未知的悲壮。“我们开完会，就在食堂里吃了晚饭。局长开了最好的酒——一瓶五粮液，让我们要完成任务，也要6个人去，6个人回。我们喝干了碗里的酒，还把碗摔在了地上。”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局刑侦处长的程亚力说，晚餐后，行动小组给了一个半小时回家拿东西和交代家事。“我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了，我就在他学习的小黑板留言，说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让他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我不能告诉媳妇我去干什么，就含糊地说我去莫斯科谈判。”

因为是境外的秘密抓捕，所以增加了行动小组的难度和危险性。“即使在抓捕搏斗中被俄罗斯警察误以打架抓住，我们也不能暴露身份，事先套好的说辞是他们欠了钱，我们是讨账的。”程亚力说，而且，行动组出国不能带枪、手铐等警械，面对持枪的亡命之徒，只准备了擀面杖和弹簧锁作为防身工具。“这都是仔细考虑过的，我们对外的身份是倒爷，拿着擀面杖可以说是我们北方人出国也要吃饺子，弹簧锁是用来锁货的。”

6月9日清晨，行动组登上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一个任务是保证这趟车的安全，一个任务是沿途搜集情报。“抢劫主犯之一牛顿的傍家儿珍珍等几个人当时就在车上准备抢劫，我们不便出面，就让列车员放出风去说车上有到华沙开会的领导，让他们老实点。然后我们到珍珍的包厢里跟他们聊天，算是交朋友。”

程亚力说，到了莫斯科，珍珍偶尔也来找程亚力诉苦，想离开牛顿，因为牛顿对她不好，喝酒后总打她。一来二去，珍珍透露消息，牛顿让她勾引一个叫老于的商人，然后寻找抢劫机会。行动小组刚到莫斯科不熟悉情况，直接抓捕牛顿有风险，所以他们一方面把老于请到使馆，让他做线人与珍珍周旋。一方面与俄罗斯的黑道打交道，利用黑道网络布置抓牛顿。“那个黑道老大姓李，有中国血统，我请他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吃饭，他不来，说从来不在城里吃饭，我就明白了人家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后来他选了一个地方，什么黑鱼子酱、红鱼子酱这些俄罗斯上流社会吃的东西我都点上，花了12万卢布。”“我们就制订了计划，从珍珍那里套出了抢劫的时间地点，再通过黑道，间接把有人抢劫的消息透露给莫斯科警方。”程亚力告诉本刊记者，结果，一切都按计划实现了。珍珍正跟着牛顿抢劫，李找来的莫斯科第73民警分局的警察冲了进去，抓了现行，后来按照正常程序引渡给中国警方。

不是每一次抓捕都有这样巧妙的机会，让公安部的一号通缉犯、抢劫主犯之一苗炳林归案就是6人行动小组亲自执行任务。“苗炳林和同伙霍跃武、张宝胜听到中国警察来莫斯科抓他们的风声，躲到基辅很长时间。1993年8月30日半夜，我正在睡觉，听见有人打窗子，起来一看，是一个外号叫‘老长江’的线人翻过使馆的墙来找我。”程亚力说，老长江来通报，苗炳林一伙以为风头已过，刚从基辅回莫斯科。“我让他把苗炳林稳住，先别着急吃饭，先让他们洗澡，凌晨4点左右再吃饭，吃饭的时候要高兴点儿，让他们喝酒，喝到6点睡觉。苗炳林和张宝胜放在一个屋，霍跃武单独放一个屋，我7点来抓人。”程亚力说，他当刑警一辈子，以不动枪抓到人为最高标准，出来时答应过要6个人全都带回去，抓捕方案就要细心安排保证安全。“老长江的住所事先我们已经踩好点儿了，我让他把厨房的灯打开，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一切正常就开着灯摆着花，如果里面有变化，就开着灯把花拿走。”

天没亮，抓捕小组就到了楼下。“莫斯科的防范意识特别好，社区里永远有一辆警车、一辆救护车24小时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就趴在马路边的草丛里等时间，那时候天气正热，蚊子咬得不行，可是我们也不敢动。”7点钟，按原计划，一个人在门口打策应，一个人在楼上观察环境，程亚力带着另外3个人进屋抓人。“我冲进去的时候，苗炳林和张宝胜在睡觉，能把门板打穿的鲨鱼枪就放在枕头边。我摁住苗炳林问：‘你跟我回国也是死，不跟我走也是死，你跟不跟我走？’”程亚力说，苗炳林想了一下，同意跟他回国，但有一个要求，能看一眼老婆孩子。抓捕霍跃武出了点小意外，抓捕人员冲进房间时里面是空的，拉肚子的霍跃武听到动静拎着棍子从厕所里出来，被门口策应的警官从背后抱住，3个警官合力才把他制服。

( 公安部经侦局原局长胡安福 )

“我们不敢把抓到的人带回使馆，怕引起外交事件。所以提前租了一间房，把这3个人塞住嘴，推上车带到了租的房子里。”程亚力说。

列车劫案

K3\4次国际列车连接着北京、乌兰巴托和莫斯科，车程13个昼夜，1960年开始运行。在俄罗斯经商多年的姚一告诉本刊记者，这条铁路线是华约组织的，这趟车类似“欧洲之星”属于豪华专列。苏联解体前，乘坐这趟火车除了需要护照，还需要单位开的介绍信。90年代初，俄罗斯对生活物资的大量需求让中国人找到了商机，在秀水街练摊的北京人、有商业头脑的浙江人和福建人都走上了这条淘金路。“当时还没有发货渠道，只能通过火车自己带货过去。走一次打火机可以带几十万个，三四十件的皮夹克的包裹可以带上一二百包。”于是，原来列车员比乘客多的神秘列车变成了流动的货摊。姚一说，那时，火车一进入俄罗斯境内，只要一停车，国际倒爷们就站在车窗口卖货，经常是车还没到莫斯科，货就卖完了。

“按照当时规定，办因私护照需要目的地国的个人或组织发邀请函，然后送使馆对发出邀请者进行身份确认，但在认证环节上并不严格，300～500美元就可以让人获得护照。”姚一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去俄罗斯的人员越来越复杂，“莫斯科基本上是北京帮的天下，北京人控制着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几乎所有的经营活动。福建帮派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偷渡，一个偷渡客的价码在3万美元左右。东北人则是给北京人当马仔”。

“当时背货的人和偷渡的人身上都带有大量美元，一些人就动起了抢劫的心思。”程亚力告诉本刊记者，按照规定，中国乘警在二连浩特出境的时候就要下车，俄罗斯的法律是列车上没有警察，出事情再找经过地的警察上车处理，这就给抢劫者留下了空间。而且，按照俄罗斯的法律只能拘留4小时，如果没有受害人的证据就必须放人。中国商人被抢后当面对质因为害怕报复，经常不敢承认。久而久之，俄罗斯警察就不太愿意管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人就以为中国警察管不着，俄罗斯警察不想管，抢劫起来就毫无顾忌，无法无天。”

“1992年开始是在车上偷东西，到了1993年初就变成了抢。那年春节前后，先是牛顿一伙四五个人在K3\4车上搞抢劫，抢到3月份，北京的朱兴金、赵金华两人看见牛顿一伙抢了不少钱，还没人追究，也拉了十几个人效仿。”胡安福告诉本刊记者。

“他们有分工，一组人负责选目标，有的是在买票时就盯上了，有的是上车后串包房聊天或者利用一些熟悉的倒爷，摸出哪个包房的人有钱，然后连续作案。他们抢劫的重点是南方的倒爷和蛇头，但是对不认识的北京人或其他有钱人也不放过。列车一进入俄罗斯境内，抢劫组就上了车，一般是三四个人突然闯入包房，关起门来作案，门外有人放哨，有时候也把抢劫目标叫到自己的包房来抢。”胡安福告诉本刊记者，这群人为了抢钱不择手段，他们随身带着刀、电击器、嘎斯枪、手枪。进入包房后，先用凶器顶住抢劫目标，有的把刀插进人嘴里，然后要钱和护照，不给就打，再不给就翻，翻不着就将衣服扒光从内衣里找，无论男女都不能幸免。抢劫后还扣下护照或者要杀人来威胁受害人不许报案。“他们猖狂到强奸妇女后，还给受害人看护照，叫嚣他叫什么名字，表示自己没有顾忌。”胡安福说。车上的团伙增多，为了抢到更多的钱，牛顿一伙人还分出了一个组提前到蒙古境内上车先抢。

1993年5月26日，K3\4次国际列车再次从北京上路，刚从二连浩特出境进入蒙古境内，一个叫小军的抢劫犯就招呼着6个人分成两组，拿着嘎斯枪、匕首和手铐开始抢劫，从扎门乌德一直抢到乌兰巴托，抢了十几个小时，一共抢了2600多美元，2000多人民币，金戒指4枚。一位中年妇女不但藏在蛋糕和糖中的美元和金戒指被抢，还遭到强奸。小军这伙人从乌兰巴托下车后，车到伊兰站，抢劫主犯朱兴金和赵金华带着另一伙人上了车，他们在3号包房里把十几个人分成3组，分头行动。朱兴金和马继强拎着电警棍强迫两名浙江女旅客脱光衣服，在内衣中搜走了250美元和护照。赵金华带着王琪手提长刀让另一个包房的三男一女脱光衣服抢走全部美元。5月31日，列车进入俄罗斯境内，牛顿一伙又上了车。不同团伙间虽然互不干涉，但是都加快了抢劫有钱包房的步伐。朱兴金在抢劫一个福建包房时遭到反击被啤酒瓶子砸得满脸流血，赶了出来。赵金华就带着十几个人围着福建包房要砸门报复。车快到沙利亚站时放慢速度，包厢里的人跳车逃命。赵金华发现后，拉下紧急制动阀，下车追杀，跳车的4人被匕首刺伤和棍子打昏，被当地人报警并送进了医院。第二天，已经逃回莫斯科的朱兴金、赵金华、马继强、王琪等人被俄罗斯警方抓获。

“被抢的人既没有护照也没有钱，只能到大使馆寻求帮助。使馆把情况反映回北京，我们公安部和铁道部公安局就成立了中俄列车劫案专案组。”胡安福说。6月9日，程亚力所在的随车秘密行动小组出发，10日，胡安福带着赴俄破案小组坐飞机抵达莫斯科，审讯朱兴金、赵金华团伙并且与俄罗斯方面商量协助缉捕和引渡。胡安福说：“他们这些人以为语言不通，俄方审讯的时候什么都不说。我们去了后，一组走访受害人搜集证据，一组审问。他们看是国内的侦查人员，又证据确凿，才开始交代。”

追捕从未停止

程亚力告诉本刊记者，秘密抓捕小组押着苗炳林、张宝胜、霍跃武在出租房里待了一夜，8月31日一早乘K4次国际列车回北京。为了不引起注目，3个犯罪嫌疑人不能戴手铐，也不能限制说话，如何顺利让他们回国归案，小组费了不少心思。“我托人从北京带来6箱啤酒，然后打电话给本来就认识的莫斯科警察，说是送给他们的礼物，但是让他们来站台上取。和莫斯科朋友合影的时候，我让人拉开了车窗帘，苗炳林他们都看到，暗示他们这是一个官方的行为。”程亚力说，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提前做通了苗炳林媳妇的工作，让她往俄罗斯发了一封信，说苗炳林有精神病，拜托哥儿几个给带回去。如果苗炳林大喊大闹，小组就把这封信拿出来。“这快过关前，刚好是苗炳林的生日。他问我这是不是他最后一个生日，我想大概是吧。”程亚力说他请列车员做了4个凉菜，抓捕小组和苗炳林的两个同伙一起给他过生日。“我们都喝了点酒，在他们3人的酒杯里各放了半片安定，让他们能安静地过关。”

在引渡苗炳林之前，除了被俄罗斯警方抓获归案的牛顿团伙主犯、朱兴金团伙主犯之外，专案组中的堵卡组在二连浩特口岸抓获了逃窜入境的秦晓彤（化名）等4人。胡安福说，境内的抓捕同时进行。四团伙主犯之一的黄亚军在北京听到抓捕风声，已经买好逃往山西的车票。临行前在白塔寺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跟同伙吃告别宴，北京公安局的刑警得到消息当场抓获了他和董振江。“黄亚军是赵金华的侄子，长得很壮，身上文着女人头和鹰。他1983年因为流氓罪被判过7年，出狱后在北京做服装生意。1991年以留学的名义申请护照到俄罗斯。他抢劫的时候不用枪，拎着大片刀，即便碰上认识的人也照抢不误。他参与了抢劫、强奸绑架一共十几起，交代得倒是挺痛快，说是少交代一起，枪子也不会打肩膀上。”北京铁路公安局艾安军处长告诉本刊记者。

“从1993年6月专案组成立到1994年7月30日，一共抓了102人。1994年在北京铁路局中级法院开庭，第一批有62人被判刑，其中死刑22人，死缓2人，无期徒刑7人。”胡安福告诉记者，“许多抢劫犯用的都是外号，我们花了大量工作查清楚他们的真名，整理出他们的照片、指纹、体貌特征、犯罪事实和商业号码。”

18年来追捕从未停止，2006年，北京警方在一家商场的门口抓捕了从俄罗斯潜回北京的牛顿团伙成员曹宏（化名）。2007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在虹口一处高档住宅抓到了当年从莫斯科出逃、足迹遍布五大洲做生意的张闻敏。2011年6月下旬，桂林公安局刑警支队对比通缉令抓获已经能讲流利的桂林话，并且在当地买房扎根的苗炳林团伙成员贾小明。今年7月22日，已经改名为李勇的苗炳林团伙成员宗立勇从首都机场出境去澳门。不知是何缘故，他在出境卡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名“宗立勇”，因护照和出境卡名字不符，被边检盘查，抓获。

宗立勇通缉令的照片上还是西装革履的小伙子，被捕归案时已经是满脸沧桑、人过中年。宗立勇的家是王府井教堂对面一间临街的屋子，在他被通缉的10年后那里变成了一家卖工艺品的商铺，本刊记者此次探访时，整个平房片区已经拆迁，故人不知去向，连派出所的片警也换过了几轮，并不清楚他当年的情况。“逃了18年，当年判无期的那些人可能都快出来了。”程亚力感叹。当年远赴俄罗斯抓捕他们的程亚力眼下刚从北京铁路局公安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整个刑警生涯，这是他办过的数一数二的大案，不但许多抓捕细节记忆犹新，接触过的案犯身世和特点也都记在心里。“许多案犯原来就在火车站前搞黑出租、黑托运的人，我看着都脸熟。女主犯赵金华有点特殊，她原是一个厂的工会干部，后来辞职在西单经商，据说很讲义气。到俄罗斯黑道上的人都喊她二姐，地位就这样被托了起来。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她不这样做也没办法生存。她被抓的时候，上面有一个老母亲，下面还有两个孩子。我就跟她的傍家儿老杨谈，他的罪轻，让他出狱后要负责起赵金华的母亲和孩子。”程亚力不愿意给我们提供已经出狱的人的线索，他觉得，已经受过法律的制裁就应该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往事不要再提。但是，通缉没有时限，还没有归案的劫犯全球通缉令将伴随他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北京铁路公安局艾安军处长对此文提供了大力帮助，特此感谢。本刊实习记者张冉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