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红会运行：商业利益与慈善信用的双输

( 3月10日，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发生5.8级地震。12日，受灾村民领取到红十字会提供的救灾物资 )

红十字信任危机

7月3日，曾经对媒体记者说“我的确不知郭美美是何方神圣”的中红博爱CEO翁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改口说，郭美美是自己的朋友王军新结识的女友。其在微博上展示的豪车和名包，来自于王军做房地产生意所得的馈赠，而且“包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郭美美“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由来，或许源于王军的私下戏言。实际上，王军是新入股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深圳物华公司的股东。在中红博爱的投资中，深圳物华出资1000万元，王军出资仅占其中的1/10，并无任命总经理的资格。

中红博爱所主营的业务，则是一个由名不见经传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简称商红会）以红十字总会的名义主办的慈善商业项目：博爱小站。由于投资量的巨大以及商业模式的盈利前景并不明朗，项目的企业合作方已经几经倒手。当2011年6月，郭美美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要学着做总经理”的时候，深圳物华刚刚作为最新的企业方，入股中红博爱公司。

看起来，这起沸沸扬扬的“慈善黑幕”，最终以八卦闹剧收场。但这则慈善商业化大潮中的一个花边新闻，所激起的公众情绪，以及牵扯出众多的慈善组织、官员、企业，让博爱小站项目的发起和策划人——商红会副会长王树民对本刊记者感叹：“这次算是体会到什么叫蝴蝶效应了。”

在所有“郭美美事件”的波及对象中，红十字总会应该是最引人注目的。在事件中，它首当其冲成为网友的攻击对象，并无法自证清白。这个在国内拥有第二大慈善网络和第一大募款总额的超大型慈善组织，再次显示出了其信用的脆弱，也显示了在中国国情下，“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的尴尬生存现状。

(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 )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1000多个公募基金会，2000多个红十字会，5000多个慈善会，背后都是有政府背景。目前全国仅有两三家没有政府背景，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政府背景的公募机构，吸纳了全国90%以上的慈善资金。这么多的钱拿去，往哪里流，这是很重要的。但有一个是非常确定的，绝大部分善款流不到民间。这个资金往下走的时候，都有一个行政的系统。“譬如说，慈善总会有民政系统吧，它募集的善款就就通过民政系统往下流。从中央到县，每一级政府都有一个红十字会，所以说，中国红十字会的善款使用，腿一直长在政府内部。”但红十字会是一个以公众信任为基础的慈善组织。“一个组织总想通过自己活动或者项目来扩大影响，来体现组织存在价值。如果组织不开展活动，不做宣传，组织价值就体现不出来。”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本刊记者说。

红十字会品牌强大和项目短缺的矛盾，在临近2000年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当时国家申奥，就像对一个上市企业有企业责任的要求，对国家也有社会责任等软实力的要求。红十字因为是国际通用的慈善品牌，一张漂亮的慈善报表就显得非常重要。”一位曾参与慈善商业化试水的企业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 2008年6月6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援建的彭州市27所中小学过渡性校舍交付使用，2.3万多名灾区学生全部返校复课 )

因此，在2000年，当一个叫王树民的“策划专家”，为实现自己在大中型零售企业安装“顾客紧急救护系统”的项目，而申请成立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时，这个以公共场所的紧急救护为主要内容的项目，得到了红十字会的批准。徐永光对此的分析是：“商业系统和政府系统是两个系统啊。在商业系统内设一个红十字会等于在商业系统长出一条腿来，红十字会对企业的影响就更加直接，可以通过企业筹款，然后用于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项目。”

当然，依照中国社会组织的惯例，商红会必须找到一个挂靠单位。2000年，工商联合会与红十字会共同成立了商红会。工商联合会负责商红会的人、财、物，属于直接的上级主管部门，而红十字会只属于业务指导部门。这种属地管理与业务指导杂糅的方式，为商红会日后活动的监管以及问责，埋下了隐患。

( 原天略集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文化事业部总监孙然 )

“点子大王”

虽然一再对本刊记者强调“自己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也不控制商红会的人、财、物。只是在今年3月，才接到商红会的副会长聘任书，在此之前，自己一直是担任商红会顾问”，但王树民无疑是商红会的核心人物——不仅因为他的一个项目创意促成了商红会的诞生，而且在2006年前，他一直是商红会的金主。获准成立的商红会，却并没有获得法人资格。在中国的行政体制里，这有点类似于获得了准生证，但是却不准上户口。它也因此没有一切政府对慈善社团的福利——人员工资、活动经费、房租、电话费……王树民告诉本刊记者：“甚至商红会刻公章的钱都是自己给的。在2006年前，我自己的王鼎公司一直负担它的所有经费，给它输血。”

王树民生于上世纪50年代，求学期间遭遇“文革”，因此他说自己学历不高，但有超强的自学能力，“曾经是黑龙江省自学成才模范”。虽然在“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公众质疑中，有非常多的线索表明他名下的王鼎公司与他担任副会长的商红会之间，有诸多关联项目，但王树民说自己并未因此得到多少实际的回报。“我和老伴还租住在通州一个一居室的房子里。”他穿着打扮简单，语调高亢，手势夸张，采访中经常使用铿锵有力的“你回答我”“我问你”的语气说话。

采访中，王树民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几重身份。首先是书法爱好者和诗人。“1990年我的字卖给日本人卖出30万元人民币”。他说自己拿出一部分成立过当代诗人出版基金会。在保留的一本很厚的众人诗歌合集里，有他以“王鼎”为笔名的专辑，其中一首“致s”，他说是反映自己人生观的：“愚蠢的人把法则当做枷锁，智者把它视为路标，被捆绑而不觉才是人的悲哀，清醒的知道自己的人才有可能成功。”

在来北京之前，王树民曾经在文化馆工作，后进入一家国营大厂做销售。1985年左右他创办了“中国推销员函授学院”，目前还有一些老旧的自编教材，存在于市面上，以翻版六七十年代美国营销员卡耐基的书为主要内容。在商红会办公室沙发扶手上，还能看到两本纸已泛黄的薄书册。这是他撰写的《推销员的自我开发》和《广告学》的教材。王树民说自己当时经常去图书进出口公司，通过一个专管订购高价港台版图书的渠道——“主动进货科”，在大陆还没有上市之前，就买到了那个时代的热门读物。这使王树民一直有很高的自信，觉得自己有“超前的智慧”。通过对引进书籍的超前阅读，王树民完成从一个诗人到学者式商人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标志是他于1988年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致力于创办中国市场营销学会。

在北京的日子，一开始是以讲课维生，据他本人说“一堂课三五万”，“揣兜里就走”。但王树民的理想显然并不止于这么简单的传道授业。“90年代初有个‘点子大王’何阳，因为写书红起来，可是我不想写，我要把这些点子留着卖钱。”王树民对本刊记者说。他一直非常注意积累老干部资源。采访中，王树民向我们展示一个极老旧的名片夹，放在最前面的是几位当时领导的名片。公开资料里，他工作过的“中国管理科学系统研究院”，也是1986年时由一些老干部组成的，学马列、学科技、学经济、学管理热潮中的一个单位。一开始是中国科协组织的一个全国宣讲团，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欧美的商业系统知识为引导，后来演变成学习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思想的研究单位。虽然这些研究单位已成过眼云烟，但这些干部资源，在今天仍然成为他所创立的慈善商业模式中的重要一角。比如在铁路吸烟亭项目中的铁道部老科协。因此，在记者面前，王树民对舆论认为他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圈钱表现出了非常的愤怒：“我手里起码有七八家政府部门愿意与我合作，我可以和疾控中心做，和消防局做，我可以马上停止与红十字会的合作。”

2000年，在大中型零售企业安装“顾客紧急救护系统”项目是王树民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开始。他说这个项目的灵感来源于自己在商场购物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晕厥在商场里，大概十几分钟没人管。还有看到的一则新闻，中盛百货的转门把一个小孩的4个脚趾头给割掉了。“人员密集场所的大商场，通常是事故多发地带。”王树民看到了在这类场所提供紧急救护的必要性，也看到了商机。

以此项目为契机，商红会成立，声称自己的宗旨是在商业系统内传播红十字会的理念。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树民的个人企业王鼎公司也自此创办。根据商红会副会长李庆一发给本刊记者的采访答问中提到：王鼎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弥补商红会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或许是一部分事实——因为没有财政拨款，王树民将实现自己项目的商红会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但维系6年养育之恩更重要的原因是，王鼎公司还成为王树民慈善商业模式中的重要角色。

王氏模式

王树民的办公室内有一台外形酷似冰箱的咖啡贩卖机。分为上下两节。上面是博爱视界——一个液晶的显示屏，上面滚动播放着几条广告。显示屏下方是一个咖啡机的出口。下面则是贴着铁路红十字标志的募捐箱。王树民搬开贩卖机，让我们看两侧：一边是急救箱，另一边是消防应急箱。

这台机器可以作为王氏模式的一个集大成者。下半部分提供应急救护服务，传播红十字的理念，募捐箱接受善款。上半部分，则创造经济价值——投资企业负担这些咖啡贩卖机的制造和布点成本，并获得液晶屏的广告收入。

从最初的顾客紧急救助系统，到此次被诟病质疑的博爱小站，再到这台咖啡贩卖机，王树民的慈善商业模式一脉相承：红十字出品牌，获得免费提供服务和传播理念，但要因此承担信用风险。企业出资，负责项目的硬件和运营成本，获得广告收入或者项目募款资格，但要承担项目失败的经营风险。

“这个模式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王汝鹏以博爱小站项目为例说，“红会不出一分钱，不出一个人，我只要监管这个车实实在在有，实实在在送到了社区，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提供了免费的服务，至于车体广告，你爱卖给谁卖给谁，只要你有本事，找到人愿意买。广告是商业广告，车只是一个载体。”作为慈善业锐意改革的先锋人士，徐永光也肯定了这种模式。“这简直就是很妙的设计。现在一个世界潮流，慈善通过服务收费，不用募捐。我正在写一篇关于社会企业的文章。所谓社会企业就是又是企业又解决社会问题。这个项目非常符合社会企业的这个世界潮流。博爱小站进社区，这辆车就有广告的价值。为什么不能贴广告，一个政府建的大楼、公路，路牌，政府就要卖广告，只要这个公共设施在一个有广告价值的地段，就会有很大的广告收入。”

但如果细致查看这台咖啡贩卖机的实际利润归属，就会发现王树民个人的公司以无形资产入股，参与项目的利润分配。王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些项目里唯一不可替代的，就是自己的设计商业模式的智慧，因此在所有项目中，他拥有的王鼎公司，都会占据30%的股份，或者要求项目设备的外形设计必须交给自己的另一家公司中谋智国。王树民向本刊记者展示了博爱小站的一些样本图片来，设计式样都是由中谋智国承担的。“这是必须的，不管什么内容，样式给中谋智国的设计师做。不管谁来投资，王鼎都必须占30%的股份。”

这涉及目前慈善商业化中的一个灰色地带。王汝鹏对本刊记者说：“如果这些关联公司的交易查证属实，客观来讲，你说他违法了吗？好像也没有违反，就是一个公信度不够的问题。这个项目的纯洁度不够，容易让公众不信任，好像你是在用这个东西来捞钱。”

红十字的新压力

对中国红十字会来说，这些打擦边球的慈善商业项目，对它有正反两面的意义。如果项目做砸，或者参与企业的声誉出现问题，必然使红十字会最宝贵的信誉受损。但如果运作成功，也可能是它摆脱与外界沟通瓶颈，挖掘自身品牌资源的一个契机。

2008年对红十字会来说是发展史上的一个节点。因为汶川地震，红十字会作为指定的接收善款机构，全年募款总额达到199亿元，占当年全国社会捐款总额的近1/5。红十字会的声誉也在当年达到顶峰。但从此后的发展来看，199亿元的巨额善款，给红十字的是一个祸福相倚的未来。依附于政府体制，虽然可以帮助红十字会减轻筹资压力，但在资金的使用上，与政府行政体制的捆绑，却在动摇着它最重要的基础——公众信任。“在发生灾害的时候，社会捐款大部分是和政府的灾害财政拨款放到一起来用，分不出捐款还是政府的钱。因为捐款和政府的钱在统筹安排，这样对捐款人就不好交代，到底他的捐款用在哪里？并不是说捐款没有用，被挪用，都不是。而且捐款也经过审计，审计部门审得很严厉的。但是，问题出在公众想知道我的捐款用在哪里，这做不到。”徐永光对本刊记者说。

公共善款与政府资源的混用，让红十字会无法对每笔善款的去向有一个明晰的账目，由此引发了很明显的筹资障碍。徐永光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个捐款最多的企业叫加多宝，也就是王老吉，捐了1亿元。后来加多宝就问接受捐款的机构，他捐的这1亿元用在哪里。因为企业捐助的钱上面也没有写名字，钱就是钱，经过审计肯定捐款都用到了灾区，但是至于说你这笔钱在哪里，就没法说清楚。所以加多宝就非常不满意。在发生玉树地震的时候，当时中央电视台也搞一个很大的募捐晚会，加多宝也去了。加多宝说他认为扶贫基金会透明度做得好，他就要捐款扶贫基金会。当时规定捐款只有3家可以收，就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民政部。但是，加多宝还是坚持把1.1亿元捐给了扶贫基金会。”

这家曾经在汶川地震中接受捐款，却又在玉树地震中被摈弃的慈善机构就是红十字会。王汝鹏告诉本刊记者，玉树地震红十字会总共获得善款20多亿元，1.1亿善款占了1/20。从资金量上看，加多宝的流失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损失，但它可以真实地反映出，红十字会的一个现实的压力——即便有传统品牌和政府力量的帮助，它在大灾时对善款近乎垄断的地位也已经被动摇。王汝鹏告诉本刊记者：“前几天我们也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加强筹资工作的指导意见。要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占有更多的慈善资源捐赠资源。不然面对那么众多需求，我们根本拿不出钱来救助，因为政府的拨款，只能满足我们的人头经费，日常的工作运行经费，真正的社会救助，还要依赖社会捐赠。如果没有社会捐赠，法定职责就完成不了。”

这意味着红十字会也在面临着转变——由原来的品牌决定型转化为项目推动型，以尽量多的救助项目重树或者巩固自己在民间的慈善形象。王汝鹏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也在不断根据社会需求，弱势群体需求，设计公益项目，营销公益项目，比如天使计划、红十字博爱家园、扶贫救心、募集社会捐赠。但稀缺资源的时代过去了，这些项目没有‘希望工程’那么知名，所以我们也在苦恼，如何把公益项目打造得特别有影响有信任度。”

红十字总会一位负责宣传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也在想很多办法和外界保持沟通，比如开设自己的微博，或者进入一些论坛，尝试在上面推广自己的一些项目，但或许因为项目设计本身的吸引力不够，或者他们还没有掌握到适合当下的传播规律，“转载率都很低”。

红十字会苦于自己与外界的沟通不善，给了以商红会为代表的中介机构更多的机会。尤其从2006年开始，中国进入奥运会备战期。一位曾经参与商红会活动的企业人士提醒记者，这次因“郭美美事件”而被卷入的公司和项目，大多都发生或者开始于2006年。“那是申办奥运成功后的准备期，国家也在推红十字会。地铁里包括路牌，都有红十字会的公益广告。”这让一些声名不盛，但急于脱颖而出的中小企业和商红会共同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中小企业的算盘

从2000年成立以来，虽然王树民设计了众多项目，但商红会一直没有摆脱窘迫的资金状况。

当2006年，商红会和天略公司开始谈第一个项目时，它的谈判代表给当时天略集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文化事业部总监孙然的印象就是“缺钱”。孙然将天略与商红会的合作比喻为：“商红会有个顶棚遮风避雨——红十字会，但它自己在这个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很饿。我没有顶棚，没有这个大屋子，但是我有钱。那我给你钱，住你的屋子用这个顶棚。”

孙然告诉本刊记者，天略虽然号称集团公司，但更确切的定位应该是一个家族式的大作坊。老总邱振良是复员军人，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负伤，先是在一家保安公司担任管理工作，后来随着民间对小额借款的需求日增，邱振良的生意便以此起家。“中国的银行对于私企的贷款控制很严，而且周期很慢。有的人就会拿一些东西做抵押，比如劳力士手表，押几万块钱出来。运作完之后再赎回来，作为典当的一种。当时90年代初的时候，这种民间的资金运作是法律的擦边球。你可以说它违法，也可以说它不违法，可以说它是高利贷，也可以说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在法律不清的情况下，老邱就是做这个起家的。”孙然对本刊记者说，“典当业务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好多死当。就是人说这东西我也不要了，钱我也不还你了。我没有能力来赎就变成死当了。天略要那么多东西也没有用，所以就成立了拍卖公司。有时候死当或是一些劳动纠纷，就要成立一个律师事务所。天略的业务慢慢滚雪球滚起来。”

邱振良和天略集团的历史，是中国许多中小企业的成长缩影：企业的操盘手身手灵活，能吃苦，敢冒险，有前瞻到体制中各种财富机会的能力，但是缺乏政府资源，这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硬伤。王树民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些中小企业和商红会相互的价值，它们是王氏模式中的重要投资方。“这就是我的设计，我最擅长什么，就是企业你需要什么，我能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让你得到利益，不一定是直接的产品利润。”王树民对本刊记者说。

2006年，天略集团下属的安吉外国语学校面临着一个发展的门槛。“当时外语学校只有小学到初三，没有高中部，我们想要纳入教育系列，就必须要有业务拓展。”孙然对本刊记者回忆。而参与教育系统的慈善活动无疑是与教育部官员接洽最直接的路子。

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慈善组织，孙然说当时也做了研究。“我们和少年儿童基金会都接触过。他们告诉我们，地铁1号、2号、4号线有多少孩子要坐，又有多少块地铁路牌是地铁集团捐给他们的，现在多少块可以出售。企业可以做广告，但是有个要求，有百分之多少，是要做基金会的公益广告，有百分之多少，企业可以自己做。但当时红十字会的公益广告很厉害，表现出的实力更大。但红十字总会我们够不着，它有的是钱，连李连杰都不放在眼里。”资金窘迫，但拥有部分红会品牌资源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成为天略的合作伙伴。

2006年，天略集团作为保险购买方，参与了商红会与教育部共同发起的“平安校园卡”项目。按照孙然的说法，这个活动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向红总会表示参与慈善的诚意。第二，希望为安吉外国语学校建立高中部获得支持。这个项目以双方建立信任为主旨，如果说有盈利模式，则是在活动中设计了一个募捐拍卖的环节：由天略盛世拍卖公司的负责人以商业红十字会的名义去募捐拍品，然后通过民间拍卖的形式，天略公司收取拍卖佣金，再用佣金去购买平安校园卡。

“我们当时是从民间集得一些玉、瓷、书画等。但在中国，民间拍卖因为赝品很多，并不被认可。实际拍卖的时候，一件都没有拍出去。天略公司为这个项目自己投资了几十万元购买保险。”孙然对本刊记者回忆。但在这个项目里，天略公司也并非全无所得。“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没有占到便宜，但是看到主办方占了便宜。主办方应该是教育部和商红会，大股东和领头羊是建行和中国人寿。因此我们想要设计一个项目，自己来做主办方。”孙然对本刊记者说。另一个收获或许是，他们发现了商业红十字会的名头在民间的影响力并不大。“后来我们做过调查，各省的红十字会，是不给商红会面子的。”孙然对本刊记者说。因此，在他们的下一次合作里，红十字总会成为他们力请的主办单位。

“劝募之星”流产

2007年，天略与商红会共同策划了博爱小站项目。这个模式因“郭美美事件”而为公众所熟知：以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名义，推行全国红十字万站进社区项目。该项目以无动力房车为载体，在全国3万个社区建立红十字博爱服务站的方式，投资建站的企业，将获得车身广告收入。孙然告诉本刊记者，为了测试商红会是否有促成此事的能力，天略先和它合作了“红十字劝募大赛”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以红十字总会的名义，联合24家广告公司，举行“劝募之星”的比赛。比赛方式则模仿“超女”选秀。王树民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项目里，“红十字会能得到的是一辆车的使用权，两三个免费工作人员，还有1/3的广告宣传栏和一些管理费”。他拿出2006年以后的红十字会表彰各社区工作的文件，比如2006年红会评选了6个省级优秀和47个区县级优秀，“红会要评选，社区要争优，这就是各自的需求”。

在这个活动中，天略集团作为主要的出资企业，承担活动经费，提供车辆、电脑等活动物资。代表商红会运作此事的代表则是商红会副秘书长李庆一，但孙然对他的定位“就相当于商红会跑项目的业务员”。他负责与天略达成了合作协议，并承诺得到红十字总会的活动批文。商红会会长王树培也参加过一次碰头会，并从“政府的角度提了一些意见。比如说我们最初的标的是1200万元。他说这个标的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太高了，后来我们就缩减为三五百万元”。孙然对本刊记者说。在他提供给本刊的项目预算书里，“劝募之星”活动最终上报的预算是458.2万元。

2007年9月4日，商红会不得已以自己的名义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关于举办“红十字劝募大赛”暨“博爱之星”电视公开选拔活动的决定。

孙然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份文件的活动细则里，利益分配的玄妙藏在第三条和第四条。第三条关于活动经费的约定是：本次活动所需经费由承办单位自筹，可采用企业冠名、实物赞助等方式解决。第四条第二点关于劝募资金的使用细则是：由捐资人直接将捐助款项汇入项目所属单位账户，由项目所属单位依据捐资人意愿，专款专用。孙然向本刊记者解释其中的奥秘：本次活动劝募来的钱，如果捐款方有指明要捐助给红十字会，那这笔费用专款专用，不会挪动。但如果捐款方没有指明捐助对象，这笔钱就会以无定项捐款的名义，作为承办方的活动经费。而且这份盖着商红会公章的文件上，并未标明活动的起始日期，“意味着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下去”。孙然对本刊记者说。

但活动最终被红十字总会筹资处以“商业味太浓”为由否决，商红会最终未能帮助取得红总会的批文，此时已是2007年9月，天略公司已为此投入近百万元经费。这让老总邱振良非常恼火。“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在3天之内收回给商红会的项目用车。”孙然对本刊记者回忆。对商红会来说，这也是一次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试水。“最后李庆一还有一部分油票，我们也没有给他报销。”双方不欢而散。

虽然“劝募之星”活动流产，但商红会下发的活动细则说明，这个看起来在法律规范内，企业、商红会、红总会各得其所的慈善商业模式，会在细则约定上，存在着慈善与商业之间的灰色地带。在法律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这种操作对企业来说是合理且可以免责的，但对红十字会来说，这种缺乏法规约束的项目，最大风险在于，一旦出任何纰漏，最先受到攻击和质疑的，就是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规则缺失下的商业化风险

与天略不欢而散后，博爱小站一直命运多舛。根据王树民的说法和公开资料显示，首钢西曼公司曾经进入，但很快遭遇首钢搬迁。“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万元的投资都必须报国资委，因此首钢退出项目。”王树民告诉本刊记者。此后香港的上市公司民丰控股进入，成立民丰博爱小站资产管理公司。“但项目尚未启动，民丰就在2007年初发表公告，拿我的概念去圈钱，我就终止了和它的合作。”王树民对本刊记者说。此后历经圣华杰广告公司、方圆伟业等企业，但没有一个真正把项目推动下去。深圳物华于今年6月才接手中红博爱。“连工商的登记手续都还没有办完，就遇到‘郭美美’事件。一切又都停了下来。”王树民告诉本刊记者。

一位曾参与过商红会项目的企业人士对本刊记者说：“要拉拢到愿意参与公益项目的企业并不容易。公益企业这个名号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优化企业的社会形象，但另一方面，很难吸引投资商，引来大笔的资金。因为公益项目即便盈利，有一部分钱也必须返还公益。投资商所针对的企业是非常明确的，以盈利为目标，每个项目的盈利大约是多少，预计起来简单直接。但公益项目更难被监控。比如说我的投资商给我投了1亿元，那么我在第一年运作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投资商我没有这么大的收益，我还亏了2000万元。因为我做了社会公益事业了，这2000万元被公益拿走了。那投资商他没有办法去追问这笔资金的走向。”

王树民一直坚信博爱小站的设计是一项高超的商业智慧。7月1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把郭美美引发的事件比喻为：“一辆高速路上行驶的汽车，突然被路边的小顽童扔了一粒石子，把车窗砸了个洞。汽车紧急刹车，车上乘客受惊，群情激愤，说，再也不坐这车了。但很快，人们会忘掉这次惊吓，汽车将再次启动。”

这或许是个对博爱小站太过乐观的估计。7月2日，红十字总会发通知，暂停商红会的一切活动。中红博爱的CEO翁涛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说：悉中国红十字总会暂停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一切活动，本公司也决定暂停与商红会的一切话动，并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同时等待新的精神。博爱小站这趟汽车看起来很难再启动。

但这或许又是一个非常接近现实的估计。在慈善与商业交界的广阔场地上，还驰骋着无数趟承载着商业利润和慈善信用的汽车——规则的缺失让希望借慈善圈钱的投机愿望，与希望推动慈善商业化的行业发展愿望共存其间，难辨真假。■（文 / 陈晓 葛维樱 张冉） 信用商红会商业利益运行双输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