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民的共谋

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

对于帝制时代的中国，历来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强调它是“大政府”，政府无所不管；另一种却认定它是“小政府”，仅用相对而言很小的一批官僚就有效运作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广为流传，似乎可以表明：生活在基层社区的普通人在现实中很少需要和国家打交道。

现在，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同时推翻了上述两种设想，呈现出一幅远为复杂深入的景象：一方面，即便是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普通人，其实也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应对无所不在的国家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只有服从或反抗两种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可以利用正式制度中的种种矛盾和缝隙，将之转化为自己生活中的有利因素，而这正意味着国家无法不折不扣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明代出现的“阳奉阴违”一词，传神地体现出这种双向博弈。

这种特殊的制度史在意的并非文献上记载的成文法条，而是“普通人在不完善的制度下怎样生活”。在此他选取的是明朝的特定群体：军户，也就是按规定必须世代服兵役的那些家庭。以往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军户制度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因为随着军户人口增长、社会变化，后世未必愿意当兵，也不见得适合当兵，到后来兵源素质下降、逃兵屡禁不止，又或出钱找人替补，引发层出不穷的问题。无疑，这也常被视为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但这本《被统治的艺术》却通过对家谱等地方文献的视角揭开了另一面：这些老百姓在苦于应对正式制度的同时，也在“紧紧抓住国家提供的机会”。

《被统治的艺术》

因此，“被统治的艺术”乍看谈的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其实却着眼于他们的主动性。在这样的庶民政治的视角下，普通人也是历史事件的主体，他们不仅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也的确通过深思熟虑的利弊权衡，评估着各种不同选择的代价，尽力在狭小的范围内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确，国家特定的义务必须履行，但他们还是可以有条件、有选择地履行。这里的办法有好多种：首先是“集中”，即由一人承担起整个家族的服役重任，这个人甚至可以是雇来代役的；其次是“轮替”，也就是家族内部轮流出人来承担。

不难看出，在这些百姓眼里，服役与其说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一份职业，不如说是一项无偿的义务。鲍大可在《中国西部四十年》中曾说，1949年前藏区很多人把政府开办学校、强制义务教育也看作跟征兵一样的徭役，因而出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有钱人家的父母出钱雇农奴子女代替自己的孩子去上学。

但明代百姓并不只是被动地应付，他们很快发现，军户身份也自有其好处：正因为军户已经承担兵役，因而就免除了像民户那样“交皇粮”的义务，否则就构成双重赋税了，因而整个家族只要有人去服兵役，就别无负担，也因此不愿脱离军户，这种徭役豁免权到后来甚至越来越有利；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利用军户的好处，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触到航海技术和船只，甚至在非法贸易中获利，特别是负责控制、取缔非法海上贸易的人就是他们自己人，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靠近国家机关。

值得补充的是，于此也可见军户并非整个治理结构中最弱势的群体，那么真正的普通百姓（民户）、贱民又如何学会“被统治的艺术”？那些军户雇人代役，从他们的视角来说固然是应付官府的一种对策，但问题是那些被雇来替役者也有自己的算盘，为何不能用军户对付国家的那一套来对付军户自己？不仅如此，军户在应对差役时，几乎总是以一个有凝聚力的利益共同体的面貌出现，这本身强化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这就意味着内部的公平伦理非常重要，否则势必有损于团结，但这样一来，个体在家族内部又如何自利？

对当时的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级反复博弈。也正是由于体制规则与现实处境之间有着种种差距或矛盾出入，这些百姓得以利用这些差异来谋利，即所谓“制度套利”。这种“钻空子”的民间智慧，在中国社会极为普遍，如果说西方的“理性人”是在市场秩序下养成的，那么中国人则是在政治环境下培养出来的。然而一个问题是：这样看起来，这套制度的运作似乎是漏洞百出的，那么为什么它还能一直维持着？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来看看“统治的艺术”了。

简单地说，明太祖朱元璋在设计这一套制度时，考虑的重点并不是它的效率，而是如何低成本地维持社会运作。从本质上说，这一秩序设想其实是一个儒家政治的乌托邦，假定乡民们自给自足、由宗族即可解决纠纷，而无需朝廷多加干预，兵力也由专门的军户抽调，军队屯田后甚至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因而才能夸口“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看起来非常美好，但它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便是后世难免会出现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而这恰恰是因为社会往前发展了，此时“祖宗之法”的紧身衣却使人难以动态地调整适应。

其结果是很吊诡的：这套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来是为了节省开支、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最终运作下来却产生了非意图后果，不仅可能最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反倒弱化了组织效率，无法应对后来的重大危机。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官府不想着去堵住漏洞，是不能还是不愿？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总的来说，明代普通百姓并不谋求推翻制度，而只是尽可能地适应它、利用它，而官府也知道，如果想要低成本地维持系统的运作，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一丝不苟地执行且不说会激化矛盾，付出更高代价，甚至培养、维持一支专业高效的执行者队伍本身就很花钱。这种“统治的艺术”与福柯所说的很不一样，倒不如说是一种共谋：老百姓在利用官府，但官府其实也在利用百姓，并且大获成功，因为它几乎没付出什么代价，就使人们乐于使用国家的语言，接受了制度安排。

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但也意味着人们相信任何规则总有余地。应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了普通人面对权力重压时的选择，可以理性地权衡如何与之良性互动，但也使中国人把聪明才智都用在如何钻空子上，并且还缺乏规则意识和对法律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封闭系统下长期生活、进化出一种制度人格，使得中国人极其善于灵活变通，乃至利用规则的漏洞，却相应地缺乏创造新规则、改变规则的批判精神和尊重规则的契约精神。这正是遗留至今的双重遗产。 军户宋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