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危机：一场无赢家博弈

2020年1月6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左一）在德黑兰出席前一天遇袭身亡的革命卫队少将苏莱曼尼的国葬仪式。年过八旬的哈梅内伊近年来健康状况不佳，加剧了外界对伊朗未来前途走向的担忧

导弹“连环击”

2020年1月2日深夜，当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乘坐的“空中客车”A320型客机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起飞、往伊拉克巴格达而去时，这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少将显然还不知晓，就在几个小时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发出了针对他本人的“定点清除”指令。而在这位伊朗将军殒命于巴格达机场之后，还会有15枚弹道导弹飞向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一架无辜的乌克兰客机也将被伊朗误击坠落。

直到2019年最后一天为止，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态势并未显得比一年前更加紧张，尽管它也从来都与平静绝缘。对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来说，这一年的关键词是“内忧”——各国政府在风起云涌的国内骚动面前显得无所适从，“外患”的距离则还相对遥远。在黎巴嫩，抗议萨阿德·哈里里政府滥征新税和腐败横行的全国性示威已经持续了两个半月，连内阁宣告倒台也未能平息民众的怒火。不过与2005年的“雪松革命”以及2015～2016年发生的类似抗议活动相比，这次骚动的宗派性特征要弱得多，出现的人员伤亡也更多是由于意外。在伊拉克，尽管从2019年10月1日开始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已经造成超过500人丧生，并且在任总理和总统已经先后宣布辞职，年轻的街头游行者们似乎依旧没有收手的迹象。单单将请愿者的诉求归结为“亲美国”或者“亲伊朗”已经显得缺乏说服力：他们似乎厌恶一切现有的政党，也无人知晓运动将走向何方。

在烽烟四起的氛围中，一起袭击事件的重要性显然被许多人低估了：2019年12月27日入夜之后，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美军K-1空军基地遭到30多枚来路不明的火箭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2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受伤，1名为国防承包商工作的美籍翻译重伤不治。类似的冷炮事件在最近16年的伊拉克可谓稀松平常；唯一特殊的是，在2017年10月以后，驻伊美军就再未遭受过人员损失。换言之，那名遇袭身故的翻译哈米德，无意间成为最近26个月里唯一一名在伊拉克阵亡的美方军事人员，从而使得美国军方必须对事件做出回应。美军也早早锁定了他们指控的“肇事者”——成立于2003年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尽管该武装曾经参与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并被伊拉克政府承认为合法，但美方始终坚持认定“真主党旅”创始人穆罕迪斯是伊朗代理人和恐怖分子，决心实施报复。

2020年1月3日，当苏莱曼尼遇袭身亡的消息传至德黑兰后，一群伊朗妇女在清真寺前举行抗议集会，声讨美国公然刺杀伊朗军队高官的行为

2019年12月29日，驻伊美军出动战斗机空袭了“真主党旅”设在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境内的5个军火库，炸毁了保存在其中的部分火箭弹和无人机，造成至少80人伤亡。两天后，数百名高举“哀悼烈士”标语的什叶派民兵闯入巴格达市中心的政府街区“绿区”，冲击了位于其中的美国大使馆，纵火焚毁了使馆的安检处和接待室。据《纽约时报》报道，正是在这一事件之后，特朗普对前往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做简报的参联会主席米利（Mark Milley）上将下达了“制裁”苏莱曼尼的命令——在美国军方眼中，62岁的苏莱曼尼不仅是伊朗在整个中东的一系列代理人武装的“影子司令官”，还是当前伊拉克层出不穷的反美活动的幕后主使人。对其个人实施暗杀，不仅合于特朗普政府追求“影响力最大化”的政策风格，对伊朗当局也将形成巨大震慑。

当地时间1月3日凌晨0时32分，“空中客车”降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又过了15分钟，当苏莱曼尼和前来迎接的穆罕迪斯一行乘坐的专车行驶到靠近机场出口的富拉特街时，一架已在空中盘旋多时的美军MQ-9“收割者”型无人机（从卡塔尔起飞）发射了数枚“地狱火”型导弹，苏莱曼尼、穆罕迪斯等10人当场被炸身亡。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对外证实出动无人机的决定系由最高领导人做出，理由是“有证据显示苏莱曼尼正在策划对美国驻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的外交以及军事人员的进一步袭击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公开表态称“复仇即将到来”，并宣布伊朗将不再履行2015年核协议（JCPOA）中做出的一切承诺。

1月8日，代号为“烈士作战”的报复行动如期展开。当天凌晨，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向伊拉克中部的美军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征服者”110型短程弹道导弹，向北部库区的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发射了5枚“起义”1型短程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证实，飞向埃尔比勒的导弹有一枚落在机场附近、一枚砸中跑道后未爆，其余3枚在空中解体。飞向阿萨德基地的10枚导弹则命中了多处地面目标，造成一架直升机、一架无人机以及控制塔台被毁，但提前得到预警的美方人员无一伤亡。这一结果无疑证明，尽管革命卫队在遂行非正规作战任务方面颇有心得，但即使是其技术含量最高的新型弹道导弹，也不足以动摇美军在信息获取和有效防御方面的绝对优势。信誓旦旦的“报复”，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为挽回颜面而做出的姿态，实际效果却值得怀疑。

而伊朗防空部队的忙中出错，更为整个事件添上了一笔悲剧性注脚。1月8日清晨6点14分，就在伊朗的导弹报复行动结束之后不久，从德黑兰机场起飞的乌克兰航空公司PS752号航班神秘坠落，176名乘客和机组成员无一生还。三天后，革命卫队方面对外承认：一具临时部署到机场周边的“托尔”野战式防空系统的指挥官因为精神高度紧张，误将PS752当作来袭的美军飞机，错误地下令发射导弹击落了这架客机。由于失事航班上的乘客大部分是伊朗公民以及旅居海外的伊朗侨民，德黑兰街头随后出现了百人级规模的青年示威游行，指责革命卫队高层应当为近期的一系列风波负责。鲁哈尼总统也将误击形容为“不可原谅的错误”。

短短两个星期内，美伊双方以火箭和导弹实施的“连环击”已经给至少五个国家造成了人员和财产方面的直接损失，并使持续超过一年的波斯湾安全危机再度升级到危险的边缘。尽管双方在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对地攻击武器方面尚无骤然增加部署的迹象，从而杜绝了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但试探性质的摩擦和低烈度对抗仍将长期存在。苏莱曼尼之死很难成为美伊就此收敛的转折点；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博弈不会有赢家。

2019年5月31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在首都贝鲁特举行阅兵式，庆祝一年一度的斋月“圣城日”。真主党长期以来被视为伊朗向地中海东岸输出影响力的关键组织

“后现代战争”

对引发2020年这场新年危机的诸多当地军政团体，我曾有过一系列直接接触。2016年秋天初度造访巴格达时，什叶派民兵组织“伊玛目阿里营”（Kata’ib al-Imam Ali）的明星指挥官阿布·亚兹拉尔曾经接受过我的采访。与苏莱曼尼一同遇袭身亡的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正是该组织的现任最高长官，同时还兼任全国辅助安全部队“人民动员武装”（PMF）的副领袖。至于伊朗影响力的近乎无处不在，更是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在叙利亚北部古城阿勒颇，由伊朗训练的阿富汗什叶派民兵组织“法蒂玛之旗旅”曾长期与政府军并肩作战。在大马士革老城的旅游纪念品商店，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是仅有的三位被印在挂毯和盘子上的外国领导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也有一位中年司机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儿子正在南黎巴嫩为“消灭撒旦（以色列）”而战，资助者同样是伊朗革命卫队。从里海周边到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也门，隐隐已经浮现出一个连续的“什叶派弧形”。

单单将这个弧形的出现归咎于伊朗的“代理人政治”显然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如同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教授所言：“伊朗是一个长期遭受制裁的弱势经济体，并不具备不计成本地推行扩张政策的能力。它只是利用了阿拉伯半岛固有的对立和紧张，通过从恶化的总体局势中获取战略‘资产’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上世纪80年代，与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处于战争状态的德黑兰借助和叙利亚结盟，获得了介入黎巴嫩国内政治的渠道。真主党（Hezbollah）应运而生，不仅为伊朗践行其反对以色列的对外战略提供了平台，还使现代什叶派政治理念第一次传播到伊朗以外的国家。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长期动荡则是第二次机遇：在萨达姆·侯赛因时代受到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势力重回政治舞台中央，为伊朗提供了抵御外敌入侵的战略缓冲带。“阿拉伯之春”及其引发的多国内战则是第三次机会：由于极端宗教势力大多以逊尼派为主，长期充当什叶派势力盟主的伊朗遂在应对过程中积累了更多国际声望和干预正当性。随着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逊尼派极端力量逐步被击败，德黑兰的影响力也达到了空前的顶峰。

这种以“教派共同性”为理由，广泛介入周边国家的内政和安全事务，却无需承担正规战争附属的国家法以及人道主义义务的模式，被日本中东史学者山内昌之称为“后现代战争”（Postmodern War）。不单是伊朗，美国所宣称的“反恐战争”、沙特阿拉伯对叙利亚内战的干预，乃至土耳其以“重新安置难民”为由入侵北叙利亚的行动，都可归入这一范畴。一场严格遵守国家法程序的战争需要受武装冲突法相关条文的约束，“后现代战争”则不然。入侵被包装成“局部行动”，暗杀被称为“制裁”或者“定点清除”，一切带有情感色彩的法律术语都被伪装成了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中性词。国家依然是战争背后的实际出牌者，但游走在前台的主角却呈现为游击队、“志愿军”、“圣战士”等非国家行为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活动主要行为体的规则在中东被消解了；通过代理人武装以及类似无人机袭击这样的暗杀措施，国家可以在暗处灵活地调控其使用的军事资源的规模以及名义，同时又无需承担正规战争附属的国际法责任。整个冲突因此变得漫长而惨烈，平民和武装人员一样成为每一次攻击的正当对象，再无任何可以清楚辨认出的边界。

2019年7月10日，一名伊朗商贩在德黑兰大巴扎（市场）上叫卖一整车手工编织地毯。为抗议政府在经济困难面前无所作为，自2019年11月中旬起，伊朗再度爆发全国性示威游行

在2016年的那次采访中，我曾经询问阿布·亚兹拉尔：在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伊玛目阿里营”是否会继续前往伊拉克以往的国家活动？当时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不过随后的事实证明，一俟“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方的恐怖统治宣告终结，“人民动员武装”旗下的多支民兵立即前进到叙利亚，继续从事为维护什叶派阵营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这也是本次伊朗危机与20世纪的历次中东战争最大的区别：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为阻止伊朗切断波斯湾原油运输线，美国曾派出舰队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继而酿成1988年7月误击伊朗航空IR655号班机的悲剧。而此次危机涉及的一系列正面冲突，除去误击事件外，几乎都发生在美伊两国领土之外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足以反映“后现代战争”模式对整个中东的深刻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同样在利用新模式提供的行动空间。如同特朗普在2020年1月8日发表的演讲中所言，自他上任以来，“美国已经实现了能源独立，我们不需要中东的石油”，从而不必再为维持以往的盟友体系乃至军事存在承担长期成本。然而在“长阿拉伯之春”造成的权力结构破碎局面中，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沙特阿拉伯，显然都不足以遏止伊朗影响力的上升。因此，美国不得不继续有选择地干预中东局势，并且要诉诸一种成本更低的方案。“定点清除”行动出现的频率遂变得越来越高——若以动用武器的先进程度以及政治决策的层级而论，美军对苏莱曼尼的空袭已经与常规战争无异。但因为这次攻击是在第三国伊拉克的领土上发生，并且被美方冠以“个人制裁”这样的暧昧名义，它作为战争行为的残酷性被巧妙地遮掩了起来。按照美方的逻辑，在第三国领土上暗杀假想敌的高级指挥官，与“清除”一件路边汽车炸弹毫无二致。这正是“后现代战争”的副产品：不仅战争与和平的边界变得模糊，常规战争和治安战动用的武器也趋向同质化了。

“我只为伊朗牺牲”

应当指出，尽管美国政府将苏莱曼尼指控为伊朗在整个“什叶派弧形”的代理人武装的总指挥，并且伊朗官方给予这位将军的身后礼遇也开创了最近30年未有的先例；但苏莱曼尼的实际重要性，或许并未像表面上呈现的那样突出。以资历论，这位少将属于1979年革命之后才选择从军的年轻一辈，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为止依然默默无闻。“长阿拉伯之春”的开始给予了他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的乱局中发挥个人才干的机会，但苏莱曼尼的盛名更多是来自美国情报机关和欧美媒体的渲染，他在伊朗国内的公众形象始终相对模糊。与其说他在伊朗真的具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倒不如说他在无意间成为最近十几年伊朗在整个中东影响力增长的现实化身。美军对他的暗杀以及伊朗当局兴师动众的报复，皆是因这种影响力而起。

而伊朗相较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在于它一直存在一套“双轨体制”，即霍梅尼教长开创的“法基赫的监护”（Wilayat al-Faqih）政体与普通国家体制的并存。在双轨体制下，伊朗一方面拥有民选的国家议会（伊斯兰咨询会议）和行政首长（总统），另一方面其运行又受最高领袖（代表教士阶层）以及释宪会议（领袖遴选律法家会议）的制约。国家武装力量同样存在两套班子：除去听命于行政首长的海陆空三军外，另外还存在一支效忠最高领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样拥有三大军种。而最高领袖同时还可以调用由革命卫队负责管理的“受压迫者和残疾人基金会”（MFJ），具备独立的财政资源。该基金会的前身是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没收的50位富豪的个人资产；在“法基赫的监护”体制下，它被授予了在食品加工、纺织品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旅游业方面的优先经营权。今天，MFJ在整个伊朗运营着350多家子公司，拥有超过20万名正式员工，控制着全国20%的纺织产业、40%的饮料生产和灌装业以及大部分城市建筑公司。在21世纪初，它的总收入一度占据伊朗政府年度预算的10%，直接影响和惠及500万人。加上100多个其他形式的Bonyad（基金会），伊朗全年GDP的10%和政府财政支出的30%可以由革命卫队及其关联势力直接调动，无需经由行政机关批准。

正是因为双轨体制的存在，革命卫队及其指导者可以将为数极其可观的资源投入到在周边国家扩展影响力的行动中；当这种投入再装进一个“后现代战争”的框架，更多借助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志愿者甚至阿富汗流亡者的人力去遂行实际的军事行动时，伊朗国民感受到的当然只是兴奋和自豪。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情形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诚如罗根所言，“德黑兰在叙利亚和也门的一系列激进政策，是以牺牲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市场以及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作为代价的”。在全球油价逼近每桶120美元的2014年，伊朗尚有余力介入外部事务；而在油价长期徘徊于低价位的今天，民生才是更迫切也更棘手的问题。

苏莱曼尼遇难之时，伊朗国内的总体气氛并非完全同仇敌忾、上下齐心。相反，和邻国伊拉克一样，自2019年11月15日起，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主要城市陆续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突然提高成品油价格以及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和2017～2018年发生的类似游行一样，街头人群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政府的“开明”或“保守”，更不是“亲美”或“反美”，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在经济困境面前的无能为力——受美国重启制裁和油价低迷的双重影响，伊朗本币里亚尔在2018年贬值超过70%，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35%，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30%处于失业状态。根据2019年初发布的民调结果，尽管有多达80%的受访民众认为困境应当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撕毁核协议，但也有60%的人指责现任政府治国无方、腐败猖獗。2019年11月15日政府将成品油价格上调超过50%的决定，更是把刚刚经历了一波事实破产的中下层市民彻底推到了国家机器的对立面。

在德黑兰街头张挂的标语中，有一幅令人印象格外深刻，它写道：“不为加沙地带，也不为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牺牲。”它指向了矛盾的本质：政府高层认定伊朗在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影响力的增长能够给国民带来足够的满足感，却忽视了近在眼前的民生问题才是大多数普通人更关心的现实。尽管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说，安全部队涉嫌对示威人群的弹压中已经有数千人死伤，超过7000人被捕，街头运动的狂飙至今仍未平息下去。相反，在过去三个月里，伊朗全国已经有731家银行和140处政府建筑被抗议者纵火袭击，暴力程度比一年前更甚。

还不只是伊朗。在黎巴嫩和伊拉克，针对执政当局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也依然还在持续中。我们不应忘记，外部势力的左右乃至大国间竞争从来都不是当代中东政治的唯一主题；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各国在最近十几年的内部冲突和纷争，首先是出自另一种动力——对一种内生的、符合本地区历史特性乃至本地人民需求的现代化模式的渴求。2019～2020年出现在德黑兰、巴格达和贝鲁特街头的那些年轻抗议者，声讨的对象早已不仅是美国、伊朗或者其他具体的国家，而是长达十几年的“后现代战争”状态对更加重要的经济、社会以及民生议程的扭曲。如同我过去三年在中东各国的所见：“人民动员武装”的成员并非无意结束征战生涯；但因为伊拉克政府无力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工作岗位，他们只有继续前往其他国家，为雇主的利益继续厮杀。

在苏莱曼尼之死造成的余波中，伊朗总统鲁哈尼坦白承认：“2020年可能是自1979年革命胜利以来最艰难的一年。”挑战不仅在于来自美国的武力威胁，还有抗议示威日益上升的频次：21世纪第一个十年，伊朗仅仅出现了一次全国性街头政治运动。而在过去三年中，类似的现象已经发展到每年都会重演一次，一点点地侵蚀了法基赫体制所剩不多的应变弹性。这正是2020年第一个月这场新的中东危机发出的信号：在一场将邻国的动荡视为正面“资产”的博弈中，谁都不会是赢家。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自鸣得意的美国政府。 伊朗革命美国革命叙利亚政府军伊朗航空特朗普叙利亚的局势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东历史什叶派伊朗石油真主党伊朗叙利亚总统伊朗政治美伊苏莱曼一世伊朗里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