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是世界的医生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

在上海见到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时，他说自己原本应当参加经合组织（OECD）的一场关于反垄断问题的会议，但因法国近期大罢工导致的交通瘫痪而无法前往。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动提起法国的抗议活动和此前的“黄背心运动”。“你不可能要求更多的财政投入到补贴项目，同时减免税收，这违背常识，总得做出选择，但人们就是两者都想要。”梯若尔显得颇为无奈。

12月2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宣布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放弃卸任后法定退休金的总统，试图平息这场199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劝大家至少在马上到来的圣诞节休战，否则全国交通瘫痪的状况持续下去，人们将无法回家过节。“罢工行动是正当的，受宪法保护，但我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出于对家庭生活的尊重，适时休战是好的。”马克龙表示。而这一轮罢工的导火索，是法国政府试图延长退休年龄——62岁退休但需工作至64岁才能领取全额退休金，新政策仅适用于1975年或以后出生的人。

在梯若尔为大众所写的《共同利益经济学》（中文版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他用专章分析了法国严重的失业问题，指出“法国人的退休年龄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都要低”。梯若尔认为此前法国政府的许多“速效措施”早已被证实无效甚至起反作用，而一些民众想当然的措施从经济学角度也行不通，例如通过减少工作时间而增加其他人就业机会是“一项错误的解决方案”，保护主义则是“另一项错误的解决方案”，延迟退休年龄是法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必经之路，但人们不愿意接受。尽管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被视作整个法国的骄傲——时任总统奥朗德和总理瓦尔斯称他的获奖是“对反法情绪的莫大嘲讽”，但梯若尔却发现，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和法国民众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鸡同鸭讲”，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

“我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甚至会有人在大街上拦下我，说：‘嘿，你能不能写点我们也看得懂的东西？’”梯若尔说，有感于人们对经济学的陌生——许多人对经济学的认识仍停留在“理性人”假设，他写作了《共同利益经济学》这本屡获大奖的公众读物，概括自己多年研究和对宏观经济学问题的见解——虽然相比于一些标榜“通俗”的读物，这本书的篇幅和论述仍显得相当严肃。

出生于1953年的梯若尔在法国接受了工程和数学教育，于1981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几年后因为“不希望孩子不会说法语”而回到祖国，参与创办了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并任院长至今。早在20余年前，梯若尔就被称作“天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让·梯若尔是不需要人介绍的。”同行中甚至流传着这样的玩笑：因为梯若尔能够在太多不同的研究领域以极高频率发表开创性论文，人们怀疑“梯若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共同以“梯若尔”为笔名的杰出经济学家团体。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众望所归地授予了梯若尔：终于不是美国人获奖了，而且罕见地一人独享当年奖项。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林森（Tore Ellingsen）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选择梯若尔是否有什么困难，他回答，困难仅仅在于“梯若尔因为哪方面的研究而获奖”。

最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理由是“对市场力量及其监管的分析”。反垄断一直是梯若尔庞杂研究的重点，在梯若尔之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常会寻求适合所有行业的简单的总体政策规则，如为寡头设定价格上限、禁止竞争者之间串通等，但梯若尔通过其复杂分析证明，这些监管规则只在特定状况下有效，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弊大于利，因此，最佳的监管政策应该审慎地适应各个行业特定的状况。目前，垄断又以新的形式产生了——那些科技巨头。对他们的分析成为梯若尔的关注重点。

采访中，梯若尔反复提到，虽然经济学很复杂，其思考方式天然与媒体或大众的信息需求有抵牾之处，但如果人人都能多尝试着认真对待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经济学家们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在重大问题上争吵不休，实际上已经达成许多共识——许多看似棘手的问题其实都还很有希望。

平台经济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近期的演讲中提到，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的特征，那些影响力最大或冲击旧有经济最多的公司，其本质都是不同领域的“平台”：谷歌、亚马逊、优步等。平台经济出现的背景是什么？

让·梯若尔：按市值计算，全球前五大公司都是双边平台型企业：苹果、谷歌、微软、脸书和亚马逊。中国民众也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阿里巴巴、腾讯，都是平台。平台的兴起和我们身处一个数字化时代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自发明新产品，如果你能以更低成本生产它们、降低交易成本（例如运输成本、关税等），就能更高效地开展贸易。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担心的是如何找到贸易伙伴。然而现在将共享信息或数字产品从地球一端发送到另一端的成本几乎为零，我们面临的问题成了如何在数百万伙伴中找到最符合我们期望的那一个，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信息来源，但只有有限的时间去处理和理解它们。最重要的交易成本不再是物理运输成本，而是评估销售什么产品、选择与谁做生意以及沟通成本。因此，那些通过纷繁复杂的后台撮合，帮助我们在这些层面降低成本的中介和平台，站在了经济活动的核心位置，你可以说这是“注意力经济学”。

平台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有两类用户，无论易贝（eBay）、缤客（Booking），或利用闲置资源的共享经济如爱彼迎（AirBnb）、优步（Uber），还是买卖双方不直接接触的贝宝（PayPal）、美国运通等支付平台，都是一个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s）。需要说明，平台并不是数字时代的特有现象，而是组织模式的选择，传统经济中果蔬市场也是平台企业，只不过数字技术使平台无处不在。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新的平台公司构成了新的垄断，甚至比旧有的垄断更甚。传统的水利、煤电、通信等垄断往往局限于一国之内，而现在谷歌、脸书等成为全球性的统治性市场势力。这些新型垄断是否对传统监管政策提出了挑战呢？

让·梯若尔：这些双边平台确实显现出传统竞争监管政策的软肋。竞争法中的许多传统规则已不再有效，例如通过对市场价格进行监管。平台方有时会在市场一边设置非常低的价格或免费，例如你几乎是免费在使用谷歌和信用卡支付的服务——这在传统市场被视作掠夺性定价，另一面对市场另一方如广告主制定高价——传统上这被视作滥用市场势力，但这其实是双边市场不同寻常的特性导致的。

然而认为双边市场涉及的领域就是“法外之地”则是大错特错。不同于传统垄断，平台有时会令竞争者而不是自己的消费者买单。例如欧洲一些国家限制酒店预订平台缤客设定“最优价格保证”——在缤客上订房价格不高于其他渠道。可是平台收取的额外佣金成本仍然存在，酒店就将这部分费用加到那些不用缤客的消费者身上。再如，优步显然创造了附加价值，可是当它抽取司机交易额20%或25%的时候是否还合理，平台会不会成为了“寄生虫”？实施完全的自由放任或草率监管都是不妥的，需要进行全面经济学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数字巨头的负面效应已经在民众中酝酿不满情绪。例如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就鲜明地提出，如果她当选，要拆分脸书一类的大公司。这是可行的吗？

让·梯若尔：我并不赞同，拆分并不是解决之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信息技术的高度集中并不意外，用户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聚集到一两家平台上。一个原因是网络外部性，即我们需要与交流对象处在同一个网络内，我用微信，是因为大家都用微信，反过来又彼此促进。另一个原因与“规模经济”有关，如果有两个平台，一个一年只有2000次搜索请求，另一个有2万亿次搜索请求（如谷歌），两者设计一个搜索引擎成本大致相同，但能向广告商收取的费用有天壤之别，所以在线经济往往是“赢者通吃”。

三联生活周刊：那难道说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了吗？监管能有怎样的入手点？

让·梯若尔：需要关注的是竞争是否仍然正常，这是反垄断监管的核心。市场必须是“可竞争的”（contestable）。一定时间内的集中不可避免，但它们可能在未来被新的公司取代，这就让创新继续发生、不合理利润一定程度被避免，进而对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好处。现在的一大问题是，这些科技巨头会收购许多初创公司——它们未来的竞争对手，这是应当加以限制的。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制药企业，大企业频繁收购进行类似研究的小型实验室。这对监管部门是巨大的新挑战，因为被收购的初创企业在研发和盈利方面做出的成绩还不足以和这些巨头形成事实上的竞争，而这恰恰是以往监管部门的认定标准。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脸书提出要发行全球货币Libra的设想，它们声称这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因为脸书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世界的信息基础设施，有能力推动一种独立的、稳定的数字货币，更好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科技巨头有着从更根本层面改变世界经济的野心，你怎么看？

让·梯若尔：我明确反对Libra。我们已经有公共货币了——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事实上它们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或许在委内瑞拉货币问题一团糟，但大多数地方不是。Libra宣称和已有货币挂钩，本质上就成了一种债券。前车之鉴，类似的稳定数字币Tether（USDT）也曾经这样宣称，1Tether等于1美元，但显然未能实现承诺，近期被诉讼。私人机构的控制会带来一系列监管问题。有些根本性的经济设施，我认为由公有部门控制更好，而不是交给私人公司，因为它们考虑的东西会不同。顺便一提，我也不喜欢比特币——虽然它和Libra是两码事，那是纯粹的泡沫。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独立地发展出了百度、腾讯等一系列本土化数字巨头，如果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是否也是对谷歌、脸书等公司垄断的一种制衡呢？不过似乎许多西方国家对此并不热衷。

让·梯若尔：西方担心的问题，是它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够独立。

变化世界中经济学家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自己是“狐狸型”的经济学家——通晓很多事情，将分散的知识串联起来并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而不是“刺猬型”的经济学家——终其一生只研究某个问题并且有着强烈鲜明的观点，而媒体更垂青刺猬型专家。作为一只“狐狸”，什么使你决定走出专业领域，更多向公众发声？

让·梯若尔：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需要不断对抗失序的世界，特朗普、英国脱欧，这股民粹主义浪潮不喜欢经济学，不喜欢经济学家——事实上不喜欢一切种类的专家，事实和真相已经不再重要。但越是如此，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愈发重大。我们需要去解释我们在做什么。如今世界处在许多危机之中——气候变化、劳动力市场挑战、十字路口的欧洲、金融危机等，我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经济学是能提供解决方案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倡导政策方面付出最大努力的是什么议题？

让·梯若尔：气候变化，但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失败。从25年前我就主张各国征收足够高额度的碳税（carbon tax），到今天只有瑞典一个国家这么做（对家庭按照每吨二氧化碳100欧元水平征收）。也有几个其他国家征收一些温和的碳税，但其碳价远低于使升温保持在1.5～2摄氏度以下所需水平，例如法国2015年对化石燃料征收每吨二氧化碳14.5欧元的税款，这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法国人游行抗议这一税款。如果排放要付出成本，那么人们就会减少排放，这是经济学中很清楚的激励原理，可是现实中无法做到。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气候变化上实现进展这么难？国际社会也有许多减少碳排放的努力，为什么你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是有缺陷的？

让·梯若尔：自愿承诺式的减排，以及《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峰会、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等充满博弈的谈判已经被证明收效未能达到预期，有太多显著缺陷。从长远来讲，使升温保持在1.5～2摄氏度以下，对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经济都有巨大好处，但这需要协作。可是眼下每个国家采取行动时都考虑自身利益，同时希望占别国一点便宜，“搭便车”，或在谈判中采取“现在越敷衍、将来就越占优势”的策略。许多看起来很美好的清洁发展机制也疑点重重，例如一个地方出台保护森林的项目，却可能导致木材供应市场的变化，从而促进其他地方加速砍伐木材。对经济学家而言，气候变化就是一场公地悲剧，主要原因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威机构，能够采纳许多经济学家早已达成共识的建议。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向来主张，强制将经济主体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也就是“污染者付费”。既然所有二氧化碳分子造成的边际损害都相同，那么无论排放主体、地点、方式，都该执行全球统一的二氧化碳价格。也就是要么设定世界性统一碳税，要么进行排放权交易，通过免费或拍卖方式分配相应排放权（总量目标首先确定），然后排放配额可以自由在市场中交易，市场供需关系自然会决定出一个统一碳价。

三联生活周刊：把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让其在国际市场上流通，供需关系会自然调节，从经济学原理上是很清晰的，但许多新兴国家认为这不公平，发达国家首先发展了并造成那么多污染，现在却要求所有人执行同样的排放成本，事实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让·梯若尔：不平等问题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事实的确如此，但不应阻碍我们实现环境目标。为解决不平等问题而放弃碳定价的做法极不明智——这就如同按照成本的十分之一制定电价或是因穷人吸烟多就取消烟草重税。而且只在发达国家采用高碳价的作用有限，因为它们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那些碳成本低的国家，新兴国家必须让其居民和企业接受真正的碳价。至于公平性问题，我个人认为最好是由富国给予贫穷国家一次性财政转移支付。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也会抱怨，经济学家对一些重大问题并不能做出好的预测，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你怎么看待经济学家在危机预测上的作用？

让·梯若尔：经济学是科学，但远远不是完美的科学，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信息有限。我有个比喻，经济学家就像是医生——一方面是可以给危机重重的世界开出药方，另一方面是对准确预测的无能为力。你的医生可能告诉你，因为你吸烟太多、不运动或其他什么原因，你可能会患上心脏病。但你如果问，心脏病是明天发作，还是哪年哪月哪日发作，他没办法告诉你了。金融危机也是一样，经济学家更适合识别导致危机的可能因素，而不是危机是否发生、什么时候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书中对法国政治多有批评，例如在劳动力市场等问题上，政客受到民众情绪影响出台短视的、违背经济学规律的政策。在当今世界，你觉得哪个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榜样？

让·梯若尔：民主制度有两面性，其缺点在于政客盯着下一次选举而造成的政策短视，或是为了满足大众情绪需要而出台的与目的背道而驰的政策，例如不合理的租房补贴和雇员保护条款——它们在事实上让租房和找工作变得更困难了。但我也需强调，民主制度有其好处，它迫使政策制定者去倾听民众的声音，而且自身有调节机制，典型的例子是欧洲中央银行制度的设立。以往政府为了解决一时的通货膨胀等问题，肆意改动货币政策，结果反而使长期结果恶化，于是人们建立了独立于政府的央行制定长期合理的货币政策。

至于榜样，或许北欧国家做得相当不错，在福利制度和发展之间的平衡这方面。但我也想说，没有哪个国家永远是榜样，即使因为高速发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不代表其制度必然具有优越性。例如日本，从战后一直到90年代，人们都视其为榜样，然而一旦危机发生，评价立刻变化了。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中国经济，你认为主要挑战是什么？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L形”时期，人们似乎还不能一下适应。

让·梯若尔：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尽可能不冒昧给出空泛的建议。事实上专门有个名词叫“诺贝尔奖综合征”（Nobel Prize Syndrome），即在自己专业领域以外提供评论的癖好。我确实由衷感慨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这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已经使超过8.5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现在，如你所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我认为一些层面上中国要开始面临富裕国家的问题。中国人目前觉得增长放缓了，但这个增长率如果发生在欧洲，比如法国，人们简直要谢天谢地。

中国仍面临着许多挑战：实现全面脱贫并构筑安全网、打击腐败和消除不平等、缩小国有部门规模（政府须是一个强有力的监管者，而不是一个全能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等。其中，完善福利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已经相对富裕了的国家自然应当提供更好的保障，不过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一个可持续的养老和医疗体系，我想这是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

（实习记者祝烨临亦有贡献） 经济经济学让·梯若尔企业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