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出的15人与消失的2人：一起户外救援悲剧

9月3日，蓝天救援队两名牺牲队员许挺秀、尹起贺的追悼会在深圳市殡仪馆举行（霍健斌 摄/视觉中国供图）

看瀑布的代价

看着救援队员搭起来那套包含着滑轮、下降器和三条绳索的下降系统，郑元琴第一次在这趟溯溪之旅中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伤员在中间，左右两侧救援人员可以同步下降，随时实施保护；那个下降器，是专门为没有行动能力的人准备的，下滑速度过快，它会自动锁死，即使操作者双手离开，人也不会掉下来。

郑元琴是队伍中体力最差的那一个，此前从没有参加过超过8小时的徒步。她告诉我，原本这次只是来看一个传说中的大瀑布的。一周以前，她所在的户外微信群“瞎走群”里有人发了一家人在白马溪徒步的照片，清澈的水潭里有人戏水，一条白练穿越绿树直坠潭底。随后领队“梁队”发出了召集令：“本年度最后一次溯溪，去看白马溪大瀑布，限量20人。”

两天的时间，团队迅速召集到了24人，实际去了23人，预备的车辆从小巴换成了中巴车。临行前的几天，梁队提示大家准备速干服装，最好穿溯溪鞋，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对本次行程给出更多提示，也没有告诉大家，他们即将进入一段尚未开发、连他自己也没有走过的路线。

白马溪是当地人对广东惠州东部白马山周边几条未开发溪谷的统称，最高处海拔640米，但中间有超过三段20米高的崖壁将溪谷分割成多个瀑布，从2005年首次有人公布成功穿越以来，一直吸引着当地驴友。曾穿越过该线路的海鹏告诉我，如果按照由易到难以1到5来打分的话，这段路线不下雨时是3分的难度，雨天溪谷湿滑，则是一条5分难度的路线。

郑元琴告诉我，他们这个户外群持续了三四年，人员比较稳定，平均年龄超过40岁，基本上每周或者每两周都会有活动，大多数人都有超过10年的户外经验。但在8月24日当天在白马山遇到他们的另一拨驴友看来，“他们只是溪口泡泡潭子玩玩水的水平”。那队驴友的召集人何必告诉本刊，当时这群驴友只带了一根短绳子，一开始也没有拿出来，没人戴头盔，没见到有人穿毛毡底的溯溪鞋，甚至还有穿洞洞鞋的。

何必的团队和这群驴友是当天中午在大瀑布那里相遇的。其实，大瀑布的位置并不在溪谷深处，从溪口到那里顺利的话只需要一个小时，基本上不需要绳索攀登。事实上，大瀑布也是何必他们本次行程的终点。何必是第四次来这里，除了有一次是专门来玩瀑降，他从未踏入过更深处，瀑降那次也是刚刚爬到瀑布顶，由于下雨，就被领队喊着赶紧下撤了。他试图劝说眼前这些在他看来实力明显不足的驴友不要进去了，得到的回答是：“没问题，我们手上有查好的路线。”

蓝天救援队当天前往白马山第一梯队的雨寒、阿朋，第二梯队的老刘（黄宇 摄）

然而事后，当时决定前进的几个人告诉本刊，他们手上的轨迹图就只到大瀑布。午饭后，6人直接返回溪口，其余17人决定继续向溪谷深处进发，一是期待溪谷深处有更秀美的风景，二是考虑到溪谷的地形易上难下，依照经验，他们希望通过溯溪的方式到达山顶后，转进至更加平缓的山路下山。

但此后的路程难度远远超出了预期。从溪口开始，他们需要向上攀登三段平均20米高的崖壁。郑元琴说，几乎都是靠男队员“连拉带拽”，她才勉勉强强跟在最后面。上到第二段20米高的崖壁后，她“僵在崖壁上动不了了，手臂和大腿都在抖”。当时，是领队把绳子垂下来，她后面的一名男队员把绳子拴到她腰上，然后她自己再把绳子往手上缠三圈，上面的人直接把她拉了上去。对她来说，从那时起，这趟旅程就已经变成了一场不受控制的冒险。

经过近4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到了山顶，他们却只找到密林和绝壁，还有一面做路标的旗子。“既然别的队伍都把旗子扔到这儿了，那肯定就是没路了。”郑元琴他们当时想。下午5点半，领队最终决定原路下撤。

危险是在突然间发生的，刚决定下撤，在最高的一处崖壁，队员“铃铛”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坠崖了。那里20多米高的崖壁湿滑陡峭，驴友们没有绳索，前后排着队，手扶一根悬空在那里的水泥输水管去借力，“铃铛”在大概第五人的位置，当时郑元琴刚往下走了几步，看见她从悬空水管和崖壁之间的空隙“唰”的一下滑了下去，“她好像试图用脚刹一下车，但是根本停不住”。一片尖叫声中，“铃铛”从20多米高的崖壁直坠深潭，“趴在水面上，不动了”。刚下到谷底的几名驴友赶快将她从水潭中拖出来，一阵人工呼吸后，“铃铛”恢复了意识，尽管还没法坐起来。事后的检查中发现，“铃铛”牙齿掉了3颗，下巴裂伤，肋骨骨折，腿部粉碎性骨折。

这是整个团队行动失控的转折点，“铃铛”出事后，再没有人敢继续往下走了。除去两人下山寻求支援，15名驴友被分成了两拨，上面的平台留着9个人，而下面的平台包括“铃铛”在内有6个人。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救援。24日下午5点坠崖事件一发生，领队和队里几名老大哥就拨通了消防以及深圳蓝天、公益等救援队的电话。郑元琴对领队在电话中的急切记忆深刻：“他一直在催救援队，每隔一段时间就问一次到哪儿了，同时强调伤员不能移动，要一副担架，最好下面有个气垫。”领队是这群驴友情绪的一个极端反应。郑元琴说，队里的所有人都很紧张，那天晚上，她听到有人小声讨论：“万一出了事，是不是所有队员都有责任啊。”还有人说回去就退群，再也不参加这种活动了。

从下午5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5名驴友在这个位于峡谷深处悬崖边、距离地面20米的小平台上被困已经超过7小时，而如果按进入山谷的时间24日上午9点计算，则是15小时。驴友们的状态一个比一个糟糕。原计划当天下午就出山的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过夜的装备。同时因为担心被救援队指责诱发山火，以及对下撤时间过于乐观，前一天傍晚生起的篝火被驴友自行熄灭了，结果夜雨淅淅沥沥浇了一宿。

25日凌晨零点10分，深圳蓝天救援队和惠州蓝天救援队终于和坠崖的驴友相遇，开始对伤员进行基本救治；2点，深圳公益救援队携带担架到达，并开始与蓝天救援队一起铺设用以转移伤员的绳索系统。

驴友们眼巴巴地看着这套系统一点点搭建起来，“都希望能尽快把伤者转移下去”。当25日早上8点，“铃铛”的担架被架上下降系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郑元琴想的是：“接下来就该我们了，从现在开始，肯定安全了。”

与台风赛跑

但“安全了”只是驴友们的想法，从进山的那一刻，救援队员的情绪就从未放轻松。

早有预警的台风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25日早上6点，正在搭建绳索系统的深圳蓝天队员雨寒，又一次看向白马河溪谷上方那片狭长的天空，还是没看到原本应该出现在东方的下弦月，只有厚重的云层飘落着广东夏天特有的暖湿的雨。刚刚过去的夜里，她不断重复这个动作——抬头看看天上出没出月亮，再低头看看溪谷的水有没有涨起来。

大约再过一个半小时，今年第11号台风“白鹿”将在白马山以北250公里的福建东山岛登陆，广东全省有42个地区发布台风预警，此时，白马山所在惠东地区海面上的风力高达10级。

小环境地形雨的准确预测是世界性难题，24日凌晨1点，雨寒就收到后方消息，说大约60至80分钟后会有一轮强降水，她赶紧布置了一条向上攀登的绳索，便于当时转移，好在强降水并未发生。但大家都明白，这头洪荒巨兽哪怕随便一个边缘气流与白马山发生一些接触，都可能引发一场足以吞没所有人的山洪。

尹起贺、许挺秀、雨寒、阿鹏四人是24日晚上8点接到求援消息的。那天是周六，这四名深圳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一大早就从深圳开车去惠州，为惠州蓝天队做绳索培训，从早上9点一直练到晚上7点。他们正和惠州蓝天救援队一帮队员在大排档吃晚饭，蓝天的救援群里传来消息：24名驴友在惠东县白马山野外溯溪期间，一名女性驴友不慎坠崖受伤，其余16名（注：信息有误，应为15名）游客被困在溪谷中无法移动。同时询问在惠州的四位队友是否可以出队。

四个人没什么犹豫，扒了几口饭就出发了。他们知道自己是队里现在唯一能紧急调动的力量，雨寒说：“队里考虑到那天台风入境，应该不会有人上山，组织队员备勤都是备的城市救援的勤，根本没有备山野救援的勤。”尹起贺当时的想法是：“这不是还没下雨吗？我们离得最近，抓紧进去，把人抢出来。”惠州蓝天队派出星宿等11人一起赶往白马山，同时为深圳蓝天的四名队员更换了对讲机，并且携带了本次救援的公共装备——一副担架和三根绳子。

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大暴雨，他们一度很担心山里的状况，晚上10点38分，尹起贺四人赶到白马山脚下，并未下雨，他们见到了来接应的驴友，并和惠州蓝天的星宿和队医组成了第一梯队。

按驴友描述的位置，伤员在第三悬崖，最靠近山顶，“但是走上去很快，20分钟就到”。星宿从小在山里长大，他意识到这里的山路并不好走，地上是机耕路，一侧是当地人种的果树林，另一侧是河沟，“崖壁滑，不规则的石头多，跟之前爬的山都不太一样”。

救援当中的很多信息是不对称的，比如驴友告诉蓝天救援队说惠州消防已经到了，并且携带着担架和绳索等全部装备，于是蓝天队员放下了担架，减轻背负，然而在山上一处三岔路口遇到消防队时，才发现对方根本没有担架。“我们接到的指令是来给你们做接应，抬担架下去的。”对方说。

这段驴友描述中20分钟的山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员花了一个小时，到了之后，却没有办法转移伤员，只能先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安抚，同时等着第二梯队和其他救援队带着担架上来。

这中间，两个当地（惠东）驴友志愿者通过一条只有当地人知道的山路，绕道山顶先到达被困者聚集的悬崖顶，带着他们绕过中间两处悬崖，直接到了伤者和其他5名驴友聚集的平台下方四五米的一处小平台，“帮了救援队大忙”。

在凌晨1点布置了那条必要时用以逃离洪水的向上攀登的绳索后，雨寒也一度想，既然山上已经发现有路了，是不是能考虑将驴友向上转移，“这样还可以让大部分驴友远离危险”。

但这个提议遭到了驴友们的反对，他们强烈要求首先保证伤者的安全。很快，凌晨2点钟，深圳公益救援队携带担架到达了，两边的队员也有大致的默契，考虑到抬担架向上的人力消耗太大，最终还是决定向下转移。“首先从伤者平台转移到9名驴友聚集的小平台，再从小平台转移至下方溪谷。”雨寒说，因为转移担架每一段绳索系统都需要三根绳子，雨寒上前拆掉了之前那根绳，这也意味着其他驴友只能等到担架转移后才能行动了。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创始人郝南也一直在关注着这起救援。24日晚上10点，他给前方指挥部传来一个判断：“根据卫星云图，白马山6～8小时内会有大范围降水，建议密切注意水位，尽快转移驴友。”深圳公益救援队负责人事后告诉他，当时他们根据该信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判，判断存在一个降水窗口期，抓紧时间应该能完成下撤，所以决定让驴友们稍微等一等。

事实上，降水的窗口期确实出现了。根据郝南事后从最近一个气象站得到的统计结果，当天每小时降水直到10点钟才达到20毫米，哪怕以伤者“铃铛”使用完最后一节绳索，转移至林间小路的8点38分计算，给驴友们留下了至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而，驴友们的转移，确实也太慢了。

201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参加模拟特大地震救援综合演练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在利用滑绳运送伤员（邱海鹰 摄/视觉中国）

延迟的下降

“那天在上面的队员，够用但是不富余，每一个人都有活干。”雨寒说。25日上午7点，在布置最后一段担架使用的绳索系统时，尹起贺在上面搭系统，让雨寒下去看看绳索的情况，两人从此分开。

下面的状况有些复杂，直接放下绳索，担架会直接落到水潭里，她只好打几个锚点，将绳索向右拐弯，保证担架落到一块石头上。弄好之后她抬头往上看，视线被那块大石头挡住了，她没有看到尹起贺，同时，她看到两名队员带着伤者已经在下面了，其中一抹蓝衣服，那是阿鹏。

大多数人的关注重心都在伤者身上。他们将“铃铛”带到林间小路后，和等在那里的蓝天、公益两支救援队第二梯队的队员会合。雨寒这时候本来打算回去，她在过去两三年里一直是尹起贺的搭档，她对上面的尹起贺和许挺秀在技术上没什么担心的，但是在这种救援现场，尤其是他们的对讲机也都没电了，她希望能待在队友身边。

但山地担架转移考虑到轮换和保护需要20人，下面抬担架的人手远远不够。这时，一旁的公益救援队队员说：“你别担心，我们还有两个队员在上面，我们的对讲机还能用，能通联到。”这是促使蓝天两位队员下去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主动留下的公益救援队的两名队员，不久之后被驴友给劝下去了。郑元琴告诉我：“当时所有人都对他们说，让他俩去保护伤者，我们自己能下山。”随后，公益救援队的两名队员跟着驴友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撤了下去，并护送9名驴友出山。

后面的工作，远没有驴友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驴友们大都缺乏索降经验，尹起贺和许挺秀不得不逐一教他们如何使用下降器，还要教他们如何选点，如何发力。“带锁止功能的下降器只有两把，平均每个人要用10分钟，下去之后要把下降器再送上来，所以时间就花出去了。”郑元琴说。

当伤者“铃铛”转移下去的时候，山里就已经下雨了。雨寒拍摄的一段视频里，雨点已经打得水面泛白，雨声已经盖过了说话声，而且雨越下越大。

最大的问题，出在了郑元琴身上。本来队友考虑到她是女性，体力又不好，让她第一个下，可是面对20多米高的崖壁，她就是不敢下，就这样，她从第一个等到最后一个，还是不敢。“当时一个是不知道情况真的很凶险，另一个是情绪可能有点崩溃了。”她说。

下到中途的时候，锁扣便一拉就锁死。当时许挺秀从下面冲到中间的位置，说你转过来，面对着我，安全环扣在我身上，你就坐在我腿上，我带着你下。但是郑元琴当时觉得对方一个小女孩瘦瘦小小的，怎么能往她身上坐，始终还是坚持自己下。

最后，是许挺秀给她换了一把U形锁，将绳子下端递给在崖顶的尹起贺，将她像放篮子一样，一点一点放至地面。

这是大家所能知道的，关于尹起贺和许挺秀最后的画面。转过大石头那个弯，郑元琴也看不见他俩了。郑元琴说，当时她的领队在下面等她，看见她就吼：“你知不知道上面有个水坝，一旦漫了坝，水就下来了。我在下面拼命叫你快点，是那个小姑娘挺秀说不要催，她担心催你之后一着急出危险。”

郑元琴和领队没走出几十米，水就已经涨起来了，雨寒布绳拐点处那个2米高的石头，已经完全被水淹了过去，他们在旁边沿着崖壁上了林子，幸运地找到一条机耕路，强攻山脊。在某个位置，郑元琴看了一眼溪谷，发现整条溪谷都像他们那天看到的瀑布照片，像一条白练一样。

绕了很远的一截山路，郑元琴和领队下午2点才出山，她被雨寒拉住，问：“起贺和挺秀呢？”她愣了一下，雨寒也愣了一下，用了几分钟，大家意识到，帮助15位驴友最后撤离的两个人，可能没有出来。

救援之殇

之后的两天时间里，周边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在寻找蓝天的两名队员，仅蓝天救援队就出动了8个批次的梯队，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相信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一起救援当中，怎么可能户外经验最丰富、逃生手段最多的救援队员反而出了事呢？”

那两天溪口的水还是很大，雨寒一直守在山下，有机会就进山，嗓子都喊哑了。但25日晚上，有村民从下游的水库边上，捡到了一顶蓝天救援队的头盔，带子断了，上面满是撞击的伤痕。雨寒意识到，两个人恐怕凶多吉少。

26日中午，搜救队终于能够上到当天驴友们下撤的位置，许挺秀的遗体被发现，就在出事的平台下那个水潭处，她的手里抓着上升器，正好卡在石头缝里。一天之后，同样的位置，尹起贺的遗体在水底被发现，保持着手抓绳子的样子。两人的头部都有大面积外伤，人们推测，“应该是洪水下来，一下子的事情”。

这是蓝天救援队成立12年来，第一次有队员在任务当中去世，而且是被队友认为“最不可能出事”的两个队员。尹起贺从2013年深圳蓝天创立时就在，自己去考了国际搜救教练联盟的激流水域救援证，考了应急救援部应急救援员证，每年代表队里去参加绳索救援、速降的比赛。在蓝天，每年服务200小时就能领个奖状，队友们一查，这几年尹起贺服务了2万小时。

尹起贺生前从事IT行业，在市区上班，每个月有1.5万元的收入，他住在深圳郊区一座老房子里，远离单位但靠近基地，住了很多年。房间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摊了一地，没有锅碗瓢盆，烧水壶是唯一可用的电器，灯全部是坏的，没有一盏亮。这间屋子里像样点的东西好像都和蓝天有关，备勤的包放在角落里，里面设备物资齐全，晾衣绳是登山用的绳子，上面还带着安全扣，还有一摞证书，放在角落里。

许挺秀则在2017年加入蓝天，2018年成为正式队员，但她是过去一年整个蓝天队培训出勤率和任务参与时长最高的队员。她同样拥有岸基救援证、急救证、潜水执照等一系列证书。

然而就是这样专业知识丰富、平时花着大把时间和金钱、凭借着一腔热血来参与救援的两个人，却在这样一起救援行动中不幸离世了。包括家属在内，人们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比如为什么救援队无法保证自己队员的安全？为什么不优先安排驴友撤退？

“这其实是一帮很纯粹的人，我们常说，就把这种救援看成是社会服务的一种，不要赋予它太多沉重的意义。但涉及到拯救生命，大家心里很难真正不带任何期待地参与。”行动部的王晨本来回老家处理一些私事，知道队员失联后改签了最近的一趟航班回来。

其实要不要进山，几名队员是没什么犹豫的。从2015年加入蓝天，雨寒参加了少说也有上百起山野救援，还没有哪起任务是到了山脚下不进去的。“这不是危险系数的问题，除非我们判断马上要爆发山洪，或者是水很大根本进不去，否则，我们都是创造条件也要进。再说了，能把行动正常的普通人困住，又有哪种现场是绝对安全的呢？”

这也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在台风天进山，去年夏天就在深圳本地梧桐山，也是台风天，有一对情侣被困山中，当时山上已经是暴雨倾盆，甚至带有雷电，当时是深圳蓝天技术部负责人王晨带队。“要按照一般的室外作业守则，雷电天气上山，那不是找死嘛，但是我们当时判断两片云交错之后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期，我们就是想着能在这个窗口期把人抢出来。”

民间救援队听起来总是出现在那些重大事故现场，总是与荣耀和成就相伴，但是只有这些队员们知道它真实的样子。蓝天算是规范化运作走在前面的公司，他们执行任务不允许收费，不允许承接商业合作。深圳对相应的社会组织有一定扶持，蓝天的办公场地，是通过向消防部门、社区提供一定时长的培训和服务换来的，现在每年出任务基本上也都有基金会之类的组织来承担相应成本，但是所有的个人装备，依然需要队员自掏腰包。

一位资深救援队员提醒我注意一个细节，两名队员为什么到最后一定要在大雨倾盆的环境下去收绳子。“因为贵啊，每根绳子要上千块钱。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惯性，之前穷怕了。”

9月3日的追悼会现场聚集了超过100支全国各地蓝天救援队的代表，他们穿着统一的蓝天制服，排着方队站在院子里，只是互相点下头、拍拍背，极少有人说话。蓝天救援队创始人、全国总队长远山致悼词时称：“此次救援没有技术瑕疵，这让我们更感痛心。公益救援是非常危险的职业，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

尹起贺和许挺秀两个人身着蓝天队服，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有人说：“只有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才是他们。”但是郝南对我说，他们脱下这身衣服也是普通人啊。深圳蓝天救援队队长王长福在前一天晚上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对我们干救援的来说，2条命换15条命这个说法，有多残酷吗？” 深圳户外蓝天救援山洪户外运动驴友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