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人村时代

傍晚，在工人村散步的居民

口述/班宇 采访/宋诗婷

摄影/蔡小川

工人村那179栋三层红砖房早就不见了，只剩32栋，成了省级文物。其中7栋恰好围成大半个圈，组成工人村生活馆，算是对过去半个多世纪集体生活的纪念。生活馆对外开放，涂了层新漆，换了铝合金窗户，和另外25栋形成现代与前现代的对比。

出了半包围的院子往北走，南十马路上那栋小楼底层是个宾馆——纯莉博宾馆。“标准间50元至70元，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字幕不停滚动。晚上，宾馆招牌发出橘黄色的光，白色的LED灯郑重其事地打在上面，将这家小店照成工人村最亮的一角。

“每次路过，我都以为是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呢。”班宇一边走一边回头望。

高中以前，班宇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这片区域。那些年里，他和父母所住的变压器厂宿舍和工人村隔一条马路，距离不过几百米。《冬泳》里那个露天的文化宫游泳池在卫工街九路，也不过两三个街区的距离。某段时间，他和一些儿时的朋友经常去玩，除了他，别人都早已退学，也懒得上班，每天无所事事。那个把他带进摇滚世界的花鸟鱼虫市场在家与学校之间，从一个重点中学的学生到坠入愤怒与重金属世界的叛逆少年，只需五六分钟车程，自行车。

也就是从那时起，班宇的世界分裂成两个。一个是90年代末、2000年初中国东北冰冷的景象，父母下岗，城市凋敝，目之所及一片萧条。另一个是涅槃、枪炮与玫瑰，沈阳地下摇滚乐队疯狂与愤怒的演出现场。现实世界郁结的病灶流向昏暗的酒吧和俱乐部，在那里被展示，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被捅上一刀又一刀。

这两个世界恰恰促成了班宇今天的文学创作，冰冷的现实为小说提供书写素材，音乐和文学最终交汇，内化为他编织素材的方法论。

相较于那7栋楼组成的生活馆，班宇小说中的世界更具体可感，倒是真有点纯真博物馆的意思。只是那里不光有一个男人的爱，还有他隐藏在角落里的秘密和无法直言的控诉。

要在眼前这个工人村街区里寻找小说中的世界和班宇过去的生活是困难的，面对这些变化了的景象来追忆，反而更加空洞，连语言本身都是尴尬的。

于是，班宇和我们都放弃了。走进一家最家常的馆子，锅包肉、红烧带鱼、凉拌拉皮、尖椒炒猪肝……还有八九瓶雪花啤酒和一个小瓶老龙口。一共151块，这是一个写小说的文艺青年这么多年留在东北生活的底气。

喝上酒，班宇说起话就更像他小说里的人了，语速快，句子短，感情色彩强烈，在依然挺冷的东北和破败的小饭馆里听，“贼他妈苍凉”。

以下为班宇的口述。

工人村滑梯上的孩子

关于“下岗”

关于“下岗”，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在铁西一个补课班补课，大概是1996、1997年左右，在重工街的一个幼儿园里，负责的老师叫衡长义，他本身不会讲课，但组织能力特别强，找了些很好的老师来帮他带学生。

有两个老师很特别，一个姓范，身体还有点残疾。蹬自行车时一只脚踩一下，脚蹬子空转个半圈，再踩一下。还有一个姓刘，以前在工厂上班。工人，外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文化，性格极其暴躁，经常打骂学生。我初中同桌的爸爸跟刘老师是一个厂的，说在这厂里，他基本是任人欺负的角色，很老实，没脾气。但这人身上有一股喜欢琢磨的劲儿，爱研究数学，还讲得特别明白。

那个补课班办得非常成功，别说铁西，在全沈阳都是有名的。有一阵子，沈阳号称要搞素质教育，到处抓补课的，很多补课班和老师都被举报揭发了。我那个班因为办得太大、太成功，很快就被干掉了。这个事情没问题，整个大形势就是这样。但我不理解的是，后来《沈阳日报》发了一个稿子，标题里赫然七个大字——“下岗职工衡长义”，内容就写他下岗，弄个补课班，着急招学生之类的，非常大字报。

当时我就受不了了，那会儿我父母还没下岗，正濒临下岗，怎么“下岗”突然就变成犯人一样了？我爸爸即将从一个工人变成一个“犯人”，为什么会这样？

1996年，下岗潮席卷我家。我是双职工家庭，爸妈都是变压器厂的。爷爷奶奶有三个孩子，这在当时不算多，两个姑姑也都有孩子。有年春节，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爷爷奶奶、我家、小姑姑家，还有其他亲戚，加一起十几口人，吃着吃着大家突然发现——全家还在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就只有我爸和我了。

我一想，可不是吗？爷爷奶奶退休了，奶奶的妹妹在一个国营的浴池工作，浴池黄了，她就没了工作。妹夫还没到退休年龄，但也丢了工作。只有我爸还在上班，而我还在上学，更小的弟弟还没开始上学，家里的其他人又都下岗了，就我和我爸两个人有正事儿干。

算起来，我爷爷是离休，和退休相比还能多享受一点福利，其中有一项，是免费为离休者定期赠阅一份名为《晚晴报》的报纸，官方说法是为了充实离休老干部的业余生活。这份报纸的名字起得实在是好，“晚晴”二字的组合让人充满希冀，但这风景并不是谁都能看见的。

这算艰难吧？挺可怕的吧？生活会出现巨大的问题吧？但那些年过得也还挺好。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变压器厂宿舍楼里的大部分人也都下岗了，但好像每家都有自己的办法活下去，做点小买卖，去别的地方打工，有技术的搞点技术，没技术的出点苦力，都能维持个生活。

遇到事互相帮衬就必不可少了。比方说亲戚的孩子，或者我考初中，当时要缴纳一笔择校费，数额不小，基本上都是东拼西凑，今年我家借给你一些，明年还回来，再向你们家里借几千块，都是这样过下来的。

当时我已经十几岁了，对父母没了工作这件事多少有一点负担，也会忧虑未来的生计问题，但想到这事儿总归不是我能左右的，很快也就不在乎了。你要知道，东北是计划生育执行得最好的地方，城市里一家一个孩子，父母都极尽可能地把你保护得特别好，所以，我的生活受影响不大。至于上一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好像他们总有办法自己解决掉。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有很多突然消失的人。我有个同学，父母离婚了，他和爸爸一起生活，他爸爸和我爸爸是同一个工厂。这人平时喜欢打麻将，家附近有个自行车车库，他每天就在那车库里打麻将。有次可能是输了点钱，当即就和大伙儿说，“我走了，明年再见”。然后他就扛着一个大包去工地打工了。那时，他刚刚下岗一个月左右。

爸爸走了，同学家里就只剩下他和奶奶，大半年之后，奶奶去世，他爸爸都没有回来。处理完奶奶的后事，他就去和妈妈一起住了，爸爸再回来是两年之后的事了。想一想挺凄凉的，爸爸、儿子、奶奶，三个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维系着一个特别脆弱的关系，然后人说走就走了。我猜啊，他爸可能根本就没去什么特别远的地方，甚至就在附近。只是，他还能做什么呢？

也是在2000年前后，我真正感受到了所谓的市场经济。90年代末期，工人村附近，桃园饭店旁边有个比较早的商品房，两三千块一平方米，不算贵，但当时我可看傻了。房子还要用买的？接受不了。

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在《肃杀》里那篇小说里，我写到的那个儿子在体校踢球的肖树彬原型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也是工厂里的同事。他儿子比我大一岁，小伙儿长得挺精神、挺帅，当时在球队踢球。两口子下岗后，生活的主要动力就是供这个儿子踢球。当时，沈阳的牛肉馆很火，我家附近就有个吃炖牛肉的地方，那里人多，夫妻俩就在门口摆摊卖烟卖水。

就像我小说里写的一样，教练曾说过，他们家儿子挺好，以后保不准能踢出来。学踢球，从小就得跟教练搞好关系，他妈把金戒指都换了钱，折成两三千给教练送去，就希望让儿子踢一回主力，上一次场。但每次想上场都得拿钱，根本就是无底洞，时间长了，看明白了，家里知道再怎么也是扛不住。

后来，我这个叔叔和老婆离婚了，谁都不敢再管这孩子，天赋巨好的苗子，就这么废了，天天和爷爷待在一起。再后来，他去酒店工作了，站在门口做迎宾，指挥倒车。那几年，辽宁出了个挺有名的球员，就是他的队友。

作家班宇，工人村一带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也是短篇小说集《冬泳》里主要的讲述空间

地下的躁动

要说怎么开始喜欢上摇滚的，这还真是个挺巧的事。大概是2001年吧，我在上初中，沈阳市萃文中学，学校在肇工街南七马路附近。从学校回家，骑自行车大概十分钟，总会路过南十马路上那个花鸟鱼虫市场，我们把它简称为“鱼市”。现在，这个地方也还在，但不是成规模的市场了，偶尔周末会有几个摆摊的。

这个市场当年不只是卖鱼，也贩售一些杂物，比如散白酒、烟叶和小孩的玩具，周围有一些花店，还有玻璃商店，专门根据尺寸给人切割玻璃的，这个很有趣。我后来常买盗版光碟和打口CD的地方在市场最北侧。那有个铁皮房子，姐姐在铁皮房前摆摊卖玩具，当时男孩玩的那种仿真枪，打BB弹的。弟弟在后面教弹吉他，顺带着卖盗版光碟和打口带，后来我知道，这哥们是玩乐队的，听金属，特别重，吉他弹得非常好。我们当时形容乐队，最高级的赞美词是“狠”，都说这个乐队狠不狠，谁狠谁牛。

打口带都是外国磁带，质量相当好，那大哥把磁带修好，大家随便选十首歌，他帮着录下来。卖得也不贵，就几块钱。有时选不上来那么多歌，我就让他随便录一两首。那哥们挺有意思，他总会放进去自己喜欢的歌，基本是摇滚，涅槃、枪炮与玫瑰乐队什么的。慢慢地，我们就熟了，聊得也挺好，没事儿我就往他那跑。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几个人，有乐手，也有喜欢看现场演出的。当时没有网络，演出信息都是口口相传，或者在大学、音像店里贴海报。铁西有个沈阳工业大学，离我家还算近，有时我就去看看演出，十块钱能看十支乐队，一演半宿。

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圣诞节的那场演出，在工业大学附近的磕酒吧。演出当天，大概十几支乐队。海报是手绘的，一位抱着吉他的圣诞老人在唱歌，旁边写着演出乐队的名字，门票十块钱。我逃掉晚自习，去看演出，六七点钟的时候，室内人已经非常多，那个舞台并不能算作是舞台，只不过是比场地高出一个台阶的位置，演出者离观众很近，几乎是脸对着脸，很多人脱掉羽绒服，穿着毛衣站在场地里，依然满头大汗。音乐风格很多，几乎凝聚当时沈阳所有较为出色的乐队，各种金属，但听起来差别也不是很大，音响效果不太行，朋克更好一些，简洁明快，能鼓舞士气。

如今，工人村已经基本消失，只纪念性保存了32栋，其中几栋成为工人村生活馆和居家养老中心

搅水男孩乐队上场了，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次复出，比之其他乐队，没那么直白的愤怒，反而有点狡黠，绕着弯说怪话。他们当晚的最后一首歌，将“铃儿响叮当”唱成“穷得响叮当”，“叮叮当，叮叮当，穷得响叮当……”好像要以一首童谣将所有人连接起来，忘却节日的虚假快乐，必须要去正视已经死掉的那一部分。

可能是2005年左右，我还看过一场演出，有个乐队唱了首歌，名字叫《老天爷》。歌词大意是：老天爷，你睁睁眼，看看我们的人世间……我当时十分吃惊，这与前几年里那些地下乐队的表达趋向，或者说呈现方式完全不同。它忽然变成一种迷信与告状，我不能接受这个。

算起来，我开始了解些小说家还和听摇滚乐有关系。有本摇滚杂志，叫《我爱摇滚乐》，上大学后，我还给他们写过乐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杂志对我来说都是“圣经”一样的存在，它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本基本在认真讨论音乐，后半本就全都是瞎扯犊子了。介绍和登载过一些没有版权的小说，博尔赫斯的、卡尔维诺的、乔治·奥威尔的……都能从上面读到一些节选。

沈阳就这么大，喜欢摇滚的圈子也就这么大，一个两个地慢慢就都认识了。即便在今天，在沈阳有一个文化生活圈子都很难，更不用说那个年代了。遇到个同样喜欢听摇滚的，互相都觉得特别亲近。上补课班时，我认识个同学，他是要考中央音乐学院的，但是文化课不行，补也补不明白，上两节课人就跑了。大概又过了两三年，我俩在大马路上遇到了，站在那聊了半小时，就是觉得亲。

当时有个叫阿白的兄长，是搅水男孩乐队的，对我影响很大。我们两家住得不远，我总跑去他那借书看，早期的挺多书都是他推荐给我的。后来，阿白还组织过沈阳的电影放映，做过实验戏剧，现在跑去云南，开了家咖啡书店，活得依然很文艺。

也不是所有人都一直这么文艺，一直在对抗些什么。

正在排练大合唱的老人

《工人村》那篇小说的第一章叫“古董”，里面有个主人公，出场是这样的：“老孙的军绿色上衣撘在右肩膀上，左臂的戏曲脸谱文身和一排精瘦的肋骨暴露在外，刚剃的秃头上正生出一排青色，稀疏的几绺山羊胡随风摆动……”

这人有个原型，特神，早年是废铁管乐队的贝斯手，一个硬核朋克乐队。当时，很多乐队的排练地都在铁西的平房里。有一段时间，废铁管乐队就在铁路边的一座水泥房子里排练，荒草丛生，罕有人至，窗户也没玻璃，那边只有这么一座孤零零的水泥房，他们就在这里写歌。

作为乐手，那哥们弹得确实不太好，但这人的经历很有意思。退伍军人出身，不爱去地方安排的那些工作，就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做过司机盒饭，自己炒菜，十块钱一份，管饱，巨难吃。在药房卖过药，干过文身，还开过理发店。那是2004年，理发店离我家和学校都不远，离工人村也很近，店名就叫嬉皮士，雇了个大工，开业时还找了一堆沈阳的地下乐队在门口演出，特别躁，翻唱潘多拉之类，但就唱一半，后一半还没排呢。

说来也奇怪，这人没太多文化基础，也不踏实，但干一行就能钻进去，什么都能学会。后来就倒腾古董，卖的都是假古董，造假的功夫都是自己琢磨的。有次一个外地人要个什么年代的象棋，他先做了个特别精致的，给人家邮了过去。人家一看，不错啊，立马打了钱。他又和人家说自己有一整副，人家一听高兴了，打算全收。东西邮过去后，人家打来电话，大骂一通。怎么回事呢？做一个可以，后来活儿就糙了，邮去的象棋上还有没整掉的锯末子呢。

前阵子听说，他的第二段婚姻又结束了，为了躲避前妻的围追堵截，他在沈阳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租了个特别差的房子。别人问他：“你干啥呢？”他说：“我现在在快手做直播，有好几万粉丝。”人家问直播点啥，他说，以前不是卖假古董吗？现在开始打假了，每天备课，给网友讲如何分辨古董的真假。那这个怎么赚钱呢？他给人解释，刷点礼物，还可以加微信，如果对方要去买什么古董，可以直接问他值多少钱，真不真，问一次十块钱。

除了干这个，他还有份收入，周末在一个商场里当陶艺老师，教小孩。听说，他最近又在琢磨知识付费了，弄一套课，一本万利，就不用再直播每天备课了。这大哥现在四十出头吧，你好像永远也弄不死他，底层生活能力无人能敌。

就是这样，东北容易出重金属和朋克，因为愤怒且生命力极强。

打麻将、玩扑克是居家养老中心里最主要的娱乐活动

挣脱与沉沦

下岗潮、爱上摇滚，这两件事有直接关联吗？这个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幼稚但当时的情况是，这是我能抓到的、唯一的、还算趁手的武器，尽管这种对抗也并非战斗，而是在一些时刻无限地沉浸下去。很多时候，我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在文学和音乐的世界里待着，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有劲儿，有意义，挺酷，是值得一干的。

将自己密封得很严实，所以切实感到愤怒的，也许只是对学校和老师。高中时代，他们说的很多话，我都没办法理解和认同。比如，打个篮球比赛，技不如人，最终输掉，是有点可惜的，当时老师也在，操场上回来后，课也不讲了，让每人写一篇八百字以上的感想。

我能有什么感想？我又应该有什么感想呢？相当愚蠢的激励方式。我没有任何集体荣誉感，相反，我感到羞耻。

我写过一段话：“年少时信奉许多没有来由的力量，并为之战栗、激动，想象着抵抗与超越，不在乎误解。写小说之后，发现必然要去承认一种失败，在试着去进行沟通时，自以为是地找寻同类时，被温暖的幻觉哺育时，实际上已经走到岔路的尽头。这里没有风景，只是一片更加开阔的荒芜。”

尽管充满了苍凉和无力感，我还挺怀念90年代的。满眼都是憧憬，即便后来没落凋敝了，也凶猛干脆。

我挺喜欢以前住的地方，那条路两侧的树已经很多年了，每年夏天走在路中间，树会把天完全遮住。路边有推车卖菜的，那些清新的味道或者腐朽的味道跟着你，一路走下来，感觉非常好。但这些地方都在两千年后衰败或者拆迁了。

工人村曾经的生活场景

转回来再说那卖打口带的哥们。后来，花鸟鱼虫市场的那家店黄了，他就搬到老工业大学附近，又租了一个小房子，卖点杂志。当时，他有个在一起七八年的老婆，有个还在还贷款的房子，当时大环境不好，还贷款压力大，俩人都脾气不好，经常吵架，吵着吵着老婆就离开他了。我印象中，千禧年过后的几年里，这种事儿特别多。

就像很多小说里写的那样，后来，这哥们身上发生了非常不好的事，如今人已经不在了，和一桩案子有关。这故事太残酷，十几年了，我仍不敢下笔。

我喜欢很多作家，但尤其喜欢格雷厄姆·格林。对于我来说，他更接近于一位信仰与情感阵营里的战地记者，濒临火线，来往穿梭，所探讨的问题也很复杂，虽然这些故事经常被置于侦探、谍战与犯罪小说的框架里。不过老实说，我在阅读格林的任何一部作品里，都感受不到所谓的惊奇与消遣，反而是无比的沉重与泥泞。

与其说它打动着我，不如说在那些困境里，在原罪的逼迫之下，根本是无路可退。

七八十年代流行的儿童车 班宇工人村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