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穷鬼乐园”

口述/郑执 采访/驳静摄影/蔡小川

这天晚上10点多，我们和郑执夜袭万顺啤酒屋，传说中的“穷鬼乐园”。它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阜新二街，顶在交叉口，视野开阔，周围有5条街放射而出。夜幕下的啤酒屋是周围唯一仍然亮着灯的店铺。它曾 24 小时营业，全年无休，现在一半的桌子都空着，早不复当年盛况。

这是“一席”那个演讲视频被广泛传播后，郑执第一次到万顺来。他受到了老板娘的热情款待，手由她拉着，“今天有几个大学生等了你一天，一个小时前刚走，我赶紧先发微信告诉他们”。视频在网上流传，连带地，万顺啤酒屋成了“网红景点”。郑执平均每天能收到100多条微博“打卡”私信，读者到此一游，发照片给他。

2008年，郑执的父亲因癌症去世，他开始光顾此地。“在这里喝酒很快乐”。与一周前在北京某个咖啡馆的见面相比，此时的他显然更坦率，更畅快了，“这十年我都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喝。我喝酒不是为了交流，现在坐在这里跟你们聊天，我都觉得是种负担”。

郑执1987年出生在沈阳，初高中就读于东北育才学校，东北三省最好的中学之一。但高考成绩却不尽如人意，差点落榜，被前来招生的香港浸会大学“捞了一把”。他18岁离开沈阳，在香港7年，台湾1年，如今定居在北京。生他养他的地方，一直出现在他作品中。离开沈阳的第12个年头，郑执写出了《仙症》，这是他自认为目前为止自己最好的作品。动笔只用去3天，故事在他脑海里转悠了小20年。原型人物的确是他一个亲戚，20年前就去世了，是“那个大家庭里唯一算得上的读书人”。所以对于写作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他都在自己想办法。

以下是郑执的口述。

我们叫了几个菜，点了几瓶“老雪花”，在啤酒屋最深处围坐下来。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常来的“老人”，才有资格坐在当中，其他来客，都得溜边儿坐。与此同时，“老人”们桌上摆的，多半是2块钱一扎的啤酒

我爸

2009年的大年初五，我爸没了，在哈尔滨一个道场走的。我只买到站票，挤了十几个小时的春运火车回沈阳，去办“死亡证明”，再拿到哈尔滨，好在异地火化。冯叔心疼我，说：“你再站到哈尔滨，吃不消，我开车拉你走吧！”冯叔是沈阳一个二手车市场的老板，这在东北就是“混社会”的。一米八几，精瘦，刀削脸，右手少三根手指，当年是我爸的发小。不过他这手指不是打架打没的。

30多年前，我爸在饭店请几个哥们儿吃饭，庆祝我出生。大家都喝多了，他跟我爸说：“老三，我这手指头没知觉了，我给它拧下来，给我大侄儿‘呲花’，你信不？”我爸上头还有两个哥哥，所以社会上混的要么叫他“三哥”，要么就“老三”。我爸也喝多了，说不信。冯叔说，来，瞧着。他把那仨手指头掰折了，血蹿到天花板上，“牛不，上天了”。出事那天下过一场大雪，夜里他喝到不省人事，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倒在家门口，人没事儿，三根手指插在了雪堆儿里，抽出来一看，都成紫虫子了。医生说没救了，他不信，就这么携带好几天。

车开在沈阳到哈尔滨的高速上，冯叔问我：“郑执，你发现我少仨手指吗？”“你婶儿就没发现，我跟她搞对象的时候，永远站在右边，牵手也是左手。结婚了才发现我原来是残疾人。”说完得意地笑，笑完，又跟我讲了点我爸的事，为我头脑中的我爸又添上一块人生拼图。

2006年夏天，我本来还是落榜生，我在“一席”那个演讲里提到过，我爸一直以为我成绩很好，能考清华北大，没想到分数离清华北大能差100多分儿。发现被骗后，他气得半个月没跟我说话。可7月接近尾声，我考上香港的大学了，消息登在本地报纸教育版头条，我爸就约他一帮老哥们儿吃饭。冯叔边开车边跟我回忆三年前发生的这件小事。“饭桌上大伙儿问你爸：‘东北育才，那可是全沈阳最好的高中，你们家郑执考哪儿了？’你爸说：‘哎，没考好，考去香港了。’‘香港？咋回事？’你爸摆摆手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说到这里还要停一停，眼睛巡视一圈，再接着说，‘巧了，我兜里有报纸。’你爸从屁兜里掏出一块纸，叠得方方正正，只露出你那条新闻，给全桌传阅。有个哥们儿说：‘哎，三哥，你这报纸给我，我儿子今年高二，拿回去给他学习学习。’你爸嘴上答应，后来一想没舍得，又给要回去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那天，是我爸没的第三天。后来我看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看不得，一看就哭，那里头的父子关系像极，父亲心里头对孩子的成就很自豪，跟外人显摆，跟儿子却从不说。在那之前的两个多月，他都住在癌症病房。最开始我妈没告诉我实情，等她电话打到香港，我爸只剩下一个月时间。我到沈阳后，立刻决定要办休学，马上办，因为我想让他在世的时候知道，他走后我能照顾好我妈。回香港前，我给他磕了仨头，心里火急火燎，生怕就这三天他会突然走掉。临行前，他突然叫住我说：“到香港给自己买个相机，以后有生之年，要多出去走走。”像是一句遗嘱，一句很不符合他人设的遗嘱。

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对我爸一点都不了解。他在我脑子里只有零零碎碎几块拼图，这些拼图，有些是我妈给的，我姥姥给的，后来冯叔还给过我几块，但最核心的那块，该由当事人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那块，我所知甚少。我想了解他的少年往事，哪怕他是一个怂人。我决定跟他坦白：“爸，咱得面对现实。等你走了，别人问起我，你爸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说不上来，有太多你该亲自告诉我的事。”我爸哭了。就那一个月，我们俩聊的天，加起来比过去20年都多。

也正是这一个月，我们解开了一个心结。我跟我爸是从什么时候关系开始变糟的呢？好像就是初高中那几年，尤其是上了高中，我精神状态很差，还操作过两次非常严格的“跟谁也不说话”。而我爸面馆的生意开始变差。父子二人都很消沉。再加上我住校，每周只回家一次。在他眼里，我上了“育才”这所最好的学校，是读书人了，而他是一个年轻时打架混社会，如今生意又失败的粗人，他认为这样一个我肯定瞧不起那样一个他。其实恰恰相反。他视作污点的人生经历，我反而憧憬。我羡慕他的青春岁月里有过这么一段武侠式的人生，我也渴望那种莽撞与热血。我这辈子估计是不会有那种经历了。

1999年，我爸靠着卖两块钱一碗的面，赚到了100万元。小面馆开到这个程度，有两条路摆在我爸面前。一条路是继续开面馆，甚至开出几家加盟店。另一条路，是靠这些家底，做更大的生意。我爸选择了后者。我能理解他当时的状态，他想进入另一个层次，想实现阶级跨越，不想继续拼命、赚辛苦钱。

他投了80万元买了一批爆米花机，手里拿着一位领导的批条，运到国外卖掉就能大赚一笔，听上去万无一失。同行的人买了其他货，一帮人在对方国家的口岸等了小半年，所有人的货都不让提。直到我妈告诉他“算了，回来吧”，他才最后一个回了家。后来听说，他们全体撤退后，那位给他们批条的领导秘书后脚就把大家的货提走了。他一下被骗走80万，剩下一点钱又扔在了股市，辛苦一生打了水漂。我现在去看我爸过的这一生，起承转合特别清晰，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到更复杂的丛林，遇见更高级的骗子，他立刻就被淘汰了。很心酸，可这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哪个家庭没有发生类似的事呢。

万顺啤酒屋共3层，现在第3层租给人当乒乓球社，每小时5元，月收50元

打架

我爸妈从小都在沈阳“大西菜行”长大。这个片区挺野的，原来是个圈楼，中间一个圆形广场，向四周辐射出一排排房子，俯视有点像福建土楼。说白了是底层人民聚居地，后来拆了，如今原地在建非常豪华的酒店。我从小也一直住在这片区，好在我妈的工作单位不错，我就近上了和平一小。她退休前在和平区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营养师。她一开始也不在这么好的单位，而是在沈阳第一阀门厂当绘图员，跟我姥姥同一个厂子（姥姥在那儿刷了一辈子油漆）。因为唱歌好，我3岁那年，被医科大学借调去参加比赛，得了第三名，她就这么留了下来。

而我爸，在下岗潮到来之前的1992年，自己主动从电容器厂辞职，开起抻面馆。可以这么说，我父母都幸运地躲过了下岗潮，没有被它击中。

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像邓超、董洁演的一个片子《你是我兄弟》，一个混子，喜欢片区里的一枝花。我妈算是那个底层世界里学习最好的，长得漂亮，又会唱歌，所以多少年都不爱搭理我爸。但没关系，作为混子，我爸的路数是这样的：你不喜欢我没关系，但谁敢喜欢你，我整死他。

多年以后，沈阳发生了著名的“慕马”大案。这桩曾在2001年轰动全国的反腐案，牵扯出一个案犯叫刘涌，著名的黑社会头子。他比我爸他们小几岁，欺行霸市，手上有人命。他手底下当时有4个著名的打手，其中有一个姓苏，兼职司机。这个人，就是当年追过我妈、被我爸揍到转学的小苏。

刘涌案上了报纸，报纸把那几个人的照片都登出来了。那是2001年前后，那会儿，我也上初中了。我爸我妈拿着报纸小声嘀咕，我凑过去打探，他们就甩手让我走开。直到我爸住院期间，我才问出了这件我当年十分好奇的事。他还给我补充了一个细节。那时候，我爸的抻面馆转战到了第三个场地，就是生意最次的这最后一家。某天，有个派头十足的哥们儿开一大奔来我家吃面。我爸瞅这人从大奔上下来，心想，怎么这么眼熟？他跨进店门第一句话就是：“三哥，你不认识我了？”我爸想起来了，这是小苏。当时的小苏，风头正劲，谁都知道他是刘涌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我爸心想，这是报仇来了。

招呼人坐下，酒倒上，那么喝了一会儿。我爸先开口：“小时候不懂事，给你打成那样，是我对不起你，你今天要是来寻仇，我不还手。”没想到对方说：“三哥，这都是小时候的事了。我啊，就是听说你搁这儿开饭店呢，咱多少年没见了，过来吃碗面。”后来他就成了常客。为这事儿，我妈还夸他人不错，不记仇。没想到后来犯进去那么大的案子。

当年我家里有各种管制刀具，有些就在我爸床头柜里，渐渐都生了锈。日本人从东北撤逃后，刺刀、三棱刀这些东西就像破烂一样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多少年后依然能淘得着。这还不过瘾，那时还流行自制武器。你看武侠小说中侠客那种细长潇洒的剑，我爸就做得一把，还起名儿了，叫“七星剑”。我爸去世后，我留下几件他自己做的东西当遗物，其中就有这把剑。七星剑带剑鞘，木制，有一回不小心给泡烂了，我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把它给修一修。不过剑没开刃，因为真打起架来可没人用这个。

我常听我妈对我爸讲两句话。一句是：“要不是跟我结婚，你爸早进去了。”还有一句是：“你爸运气好，没吃过大亏。”所谓吃大亏，要么身上留残疾，要么进去过，他都没有。倒也不是什么伤都没落下，有一阵他抽烟，只能用小拇指和无名指夹着，别人以为他耍帅呢，其实不是，他是中指和食指受了伤用不了。

我从小听的故事，都是我妈、姥姥还有舅舅讲的我爸从前如何打架。“你爸要是按着当年那股劲头打下去，早就进去了！”这是他们感慨浪子回头，另一方面，回了头的浪子又积极地把技能传授给儿子。他当然也像我妈一样希望我读书，可同时又觉得，他的儿子学打架，理所当然。我就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希冀中长大。周一到周五，我在文明人的和平区上学，放学后走一条街，到我妈上班的医科大院儿玩耍，等她下班一起回家。周六周日，我就回到“大西菜行”，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练毛笔字，少部分时间看楼下野孩子戏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整个东北三省最好的医院之一。进医院的这扇门，是这一带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穿过医院大堂，就是我小时候常玩的医科大学校区——这里算是沈阳寸土寸金的地段，就这么空着，早破败了，运动场也成了停车场。

小时候最爱去解剖科，趴着窗户看老师给大学生演示讲解尸体解剖。隔壁一栋教学楼是早年“日据时期”日本人盖的，一进门两旁陈列的就是尸体标本，泡在福尔马林的玻璃罩里，我记得还有珍贵的连体婴儿标本，我们给他们起了名号，最受欢迎的一个叫玛丽，“下课到玛丽那儿集合”，成了我们会合暗号。更野的是，进大门左侧那个楼梯下面，常年放着一具干尸，在一个棺材里头，我们会撞开棺材盖儿，偷偷瞅一眼。因为这事儿，我妈没少教育我。

即便如此，和平区还是一个以“文化教育兴盛”著称的片区。我从小瘦弱，这个瘦弱的小小身躯出现在“大西菜行”那个世界里，我爸看了不免生气，“我堂堂一米八几的大个儿，儿子怎么能长成这样！”我心想，长得矮小瘦弱，这怪谁。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头想的其实是：“长成这样儿，出去怎么打架？”我爸传授我临敌大招：撞羊头。

啥叫撞羊头？把头放低，俯冲，去猛撞对方的肚子和下盘。这招我现在想想是对的，我后来学过巴西柔术，第一条就是想方设法把对方放倒，再高的身高优势都没了。不过为什么是“想想”呢？因为到了我也没打上一架，后来长大了，身高有了，撞羊头这招就失效了。但那些年我可没少练。为了督促我练习，我爸又想了办法。我姥姥是泰安人，所以我们家一直睡糠皮枕头，这种枕头很硬，为了让我练习，我爸就挑一糠皮枕头钉到门框上，沙袋似的悬在正中央。我进进出出，都拿脑袋撞两下，撞得枕头上绣的那对鸳鸯在半空中乱转。亲戚们上家里来，我也拿他们当靶子操练撞羊头。这头有没有越来越硬我不知道，我只听说，二姨夫有一阵出公差，给二姨写家信，都会郑重嘱咐，“去郑执家里串门需小心”。

一对一可以用撞羊头，要是被一群人围住了，你怎么办？不会打架的人，逮一圈人胡打乱打，会打架的人，紧着一个打，就打那个领头的，往死里打，那些人就能散。人都是这样，那些被领来的，没有人会真正跟你寻仇。

我爸还擅长情景教学。我们爷俩上澡堂，常看到那些人身上的文身、疤痕。有一回看到一个人整个后背全是疤，我说：“爸，这一看就是个战士。”我爸说：“郑执你记住，疤在后背，打架都怂。”这道理不是很简单么，为啥叫人砍后背，那说明他掉头跑了。疤捅在前头，开在脑门的，那才是迎战。

我爸的逻辑非常丛林法则，他认为世上的男人只分两种，打人的和被打的。我爸使劲想培养我成社会人儿，我妈对我的目标却是“文化人”。我爸最后败下阵来。

我们和郑执在万顺的当晚11点半，隔壁桌两位酒客过来攀谈，其中一位50多岁，原来在“罩被厂”给面料染色，跟着“下岗潮”失了业，家离这儿挺远的，常常坐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就来了

喝酒

我是在我爸去世后真正开始大量喝酒的。

2008年我休学了一年，之后又回到了学校。我爸去世后，家里最后剩的一点钱都给了我，但要完成学业，根本不够用。不想让我妈操心，也不想跟朋友借钱，我在街边找了一家民间连锁借贷机构，利息没太算清楚，不知道它是怎么滚的，但知道它肯定比一般的要高，当时也没往“高利贷”那个方向去想，两年一共借了十几万。我给“一个”APP投稿也在那个时期。它给的稿费很良心，投完还能立刻看到稿子和评论，就这么合作了一段时间。现在想起来这是我非常羞耻的写作阶段，曾经我有过这样的想法，《生吞》以前的作品，恨不得烧掉。很快我就不这么想问题了。不能因为你今天行了，写出《仙症》了，就想隐藏过去。如果那些文章有生命，它们会觉得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人不应该这样。

这个时期，我开始酗酒，逢喝必醉，比现在胖20多斤。我喝酒有家族传承。我姥爷在我妈高考那年醉倒在马路牙子上，脑血栓后瘫痪，从此再没起来，去世的时候我姥姥买了十几瓶酒给他陪葬。我有一个叔叔，床底下常年备有两箱啤酒，早上醒来，躺在床上先来一瓶。要是没这口，哈欠连天，干啥都没精神。现在管这个叫“酒精依赖症”。但在东北，我从小的生活环境里，就是这样一群酒鬼。酒精如同这个家族男性的第三性征，流淌在我血液里。

我开始大量喝酒的时候，是我最穷的时候。心情和心态都不好，必须每天喝大酒。每天晚上干下两瓶红酒才能睡着。那时候是真穷，欠了一屁股债，一两百块的红酒喝不起，那我就喝19块钱的。喝了小半年，喝进了医院，酗酒的生活这才告一段落。

从前我也见过我爸在“穷鬼乐园”里喝，隔着玻璃看到他跟一帮哥们儿推杯换盏。此时的他会比平时阳光一些，脸上带着微笑。由此我掌握一个规律，他喝酒的时候给的零花钱比平时多。比方说我今天考了一百分，我先收着，看他哪天喝酒把卷子拿给他，说：“爸，我考一百了。”他能给我一百块钱。如果没赶上喝酒，他就夸你一句，没了。

直到他去世后，我才第一次走进那扇玻璃门。老板娘问我是干什么的，酒腻子不会是我这种模样，一来就点好几个“老雪花”，四个奢华的下酒菜。他们看我觉得格格不入，我自己却对这里感到亲近。我现在写剧本、写小说，出去他们会说什么“你们文化人”。我可不是文化人，我骨子里不是那种东西。我完全不了解知识分子家庭是啥样，我也不了解文化人该干啥。

我们跟郑执路过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院子，几位老太太在那儿晒太阳，郑执说，他姥姥曾是其中一员

十年前我来“穷鬼乐园”时21岁，以为全世界都将被我拥有；十年过去了，我感到自己正越来越接近他们，“穷鬼乐园的废人”。很有可能，我就是隔壁桌就着一盘3块钱花生米喝2块钱一扎啤酒的那个人。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再做假设，人应当克制对自己命运的好奇心。有一个问题我倒认真想过：如果我有另一辈子，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答案是比这帮人还要废的生活。不需要爱情，不需要性生活，只需要能照顾我生活的保姆，天天喝酒，喝到四五十岁，完事儿。但人不可能有另一辈子，所以这辈子，我不能活得像他们一样消沉。

我有时也会想，为什么我事到如今写出《仙症》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土地跟人一样，你爱他多了，他会冥冥中回馈你点什么，《仙症》是东北那片土地给我的回复。我迷恋我的童年，就像我迷恋“穷鬼乐园”，就像“穷鬼”们迷恋他们的工厂年代。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到这里喝酒，因为他们不想从过去出走，那个时候还有饭吃，有国家养，走出“穷鬼乐园”这扇玻璃门，是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文学有一定的延迟性，20年后，当我们成人，有了表达能力，童年时期在我脑子里种下的这粒种子发芽了，这粒种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经历的残酷现实。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苏”为化名） 郑执万顺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