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962）

晚饭后给母亲打电话，一说起来，又聊了两个小时。自从两年前父亲生病，我和母亲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电话粥”。父亲第二次脑中风，血栓堵塞了脑干的重要部位，被诊断为闭锁综合征，四肢完全不能动，不能说一个字，吃饭喝水大小便都无法自理，但意识基本是清醒的。原本健谈开朗的一个人，像被长期囚禁了一样，十分痛苦。

父亲生病时59岁，在那之前一直掌管着家里的大小事。几十年来习惯了听从父亲指挥的母亲，在60岁时得适应独立生活。两年下来，烦恼事儿还真不少。

先是村里通知厕所改造，用两个埋在地下的大桶代替现在刨坑的旱厕；再是村里整治环境，不让烧煤，统一改成土暖气，要恢复绿水青山。这两件事看起来是好事，对母亲而言，却让生活变得麻烦又昂贵了。

聊完两个暂时的问题，母亲又说到父亲：“今天又没锻炼，实在不行，到春节还不见长进的话就把阿姨辞掉吧。”隔着电话，我都能感觉到母亲的纠结。生病后，父亲一直用把杆、站床、助行器学习站立和走路，也用被动自行车、舌肌训练器、手部按摩仪等帮助锻炼。最初的几个月，我们姐弟轮流回老家照顾父亲，但家在城里，孩子年幼，工作忙碌，总是请假也不行。跟母亲商议之后，从邻近村里请了一位阿姨，帮助照顾父亲。最初，母亲盼着锻炼几个月父亲四肢可以活动，后来延长到半年，然后是一年，再后来，母亲的期望降到父亲可以每天按时锻炼就行。然而，生病后的父亲像一个任性的小孩，每天总有几次发脾气，不高兴时头都不抬，喂饭喂水也闭紧嘴唇，不愿锻炼时就趴在助行器上一动不动，有时干脆摇头拒绝上站床。父亲坐在轮椅上的时候，阿姨就在旁边和母亲聊天，这种情况一多，母亲就沉不住气了。

父亲生病后，母亲没法再种地，失去了收入来源，只有每个月100元的老年补贴。平时要吃药、买菜、给阿姨开工钱，还有各种人情往来，开支不小。尽管我们一再跟她说不用愁钱，保证母亲手头宽裕，但母亲说，每天顶多锻炼俩小时，请着阿姨来聊天，怎么想都觉得说不过去。我只好劝慰母亲，父亲的康复虽然缓慢也有反复，但总归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再不济，阿姨也能帮你抬抬架架呀。母亲无言。

刚生病时，父亲瘦了不少，母亲自己就能将他抱到轮椅上。两年多来，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体重明显增长。早上起床时坐轮椅，母亲和阿姨两人合力都要两三次才能将他挪到合适的位置，从轮椅回到床上，更需要她俩通力合作。父亲中午要躺下休息，所以这个过程每天至少循环两遍。对日渐年长的母亲来说，这显然难以自己完成。

其实，对我们做子女的而言，请阿姨在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陪陪母亲。突然中风囚禁了父亲，相对清醒的意识让他特别痛苦。隔几天，父亲准会大哭一场，有时半夜醒来也会哭很久，怎么劝都停不下来。每每这时，母亲说自己的头皮就像过电一样感觉一阵阵地发麻。今年春天，母亲说每当父亲哭的时候，自己就开始头疼。中午喂完父亲，母亲一个人吃饭经常凑合。赶上父亲闹脾气，或者不大饿，就干脆不吃。两年多，原先稍胖的母亲成了标准身材，按以前号码买的衣服她穿着都肥了。病长在父亲身上，却深深影响了母亲。辞退阿姨的想法母亲一再提起，我们都没有同意。

山东 陈新霞

初当老师的我

当听到别人在电话里称呼我为老师的时候，我激动得无以言表。这个称呼是那么的陌生，却又是我朝思暮想了许久许久的。

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拿到教师证，成为一名英语老师，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挤在一群年轻人中间，等待着开考。和20岁出头的孩子相比，我真的已经不算年轻。放弃外企白领的工作，成为一名老师，也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做出的决定。但这恰恰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平日里和学校老师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少。在没成为老师之前，一直觉得这是个轻松的工作。每天准时下班，更何况每年还有3个月的假期。可只有当自己成为老师之后，才发现这份职业的背后凝聚了多少汗水和辛苦。

我现在教4个班级的英语，每个班级的教材不一样，进度不一样。上每节课之前，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备课。暑假里，各种暑期班集中开课，我常常是一个星期从早到晚排满了课程，一堂课一讲就是3个小时。现如今小学生的英语水平已经可以去考大学英语四级了，站在讲台前，面对着端坐着的孩子们，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不小的挑战。

还记得自己上的第一堂课。上课前的几天里，紧张、不安、忐忑、兴奋充斥着我的内心，夜不成寐。当我第一次站在讲台前，腿软到不行，生怕自己结巴，脑袋里一片空白，生怕自己出错，讲不好知识点，生怕课堂冷场，孩子们不喜欢你。现在，每当我对上课产生疲态时，我总要让自己想想这第一堂课。

秋季开学，我接了一个新班。原来的老师辞职去读研究生了。半途接手一个班级是最头痛的事。首先，学生们对原来的老师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我无异于一个外来者，想要重新建立情感联系并不容易；其次，对于之前的教学内容，我也并不那么熟悉。果然，上课的第一天，孩子们就表现出各种打量和不信任，口口声声地喊着：“我们老师是这样教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一度，在孩子们的吵吵嚷嚷中，课继续下去真的很难。回家后，我不停地思考，我不甘心就这样被打败，一定会有好办法让孩子们接受我。

孩子毕竟还是孩子，你对他们好不好，有没有真心对待他们，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感知到。而一旦他们对你放下戒心，那么迎接你的，就会是热烈的爱戴和无比的信任。

我时常在想，成为老师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会比孩子的心灵更加纯净。当你望着台下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你的心不可能不为之颤动，那一刻，你愿意为他们美好的未来做任何事情。

中读用户 小窗老无所居

我有两个年过七旬的远房姑妈，年轻时勤劳肯干，当年生活得也都还殷实，年迈后，却陷入无房可居的困境。

大姑妈没上过什么学，本来住在乡下，有自己的耕地和茶园，我小时候去过一次，很喜欢在她青翠的茶园里玩耍，还采过茶。后来因修铁路被要求搬迁，就迁到镇郊，在她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建了私房。那时自建房管理还不那么严，再说是拆迁户，按政策可以重新划一处宅基地。

老伴过世后，两个儿子分了家，她因要照顾老大的孩子等原因，随了在县城做生意的大儿子生活，小儿子则留在隔壁镇上做基层公务员，老房子归了他。为凑钱在镇上买商品房，小儿子把自建房给卖了，不多的田园也一并归了买主。

大儿子是做餐饮的，前些年生意一直做得不错，挣了钱在县城买了套复式房。几年后，想着扩大规模赚更多的钱，就高价盘下一个大门面，还借了高利贷去精装修店面。后来，公款消费和大操大办等均被限，高档餐饮陷入低迷，餐馆亏损严重，撑了一年后，无奈大亏退出。为还债，复式房卖了，四处租房住，又租了个小门面经营家常菜，维持生计，大姑妈只能是随着四处搬家。后来我拎着姑妈爱喝的绿茶去看望她，她泪盈于眶，对居无定所、婆媳关系有颇多委屈，说早知今天，老房子不会同意卖的，不如选和小儿子过日子好了。可是，哪有那么多早知当初呢。

小姑妈的情况略有不同，她也在农村含辛茹苦地养大数个子女，后随小儿子生活，住在县城边的自建房，其他子女每年付些生活费，经济上倒是无忧。

小儿子有正式工作，但内退得早。外孙出生后，她与老伴住到女儿家里照顾孩子。小姑妈那时候信了基督教，每天和一众老头老太们忙得不亦乐乎，还常邀请教友们来家里，儿子儿媳听说后，有些不喜。那几年，基督教在鄂西南农村发展蛮快。

不久，自建房被征收了，所在地块规划了廉租房。儿子儿媳选择了货币安置，同时也要求了一套两居的廉租房，名下没房后，非农业户口的他们是符合租赁条件的。

外孙三岁后上了幼儿园，廉租房也建好了，小儿子和儿媳搬了回来，本以为姑妈可以住两居中的一居，没料到小儿子和儿媳不愿意再和她同住，说已照顾她多年，而姑妈年纪大了，性格有些古怪，现在房子都没了，应该其他子女尽赡送义务，他们愿意每月出些赡养费。客观来看，说得也有些道理，毕竟他们照顾好些年了，在农村，父母分别由不同子女赡养或轮流赡养一段时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其他子女，各言困难或阻力，愿意维持原模式，不愿同住。

幸福相似，不幸各不同。只是，对姑妈们以及城郊的诸多老人而言，不幸却是相似的：没有稳定的住所，难言安度晚年。

湖北宜昌 聂武钢 读者来信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