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延安的双重经验

韩毓海：具体而言，首先吸引我的是榆林。2019年冬天，我应邀参加中央党校在榆林召开的会议，讨论研究毛泽东、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因为我曾写过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去过延安，但没有去过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时到过的榆林地区，就想走访一遍。2020年秋天，我与党史学者刘统一起用两周时间走访了横山、吴堡、米脂、绥德等地。想当年毛泽东来到这里时，岁数与我在2020年去时差不多，已经53岁。他被胡宗南的部队追着，到达田庄后就把车丢掉，带着4个连的人马徒步走，一直走到毛乌素沙漠边。

在重走转战陕北的路上，一方面我感受到当时的艰辛；另一方面令我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从1947年转战陕北后，就没有再回过延安，而他在延安13年，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成熟，甚至他到延安以后也胖起来了，成为后来人们熟悉的形象，延安对于他的意义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新中国成立后却再也没有回过陕北？

做党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毛泽东越到晚年，越有一种“少年心态”，崇尚不怕一切的斗争精神。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成熟有着显著的不同。而从后世来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延安时期更为成熟的思想，也就是达到了不“左”也不“右”，才能保证党不犯错误。

甚至党内反思“文革”，也有人认为，如果毛泽东晚年遵从延安精神，也许“文革”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危害。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这个问题，结合你的走访，你是用什么文体写下你的思考的？

韩毓海：一方面是结合一些1947年、1948年的党史资料，说明当时的相关史实；另一方面，我的思维发散出去，征引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乃至陈寅恪的观点，展开我个人关于“陕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思考。

三联生活周刊：你通过这些思考和比较，有什么发现？

韩毓海：我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毛泽东转战陕北后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田庄分开，毛泽东转战陕北，刘少奇等人过黄河到达晋绥解放区。刘少奇去西柏坡后，康生、陈伯达留在晋绥。那时的“土改”由中共中央工委主持领导，他们在已经完成“土改”的晋绥地区再次“土改”，推行“查三代”“挖地财”“贫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等一系列极“左”的、破坏性政策。康生还带着他的“晋绥经验”参加1947年7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有人在这次会议上编辑“康生语录”，作为“土改”的经验推广。

那时的政策严重破坏了解放区的群众基础和基层政权，仅晋绥解放区兴县的蔡家崖村，一个村500余户，120余户被错划为地主、富农，可谓“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许多反对这项政策的基层干部，被撤职、审查，给予纪律处分，乃至开除党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则被扫地出门，交给贫农团处理。

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向中央、毛泽东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紧急致信中共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他指出三大问题：一是中农的问题，当地中农是此前土改后的贫农经过辛勤劳动转变为中农的，再一次“土改”，再把他们划为中农，推到对立面上，解放区就失去了群众基础；二是贫农团的问题，一些贫农是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由这些人组织的贫农团没有威信，由他们领导“土改”，“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三是因为开斗争会，干部人人自危，没有人搞经济、搞民生，许多积极工作的干部，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与信心。

面对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在1948年亲自主持“土改”，指导制定“中央一月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纠正了“左”的错误。其中的启示是，共产党需要讲民主，不能没有边界地“肃反”。韩毓海新书《风起陕甘宁》关键的幕后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中共领导人，你在书里着重提到了一些并不广为人知的人物，比如冀朝鼎。为什么你会在延安的历史中关注到他？

韩毓海：冀朝鼎的弟弟冀朝铸更为人所知。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冀朝铸作为周恩来的翻译，陪同周恩来接见美国使节，他也有“中国红墙第一翻译”的称号。而实际上，冀朝鼎对中共与美国关系的作用，比冀朝铸重要得多。

他们两兄弟的父亲冀贡泉曾留学日本，后来做过北洋政府的官员，还曾在教育部与鲁迅共处一个办公室，教育部裁撤后，冀贡泉回到山西做了司法厅厅长。因他思想左倾，被周恩来相中，发展为中共党员，又找了一笔钱，把他送到美国办《华侨日报》。

冀朝鼎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时就崭露头角，“六三大宣传”时，清华学生中被抓的年龄最小的人就是他。他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留学前曾专门拜谒李大钊，赴美后与父亲会合，那时他已与共产党关系甚密。冀朝鼎在芝加哥大学读历史专业，又曾到莫斯科求学，其间加入共产党。他后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美国获得赞誉。回国后，冀朝鼎深得孔祥熙、宋子文的信任，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推行金圆券，摧毁当时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政府的信用。此后他回到解放区，表面上任中银副行长、贸促会首任会长，推行人民币制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理中共的外交事务。1963年他访问阿尔及利亚前夕，突发脑溢血病逝。

我在写延安的历史时关注到他，是因为中共1937年在延安时期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牵线人恰是冀朝鼎。他在美国期间，因为写的博士论文与美国的政商界人士结识，他用“耕者有其田”与麦迪逊主义相结合，几乎吸引了罗斯福政府里所有财政方面的官员，令他们心向延安。在美国智库代表团中，有《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而这本刊物也是冀朝鼎与他们一同创办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经济学家王学文，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泰斗，延安时期他的作用是什么？

韩毓海：王学文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也曾是中共重要的情报人员。1927年王学文在日本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同年回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之后加入共产党。他在1930年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1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在随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执掌思想大旗，一举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在延安期间，王学文不仅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很大程度上还是毛泽东的主要经济顾问。比如他在1945年发表《怎样认识中国现在的阶级》一文，这篇文章指出：不能抽象地、简单地划分阶级，划分阶级的出发点，就是协调中国的经济结构。协调好中国经济、解放区经济的各个方面，基本方法是统一战线，而不是简单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摧毁解放区的经济结构。这些观念为毛泽东划分阶级，在1948年纠正“土改”中的极“左”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人的经历，对于当下有什么意义？

韩毓海：如今的长江经济带，甚至雄安新区的规划，都可以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找到影子。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当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国内大循环中“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四大环节的概念，最早是由王学文提出的。

与当下具体的关联之外，冀朝鼎的背景是留美学生，王学文的背景是留日学生。这给我的启示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丰满起来，就是因为除了有苏联的人才，还有留学美国、日本的人才躲在幕后。只有形成统一战线，发扬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才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在如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下，实现基础也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解决民生问题上，毕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济起决定作用。而当下经济发展面临消费不振，外部国际环境尚存艰难复杂的问题，我从延安时期的经验得到的启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团结党内更多的人才，创造鼓励做事的环境，“一手抓理想信念，一手抓实事求是”。 韩毓海冀朝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