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几乎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需要依靠拐杖、轮椅或随行者的搀扶行动，借助助听器进行沟通，但基辛格从未停止他对国际事务的关心和参与。10月，他回应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随之导致的战争，称哈马斯的目标“只能是动员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以偏离和平谈判的轨道”。9月，他和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非正式会晤。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基辛格告诉泽连斯基，从前，他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是担心今天这场冲突的爆发。而现在，“让乌克兰保持中立的想法已不再有意义”。

就在去世前的四个月，基辛格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重要访问。7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感谢了东道主的体贴。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正是他当年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会见长谈的地点。1971年6月，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密信，邀请他到访中国，为美国总统访华铺平道路。基辛格无比雀跃，他告诉尼克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一封信函。”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过去了，中美建交依然是基辛格最毋庸置疑的功勋章。

梳理和评价基辛格的一生是困难的。他所经历和影响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与他个人多面、复杂的个性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他所激起的复杂争议，即使在政治家中也实属罕见。

在支持者眼中，基辛格是伟大的外交官、战略家，他缓和了冷战中美苏之间的剑拔弩张，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他的批评阵营也同样强大。美国的保守派指责基辛格对待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过于软弱。而在左翼自由派眼中，他极度冷酷无情，将许多国家和人民视作股掌间的棋子。一个控诉是，美国本可以更早地结束越南战争，但为了实现“体面”离场目的，基辛格主张以战促和。仅在1972年持续12天的圣诞轰炸中，美国就向北越投下了2万多吨炸弹，造成逾千名平民死亡。基辛格的行事风格也饱受诟病。他绕开美国的官僚体系，惯于实行秘密外交，纵然多有建树，也有违民主的原则和精神。

但不管对基辛格报以何种态度，人们都必须承认，基辛格在他的时代参与重塑了世界的秩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辛格：理想主义者》（Kissinger,1923-1968:The Idealist）一书的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言：正当这个世界摆脱早期冷战的意识形态分歧——两个等级森严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决斗——踏入一个相互依赖的、多极化的新时代之时，基辛格踏上政治舞台，成为“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地方的恰当人物”。

1977年，在种种批评声中，基辛格卸任国务卿。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他再也没有进入过美国外交的决策核心。1991年苏联解体，基辛格所熟悉的两极世界消失了。他似乎变成了旧时代的华丽标本。人们保持了对他的尊重，但从心里觉得他过时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拜访了基辛格，希望用向基辛格寻求建议的举动，树立个人形象。后来基辛格笑称：“他不是第一个向我寻求建议的人。他要么不理解我说的话，要么不想理解我说的话。”

但基辛格并不认为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已经彻底远去了。

2021年，在回顾50年前的那次中国之行时，基辛格说：1971年访问的前提依然是有效的，甚至比当时更加有效，美中之间产生任何的冲突，都将使世界分裂；让世界上的国家选边站队，也将会给世界造成分裂，会让有关的紧张局势更加复杂难解。今年5月，在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专访中，他再次谈到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强调美中两国必须学会共处。

1992年，时任《时代》（Time）周刊记者、后来的总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发表了他的鸿篇巨著《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书里尖锐批评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取向已经有违民主和道德，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有好几年，基辛格都拒绝和艾萨克森说话。

2005年，艾萨克森为《基辛格传》的再版重写了序言。在过去的那几年里，美国接连打响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2005年美国的国际路线由于热衷于传播自由而被一种道德使命感和圣战激情所驱动，是到了可以多加一点谨慎、务实、现实主义、冷静的利益估算以及传统保守主义的时候了吗？”艾萨克森写道，“……今天，了解基辛格及其对全球力量动态的感知……一样有现实意义。” 基辛格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