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的面孔：塔尖、广场和“巴比代尔”

作为曾经的帝国都城，布拉格拥有辉煌的资格，却令人意外地收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长年研究中东欧国际政治，她用布拉格的佩特任瞭望塔做例子，佐证这个民族的低调性格。1891年，捷克人去参观了巴黎的万国会以后仿照埃菲尔铁塔造了这座可以俯瞰全城的铁塔，而它统共只有64米高。在郭洁眼里，这种收敛的表现，是捷克人在历史中习得的安全感。

旅居捷克的文化工作者韩葵第一次到布拉格是1995年。对一个初次出国的人来说，这座城市很符合想象中“欧洲城市”的古老华美，但又灰扑扑的，似乎无人费心打理。第一天到旅店坐电梯，得手拉着电梯外层那扇公寓木门似的门关上电梯才开始运行，更有那种一直呼啸着循环的老电梯，没有门，到了楼层也不停，人得找准时机跳上跳下。房间里的电视下面压着一大本卷了边的电话黄页。清晨，她趴在旅馆窗户往外看，天灰蒙蒙的，三两个老头老太在街上慢悠悠地走，这番灰暗的景象让她有些沮丧，但转念又想“这就是欧洲的样子啊”。

在布拉格生活久了，韩葵发现捷克人不大习惯“东欧”这个称呼。郭洁也有类似的观察，“捷克人更强调他们的中欧身份，不喜欢用中文惯常表达的中东欧，硬要说也是‘东中欧’，这里面是有微妙区别的”。

地理上，捷克的确更靠近以德国、奥地利为核心的中欧，欧洲人是他们最底层的身份认同。然而如昆德拉在《中欧的悲剧》中指出的那样，欧洲总是被分为两半，一半是古罗马和天主教会的，一半是拜占庭和东正教的。1945年后，两个欧洲的边界向西移动了几百公里，“若干始终自认为属于西方的民族陡然发现自身处于东方”。政治变动划定的僵硬界线造成的困扰不只关乎日常生活，还涉及心灵归属。

米兰·昆德拉指出的困惑，郭洁概括为“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可以向前追溯到捷克历史的开端。从血缘上讲，捷克人是西斯拉夫人的后代，最初在布拉格建起城堡的是公元6世纪来到这里的西斯拉夫波西米族人，而在那之前，这里其实已经有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足迹。此后两三百年内，斯拉夫人建立起统一的王国，但未能抵挡住罗马天主教的影响。12世纪，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宣布波西米亚成为罗马帝国框架内一个独立王国，300年后，捷克变成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直到“一战”以后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独立。但很快，他们又被划为德意志的一部分或者苏联的卫星国，真正“独立”的时间并不多，就像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里概括的那样，在这里，不断“有其他人加入到捷克人中来”。

尽管总处于大国的笼罩下，捷克却是个很有存在感的“小国”。韩葵出过一本讲布拉格的小书，时任捷克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乌金（Zlata Černá）给她写了序，非常礼貌地指出“小国”这样的称呼或许是来自大国的作者的用词习惯，但捷克人并不介意“小”，“……显然像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一样——微观是宏观的表象”。

捷克人有足够骄傲的资本，即使抛开那些在奥匈帝国滋养下产生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不谈，他们的思潮也常常走在整个欧洲之前。“曾经在奥匈帝国或者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这些国家，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历史断裂的问题。要寻找跟自己身份紧密相连的元素来源，往往需要向前回溯到很久以前。”郭洁举了两个捷克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例，均发生于15世纪：一个是1418年的扬·胡斯（Jan Hus）新教革命，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第一次创造了宗教的双重性并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比路德的新教改革早了100年。另一个是40多年后波西米亚国王波杰布拉德的伊日（Jiří z Poděbrad），他提出了一个颇为超前的想法，建立一个中世纪“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建立全基督教世界和平条约》（Smlouva o nastolenímíru v celémkřesťanstvu）来统一欧洲。“所设想的组织类似今天欧盟的前身。”郭洁说。

总在巨大之物笼罩之下，却有自己的性格，让捷克反复陷入辉煌与悲剧交错的命运。16世纪，鲁道夫二世将布拉格设为都城，捷克因此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在这之后不久，斐迪南大公企图压制捷克人宗教自由的诉求，由此引发了欧洲三十年战争。随之而来的白山战役成为捷克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捷克的贵族精英阶层在这场战役之后几乎全部被屠杀或驱逐，学术和人文中心布拉格成了维也纳贵族们的度假胜地。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布拉格的许多尖塔和巴洛克建筑，也是在那段悲惨的天主教化时期建成的。

昆德拉在《中欧的悲剧》中承认了自我身份的破碎——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的历史一直都是纷乱而破碎的。夹在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中欧的民族始终为了生存和保存自己的语言而费尽力气，因为它们从未完全被整合进西方的意识之中，所以他们仍然是西方最不为人知且最脆弱的部分，而且更进一步深藏于由它们的奇特而且极少有人通晓的语言所构成的帷幕背后”。

以胡斯在广场被处以火刑为开端，当本民族信仰的事物不断被碾压，被扼杀，甚至遭遇“去捷克化”，慢慢就形成了“什么也不信”的心态。郭洁提到，捷克是中东欧国家里信教人口比例最少的国家之一，根据2021年的数据，信仰上帝并属于教会或宗教团体的人数不足20%，无宗教信仰者则占比三分之二以上。跟相邻的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相比，捷克几乎算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模糊的国家。如果要追溯一个缘由，那大概与被“天主教化”的历史有所牵连，对捷克人而言，后者更多是一个政治过程，而非一个真正的深层的精神过程。

但若照着这个思路，把捷克人理解为一个苦大仇深的民族，又是大错特错了。克里玛自己也承认，布拉格这个城市更宁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随之伴生的是对苦难的节制处理，“它并不展示这些伤口，仿佛希望尽可能地忘掉它们”。于是布拉格人有了两个词：“卡夫卡式的”，用来形容生活的荒谬；“哈谢克式的”，用来形容带着幽默和藐视的消极抵抗。

“在捷克，玩笑可以开得很大。”韩葵和捷克人多有交往，她发现跟捷克人说话不用有太多顾虑，他们常常善于抓住生活中一些转瞬即逝的状态发挥幽默感，“和美国人开玩笑，或许要常常考虑政治正确的问题，不小心就会冒犯到人，但在捷克不会。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你甚至可以听到捷克人拿人家的残疾开个小玩笑，对方也不会恼火，当然，会是一些特定语境之下”。

捷克人的幽默感有时候出格得招来麻烦。2009年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以叛逆著称的捷克雕塑家大卫·切尔尼（David Cerny）制作了一件名叫“Entropa”的作品放在欧盟议会大厦作为装饰。离经叛道的切尔尼把所有成员国都嘲讽了一遍：法国被一片写着“罢工”的白布代替，保守的波兰被几个力挺彩虹旗的波兰教士代表，葡萄牙国土上扔的几块牛肉是过去葡萄牙殖民地的形状，象征德国的高速公路形状有人觉得像纳粹标志，还有宜家纸盒装着的瑞典……这件将成见推到极致的作品，副标题叫作“成见是应该被消除的障碍”。

当然，捷克政府还是不得不为此买单，切尔尼放弃了制作费，但不是认错，他声明，就是想要“提示欧盟少点严肃”。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无视权威、没边没际的幽默态度，也可以算作克里玛所说的“人性的尺度”，或者杜布切克想要的“人性面孔”。郭洁觉得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捷克历史中一种不可思议的坚持，或许更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还时常会将其民族身份定位在更广泛的人道主义责任感之上。克里玛对此给出一种解释：“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是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那些被杀害、被流放、被驱逐的，不是布拉格精神的重点，重要的是能承受住整个悖谬历史的独特姿态。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查理大桥，被克里玛视作布拉格的象征广场、酒馆和窗口

站在伏尔塔瓦河右岸，从布拉格老城所在的山顶往下俯瞰，除了密密麻麻的塔尖，就是零星穿插在街道中的广场。一些中国人想到布拉格，就会自动牵出“布拉格的广场”这个词。这要感谢20年前那首流行歌曲。韩葵发现很多人到了布拉格的广场发现没有许愿池，还为此抱怨。但没有许愿池是正常的，捷克人不在广场上祈福，历史的幸运之神也很少眷顾他们。

最知名的是老城广场。如果你是一个游客，穿过查理大桥，前往瓦茨拉夫广场的路上，可以在老城广场稍作喘息。四周是最布拉格式的繁杂景致：巴洛克式的圣尼古拉教堂，先后做过东正教堂、仓库，现在是胡斯新教的教堂。哥特式的泰恩教堂，由一座12世纪的罗马式教堂改建而来，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安葬在这里。开放的老市政厅，墙上挂着1410年就开始转动的天文钟。广场中间，树立着在这里被处以火刑的杨·胡斯的雕像。韩葵和朋友碰面的地点总选在广场。和老城广场距离不远的瓦茨拉夫广场，不大被游客重视，但却是捷克人更爱活动的场所。韩葵在这里撞见过“雄鹰体育协会”的游行，夹在头上套裤衩的壮汉中间欢闹一场。也围观过一场政治集会，主题似乎很严肃，是借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访问布拉格之机抗议美国在捷克建反导雷达基地。在那样的现场，给韩葵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句玩笑话，身边的一位男士说：“不错啊，今天回去不用健身了。”

将地图缩小，观察捷克在欧洲的位置，有人说它是“欧洲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拉宽一些，说它是欧洲中间的一个小广场也无妨。四面八方而来的文化、思潮和人群聚集在此，吵吵嚷嚷一番，又朝各自的方向远去。而广场本身，很难说它属于哪条道路，它或许只能待在原地。

捷克发生过不止一次“掷出窗外”事件，也和广场文化有点关系。随手打开一个布拉格广场的街景地图，朝四周看看，房屋挤挤挨挨离得很近，一个个方形的窗口背后，仿佛射出来自不同时代的目光。要宣告反对意见，直接将不受欢迎的代表扔出窗口——不管他是什么帝国派来的面孔。

“掷出窗外”（defenestrace）是个很有意思的表达，很少有哪个民族的反抗事件表达得像捷克人这么有表演性，还有点儿荒诞的味道在里面。在捷克查理大学任教的姜蔚茜告诉我，这是一个自造的词，专门为了指代那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1419年，不满宗教迫害的波西米亚人把当时的布拉格市长和议员一共七个人从新市政厅的窗户扔了出去，点燃了胡斯战争的导火索。差不多整整200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想干涉捷克人的信仰自由，于是新教徒冲进城堡，把帝国大臣连同书记官扔出了窗子，三人侥幸落在堆肥中没有受伤，但引发了欧洲三十年战争。《布拉格：欧洲的十字路口》的作者德里克·塞耶把1948年的另一起神秘死亡事件命名为第三次抛窗事件，苏联红军将纳粹赶出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死在切宁宫的窗子底下，死因不明。

将这几次事件连缀起来，似乎可以看作布拉格历史上一个个重要的标点符号，但它们书写的历史却是断裂的，用塞耶的话说，“漫无目的、互不连贯、缺乏意义”。像昆德拉在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里嘲讽的那样：“哪里是前？”“这是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笑话，不管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比起偶尔的反抗，松弛、自嘲、满不在乎，是捷克人性格里更主要的色彩。在布拉格，啤酒馆的分量或许比咖啡馆更重一些。捷克历史上与啤酒酿造有关的记录最早出现在1088年，当时的国王已经开始要求国民向教会缴纳啤酒花作为什一税。可以说在整个王国正式成型之前，啤酒就已经占领了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啤酒馆里那种微醺、散漫的氛围，最适合用来形容布拉格的性格。

形形色色的人来到这里，都卸下了身份和防备。赫拉巴尔最爱去的金虎酒吧就在老城广场旁，门檐上站着一只立体雕塑的金色老虎，屋内拱梁低垂，朴素的条桌分列两侧，（在公共场所禁烟前）吊灯总是笼罩在烟雾里，充斥着轻快热闹的人气。1994年克林顿到访捷克时，向哈维尔提出想见见赫拉巴尔，作家说：“你知道上哪儿找我。”于是美国总统、捷克总统和20世纪末捷克最伟大的作家就在金虎酒吧的条桌旁见了一面。

酒馆老板爱讲的另一个故事是，“二战”前的法国总理赫里欧也爱来金虎，一次他和一位外交部官员来金虎“微服私访”，偷偷谈论周围的人，对面的是众议院的议长，议长身边是一位画家，再往旁边是行政法院的院长，可他旁边的先生两个法国人都不认识。邻座的客人告诉他们，“这是来自卡洛夫卡的葬礼灯具制造商”，而他自己则是“来自思科瑞普卡街的看门人”。赫里欧当场惊呼：“民主不在法国，在这儿！”

跨过布拉格的门槛，就可以融入一种不拘小节、不拘传统、充分解放自我的社区氛围中，当然，也可能和自陷困窘、贫穷、不大讲究联系在一起。有一段时间，韩葵在布拉格负责凤凰台的记者站，常常为派驻欧洲的记者们联系政要采访。她发现，在捷克，那些高高在上的欧盟领导人是最容易接触到的。这里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多么高端大气的场合都不必那么严肃地对待。韩葵描述一场她参加过的外事活动，现场布置得华丽漂亮，准备了一排排优雅的玻璃高脚杯，到头来，提供的是便宜红酒和白水。“拿着高脚杯喝白水，他们也不在乎，好像挺是那么回事儿。”大卫•切尔尼为欧盟制作的艺术品“Entropa”“事情或许如此，又或许不是”

和西欧童话不同，捷克童话的开头常常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从前啊，事情或许如此，又或许不是。”（Bylo，nebylo.）

历史的模糊性渗透在捷克人的语言中。《捷克编年史》的作者、圣维特主教科斯马斯将捷克历史开始的年代定于1120年，后来的编年史纪事也都随科斯马斯而定。但布拉格的创建却是一个近似传说的故事。在波西米到来之前，这片土地显然不是如他宣称的那样“还不曾向谁臣服”，科斯马斯所用的“捷克”其实是公元1世纪之前在此定居的凯尔特人分支波伊人起的地名。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赶走了波伊人。公元6世纪，属于西斯拉夫的波西米族人才来到这里，他们用“波西米亚”自称——而这个称呼来自古罗马地理学家，由波伊人部落名加上日耳曼人表示家园的词根“西米”构成。

语言在捷克人那里是个复杂的问题。自从波西米率领族人来到这里，人们就为用何种语言命名城中的事物争执不下。当我们举出几位捷克最为知名的作家——哈谢克、卡夫卡、赫拉巴尔和昆德拉，会发现其中卡夫卡是用德语写作的，昆德拉后来用法语写作，而科斯马斯的编年史其实是用拉丁语写的。捷克语的特质是什么样的？作家们的性格、表达力与想象力与语言是否相关？成了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

克里玛说布拉格的语言是没有虚饰的，“不像俄语那样含有那样多华丽激情的东西”，这使得我们很难形容这种语言传达的性格。如果非要举出捷克语词汇中最有特点的一个，韩葵觉得是赫拉巴尔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巴比代尔”（Pabitel）。中文译者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只能原样音译。这个词其实是赫拉巴尔自创的，为了概括他作品中那些特殊的人物形象。具体来说，他们是水泥厂的老工人、地下室里的废纸打包工、冶炼厂的送返工，过着悲惨的生活，却整天乐呵呵的。用赫拉巴尔的话说，是那些善于用幽默，乃至黑色幽默来装饰悲惨的日子的人，“足以将某种不愉快的、讨厌的、危险的、忧伤的或者悲剧性的现实改造成一种富有美学意义的享受”。

赫拉巴尔说自己的写作只是学来了“巴比代尔”的言谈，“实际上只是小酒家和小饭馆顾客们的扒手”。而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总的来说，是滔滔不绝，错漏百出，粗俗却幽默的。说时间久是“等牛鞭子开花”，说不安分叫“屁股上长了刺”，直愣愣地盯着人叫“活像老汉看犁过的地”。有时候，赫拉巴尔整本书写下来都没有标点符号，甚至出现小学生都能看出的语法错误，有大量重复、不连贯的地方。一位女编辑说出版社给赫拉巴尔的书稿指出了数百个文法和修辞错误，但她特地交代：“改五十来个错就行了，其他的别去碰！”

和“巴比代尔”们那种轻快随意的形象类似，捷克民族性的另一个载体是一种玩具——木偶。走在如今的布拉格，四处可见兜售木偶的店铺。捷克语言曾经面临覆灭，是木偶戏挽救了它。白山战役之后，来自日耳曼的贵族占据了王国的上层社会，捷克被排除出了文化生活。后来奥地利特蕾莎女王废除捷克耶稣会，布拉格最古老的查理大学转而使用德语教学。到约瑟夫二世时期，毁掉大量捷克语书籍，德语被定为官方语言。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捷克知识分子开始利用木偶戏来拯救捷克语——当时官方剧院只许上演德语戏剧，只有民间的木偶戏表演可以使用捷克语。木偶表演家科佩斯基曾经被要求用德语演出，他说：“我是会说德语，可我的木偶不会。”

木偶戏演的不只是孩子的故事。布拉格上演的木偶戏里最重头的剧目，是莫扎特为布拉格的艾斯特剧院落成而作的《唐·璜》，在20世纪90年代改编成木偶戏。此外，《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塞维利亚理发师》都有木偶戏的版本。就连“欧洲的沃尔特·迪士尼”——动画片《鼹鼠的故事》之父伊利·唐卡（Jiri Trnka），也曾是木偶戏演员。语言的断裂无可避免地造成文化记忆的断裂，在捷克，这种裂痕更为复杂，当他们试图为了凸显民族性而剥离一种外来的语言时，也总会无可避免地失去一部分相当珍贵的自我。韩葵曾在90年代与捷克好友聊起昆德拉，对方有些诧异地表示自己未曾听说这位作家，因为昆德拉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在捷克出版。而她另一位捷克朋友显然对昆德拉抱有怨气，“不是我们不接受昆德拉，是他不接受我们”。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他的作品在德国占领捷克期间被禁，战后又因为反德情绪不受欢迎。

姜蔚茜说起前两年翻译的小说《希特勒金钱》，感叹那种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被放逐者的复杂情绪或许是我们很难领会的。书里的主人公吉塔·劳希曼诺娃，一个在捷克生活的德裔犹太人，好不容易逃出了集中营，却始终无法回到故土。德裔、犹太人和捷克，每个词都叠加着不幸与对立。为了洗清父亲身上支持德国人的骂名，她耗尽全部力气想在故乡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而她无法逃避的事实是，那笔钱是她被关进集中营数年的补偿，是一笔“希特勒金钱”。

幸运的是，布拉格总是会用一种忍耐、宽容、轻松的精神去应对历史的重负。克里玛在这个问题上再度表现出捷克人的大度。他认为关于布拉格的指南里面，写得最好的是意大利人里佩利诺（A. M. Ripellino），其他则是因为纳粹迫害逃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或犹太人写的。他借用说德语的布拉格人约翰内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的话，说捷克、德国和犹太人在这里优异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造就了一批“世界主义者”，这儿的生活“超越民族性”。

回溯“布拉格”这个名字的起源，捷克的性格或许早已嵌在传说中。波西米的小女儿莉布丝公主与农夫普舍美斯结合，在山顶建起高高的城堡，说出那段关于未来布拉格的预言：“我见一城峻伟，赫赫声名，闻达诸天……临河一面蜿蜒而下，山体斗折蛇行，似海豚正待入水。”她顺便为这个未来的城市命名——三十步开外，有个村庄，一个人站在屋前刻凿门槛。“平民如是，君王亦如是：欲过门槛者，必自卑躬。故此城谓之布拉格，盖取其‘门槛’之意也。”

（感谢查理大学姜蔚茜老师的帮助。参考文献：[捷]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英]德里克·塞耶，《布拉格：欧洲的十字路口》；[捷]赫拉巴尔，《巴比代尔》；韩葵、徐晖《布拉格，布拉格》；昂放，《布拉格时间》） 米兰·昆德拉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