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密如蛛网的水系与工商业的勃兴

彩霞池虽然不大，但整个花园以池为中心，周围的建筑一层层由低而高，向外辐射。而水边的湖石却做出向水下延伸的形状，视觉上水面相当开阔。加之池边有小桥分割，一角又有流水入园，更显得水体流动，波光浩渺。水面一边，则是水阁凌驾于上，小船从水阁下露出头来，另一边，灌木、矮树和古木三层递进，形成对景。连园墙也在对比中显出灵活与变动。一边是直墙加波浪形屋檐的规整结构，另一边是曲线的蛇行墙垣。

苏州四大园林，最小的网师园似乎有着无限的空间做闲笔，精细处又纤毫毕现，真如齐白石的草虫画于写意山水之中，既有违和感，又与传统审美一贯。网师园是个有900多年历史的园子，开始它的名字还没有这么古怪难解，叫“万卷堂”，南宋主张投降求和的吏部侍郎史正志是这里的第一任主人。史正志因主降被罢官，辗转来到苏州，修了园林，并在园前辟出菜圃，胸中收起万卷书，终日面对开阔的水稻田，眺望太湖边上起伏的山峦，自号“渔隐”。后来，清朝的一个官员退隐到这里，沿用“渔隐”的意思，把这里定名为网师园。网师，撒网捕鱼的师傅的意思。

居住于如此精致的宅院，每一处人造景观都是大价钱打造，却又号称向往渔樵隐逸的生活。为了“大隐隐于市”的境界，用高墙与外界隔绝，再用小门体现隐逸。闹市与归隐，我想象着园林主人一身蓑衣垂钓于太湖之畔，背后却是服侍的家童仆役，一时不知所以。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人生哲学和生活状态呢？陆文夫曾在网师园里写过小说，他曾说：“苏州这个城市很奇怪的，它是关起门来的一个城市，在外面看破破烂烂，这个门一推开就漂亮极了，里面是一个大花园。”

那还是几十年前的苏州，2022年再到苏州的时候，这里街面上的破破烂烂早就荡然无存。坐着高铁进苏州，远远地就看到“东方之门”，这座后现代样式的建筑熠熠闪光。走在街道上桂花暗香涌动，郊区的河湖边上都建设了健步道，水岸木制栈桥曲折蜿蜒，整个苏州仿佛大花园一样了。

苏州城坐落在太湖之滨，而太湖，一片勺形的大水，深不过3米，面积却大，浩瀚如海、水澄如碧。西南圆而东北缺，犹如向西突出的新月。圆处，岸线平直，缺处，山丘起伏。仿佛跳远运动员在沙坑中砸出的沙土窝，一边又飞溅起缕缕沙带。包孕吴越的八百里太湖，因之有了陨石撞击成湖的说法。但太湖其实很浅，平均水深只有1.9米。正统的成湖说，是说古代时太湖为东海海湾一部分，由于长江和钱塘江下游泥沙堰塞，逐渐形成封闭的内陆潟湖。太湖上大小岛屿48个，连同沿湖的山峰和半岛，通称“七十二峰”。它们从浙江天目山而来，或止于湖畔，或纷纷入湖，形成了山环水抱的形势。山外有山，湖外有湖，碧波银浪，重峦叠翠，吴门画派形成于姑苏城，也和太湖一带的天然图画有关吧。

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东汉后国家分裂，孙吴定都建康，衣冠南渡后东晋和宋齐梁陈均定都于建康，六朝古都南京离苏州并不遥远。靖康之难后宋朝都城移到了杭州，立国百余年，江南的繁盛更上一层楼了。苏州处于江南核心地带，虽没有成为都城的历史，却是仕宦退隐的好地方。尤其到了明清，苏州文人荟萃，文曲星灿烂，两朝状元有202名，苏州一地就出了35名，占了其中的17%。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为官入宦是所有人晋身之门径，全国的财富通过读书为官的机制而输送到这里，这里的园林盛景，其实是科举机制的结果。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申时行，也是从苏州走出的诸多状元中的一个，做官内敛，善于变通，深得皇帝的喜爱。但最后，万历不册封太子，大臣皆生怨怼，申时行两边难以周旋，不得不辞官，在太湖之滨筑起了“赐闲堂”。史料记载，他在苏州的宅院有8处之多，著名园林环秀山庄就是一处。

园林见证了官员的兴起和陨落，见证了财富集聚和耗散。拙政园的原址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旧宅，明代监察御史王献臣建造了这个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宅，园成之后共有30多任园主，园主更换之频繁，在苏州的私家园林里绝无仅有。

历史上的文人，十年寒窗，光宗耀祖，追求的便是良田美宅的生活。朝廷的礼法不允许敛财，但上下一气，还是形成了庞大的仕宦阶级。其实敛财没有错，若不是明太祖朱元璋刻意打压地主和江南的工商业，造成一个便于统治的穷人社会，明朝也不会如此保守而无生气。

那些贪官，聚敛了钱财，兴造了园林，给后人留下了财富。这些是历史，无从评说，欣赏园林，最好以文化和艺术的角度，因为江南园林，首先建筑在鱼米之乡，又因为远离朝廷，才有了有钱人到苏州“炒地皮”和近乎偏执的藏富又露富的手段。江南之富庶，当然并不全来自仕宦的薪俸和敛财，唐代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讲的是民间财富，南宋民谚“苏湖熟，天下足”也是因为这里的稻米种植。明朝的官府税赋统计则显示，江南八府的田亩数仅占全国的6%，但税收却占全国20%以上，也就是说全国每五石税粮中便有一石以上来自江南。江南八府是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五个府，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府。其中苏州、松江两府尤其富裕，以不到全国2%的土地，缴纳税赋占到全国一成以上。

到了清代，税收已大量变成现银的形式。康熙二十年（1681），江南田地占全国的7%左右，税银则占到全国的17%，全国400多万石米粮，70%以上来自江南，其中最主要的是漕粮。不过，那时候的江南已经不是全国最大的粮食产地了，税赋过重，土地却有限，江南被逼上了工商业发展的道路。小农纷纷“取办于木棉，以花织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运”，苏州、松江的棉纺织业，嘉兴、湖州的丝织业因此而繁荣。有学者估算明代后期有340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清代中期有570多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描述，天启末年上海县城和郊区人口30余万，其中织布工人达20万。

江南民间通过商品生产增加收入，以完纳重赋。18世纪，江南食用粮多依赖于湖广、四川等省区的输入。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常年输入江南的粮食达2400万～3000万石。这些米粮中的一部分再经漕运到北方。

江南的富庶，因米粮而起还是被官府重税所逼，或许兼而有之。靖康南渡，江南一时间聚集了两宋人才和财富，而宋朝又开放了商业的限制，给予商人一视同仁的社会地位，科教也随之发达，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是北宋仁宗朝发明的，那是一个思想活跃、人才辈出的时代。北人南渡，又恰逢占城稻引种而来，一年两季的生产方式在江南出现，农人们更为忙碌有序。而太湖沿岸的土地，自古就被耕种，江南人口日稠，开始是高仰之地，继之湖畔低地也得到了围垦，江南也因之成为鱼米之乡。中国最早的生态养殖桑基鱼塘系统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州。当江南的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生态模式到了明清时期得到了大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人靠手工业生活，方便民众聚集、商业交易的市镇出现并繁盛起来。今日之江南古镇多是因市场而聚集的范例。甪直镇的另一个叫法是六直镇，“甪”的字形如交叉的水道，小镇因水而四通八达。南浔古镇，明清时期为江南蚕丝名镇，是一个巨富之镇，沈万三就是南浔人。南浔的富，以清光绪年间“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为代表，这里的象、牛、狗可不是真的动物，而是代指南浔当地的丝帮。家族资产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方可被称为“象”，南浔四大家族为四象；500万两以上不过千万者，称之曰“牛”；100万两白银以上不达500万者则譬之曰“狗”。

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是江南市镇发展、兴盛期。明代嘉靖到万历间，江南市镇发展形成第一个高峰，数量约300个，而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形成第二个高峰，达到500多个。其中以苏州、松江、杭州、嘉兴等府最为明显。浦泽泾浜

江南的工商业发展，始终与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密切关联，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与北方政治中心的联系，外襟长江带运河而通大海，内有太湖、钱塘等湖泊水网纵横。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浦、泽、泾、浜、渎、荡、浔、圩、塘、堰、埭等地名一个接一个，让我这个北方人应接不暇。于是思考着水体与工商业的关系。这里的水系与长江中游的又有不同，去年大旱，长江中游水面陡降，江面上沙洲出露，河流湖泽也大幅度萎缩。可在江南，平均海拔只有几米，江南水网的水位和水岸基本平齐。在农耕，高水位利于戽水入田，保持水稻田地的泡水状态；在商业，则一年四季都可行舟。水运成本低廉、便捷，江南市镇沿河而聚集，方便了商业交换。水路对市镇的重要性，在一些市镇的兴衰历史中就能看到，比如太仓州的鹤王市直到18世纪末棉货贸易依然很盛，可到了19世纪末就再也没了生意，原因是该市镇赖以进出的刘河港逐渐淤浅。而上海附近的一些市镇，因为铁路运输的出现而繁盛起来。交通运输对市镇的聚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长江流域行走，我惊异于那里的水系之发达，水网之密布。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的研究数据显示，沿着大运河，“河网密度从北至南逐渐增加，其中，黄河以北的河网密度为0.5～0.69km／km2，黄河以南至徐州河段的河网密度为0.7～1km／km2，中运河和里运河河段的大运河河网密度为2～5km／km2，江南运河段的河网密度最高，在59km／km2以上”。黄河以北河网密度则只有江南运河段的1%左右。我在嘉兴郊区的西塘古镇住店，酒店门前即是一片宽阔的湖面，附近居民告诉我，本世纪初这片水面上还是个巨大的水上集市，远近乡民划着船来此地买卖生活用品，购置一日三餐所需。只是随着公路设施越来越完善，江南的土地上公路比水渠和河流还要多了，人们习惯了摩托车、电动车和汽车的便捷，市场才转移到了陆上。长江流域之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除了肥沃的土地，我想还和这里水网密布的交通环境有关系。古代人扛马驮的时代，运输成本极其高昂，商品经济受限。长江中下游平原则因水系发达，货物流通便捷简易。

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曾观察到，“这个国家到处河渠纵横，以至于走水路几乎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去，因此到处有几乎无从置信的大量各种各样的船只在航行”。当然，他指的是江南，那里有长江、太湖、运河三大水系，水道密集，舟船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能通行，明朝商人中流传着经商攻略，所谓《商书》，其中的《一统路程图记》中记载的江南水路最为丰富，有39条。江南的水运之发达，前往各地已经形成了定期航船，还有了夜航船，“日夜有船至嘉兴府，日夜有船至长安，日夜有船至杭州府”，这真的和我在扬州了解到的上世纪80年代前的夜航客船一样了。

在扬州，老扬州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前这里的人还坐着轮船从穿行于城区内的大运河出发，去苏州、嘉兴和南京，通常傍晚开船，第二天一早到达，如同后来盛行的夕发朝至的列车。可很快，穿城的大运河就被保护了起来，城外的运河不方便，夜航船也就停掉了。明朝的船只不如现代的燃油动力货船快，无法做到夕发朝至，但夜间也出发，体现的是古人和我们现在坐高铁一样的争分夺秒的劲头。江南人纺线织布，贩卖丝绸，又在丘陵山地种茶贩茶，附近景德镇的陶瓷作坊里成百上千的手工业者离开了农田，连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了，要从上游购买。这样一个商品高度流通的社会，是否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萌芽呢？实际上，有关宋代、明代和清代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由来已久，中学历史教科书长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如人教版高中历史的经济史部分“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中，有一段话专门讲到资本主义萌芽：“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一些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学术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时，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可最新版的教科书里，“资本主义萌芽”的字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这种表述，只在正文一侧的附注中提了一句：“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生产方式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早期形态，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正文和附录，且是“部分人的观点”，说明学界对江南的工商业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凭借的多是江南纺织作坊里出现的雇佣制度。早在宋代，四川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北宋鼎盛期的钢铁年产量，美国学者郝若贝在《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里估计达7.5万吨至15万吨，这超过了英国工业革命前期1778年的产量。东京汴梁的市肆里有着大量的来自外地的伙计跑堂。南宋临安继承了汴梁的工商业，繁华更上一层楼，城市里出现了分工明确的诸如米市、菜市、茶市、肉市、药市、花市、布市等专业化市场。但江南手工作坊里的雇佣关系是否能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只要我们看到了苏州的园林，就会有所领悟。

伊懋可（Elvin）将中国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归结为“高水平陷阱假说”。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1000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人口多，就不得不全力发展农业技术，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开垦新的土地。但所有这一切努力很快被增长的人口所吞噬。劳动力永远处于过剩状态，有着如此多的只求果腹的低廉劳动力，作坊主是没有动力发明创造、改进机械设备的。并且，清代人口暴涨，中国已经遇到了资源约束的瓶颈，从而无法在旧有的技术条件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在对嘉兴的历史梳理中，伊懋可还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帝制晚期嘉兴妇女的预期寿命仅有“可怜的”24.5岁。高水平陷阱之下，生活于中心区域的普通百姓，其生存状态还不及边缘的未开发地区，难以想象他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而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工人们购买食品的能力更强了，生活状况好于务农者。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出现在清末，那时屡战屡败后洋务派开始兴建工厂，“师夷长技以制夷”。

今天，从长三角的一个城市奔赴另一个城市，郊区一个厂房连着一个厂房，但很难说这里已经完全去农业化。即使在杭州的郊区，还有着大片大片的农田。4月初冬小麦已经没膝高，5月就成熟了，收割了小麦，这里的农人会种上一茬水稻，稻麦间种，而不是双季水稻冬天再种一茬油菜的“人不闲地也不闲”。劳作太苦，有了制造业的收入，又有了城市化的红利，种地才相对轻松了。

在苏州，我试图寻访中国第一家且持续最久的慈善机构范氏义庄。那里有苏州景范中学和旧日祭祀范文正公的享堂。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宰相范仲淹，年少丧父，母子孤苦无依不见容于族人，母亲改嫁，他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为官后范仲淹以苏州祖宅创立范氏义庄，制定章程，购置义田，用作宗族公产周济族人，并附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免费入学。范氏义庄延续了800多年，至清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

双季稻、状元和园林，范氏义庄提供了苏州富庶的密码，它代表的是一种上进之路径，一种“修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策略。这是我在江南密如蛛网的土地上行走的时候，一点“奇思怪想”。 长江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