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的一百年

虽说他们写的是“回忆小说”，对记忆做了加工，并编织成故事，但故事的成形总归要倚赖一种基本能力，那就是杨苡在她口述家史时提到的，必须能在地点、人物、事件之间做连贯的唤起。杨先生举的例子是：她的一处老家在天津的花园街，她住“上房”。一说上房，就会想到相关的楼梯，一想到那道楼梯，就会想起她哥哥的玩闹，拿一根麻秆挡着楼梯口，不让她下楼，再想到娘下楼，一度是需要坐在椅子上，由佣人抬下来的——娘是金莲小脚。

杨先生的这本口述史《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名字多——大名、小名、绰号、家里的习称、亲近人的昵称等，往往一个名字本身就能调出故事的味道。在娘的嘴里，杨苡是“六秃子”，她姐杨敏如是“五秃子”，其来历乃是因为她们的四姐（杨家二姨太的小女儿）出生后头发少，被娘顺嘴叫作“四秃子”，故此，杨敏如和杨苡哪怕头发再多，在娘口中也是“秃子”。这个细节，倒是让我想起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相声里的词儿：侯宝林说“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呀？”——可惜他不知道杨家的情况。杨苡记住了很多的名字，亲属、近朋、保姆、家仆，彼此不混淆，也算是“童子功”。杨苡的生母是父亲的姨太太之一，“娘”则是杨家的正妻，一名“扬州大小姐”，她去世的时候到底多大年龄，杨苡都只是估算了一个“大概六十多岁”。岁数这种抽象物，远不如细节画面有意思，杨苡记得娘过五十大寿的时候，家中在酒席之余已准备好了寿材寿衣，也记得娘去世入殓的时候，自己母亲叫女仆来给娘合眼。

当杨苡回想那场葬礼时，她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被禁止到现场（因为身怀六甲，按规矩要回避白事），只能带着两个女儿去公园待着，而且还想到了幼年间在梅兰芳家看到的大出殡，那是梅的原配王明华的葬礼。杨先生记得，梅兰芳举着哭丧棒走在队伍之前，鼻涕拖得老长，她还跟家中的女仆来凤打听了一番原委。就着这鼻涕的话题，杨先生又联想到鲁迅1936年去世时，巴金作为抬棺人，也被当时的小报讽刺为鲁迅的孝子贤孙——“鼻涕快要坠地”了。

从至亲到旁亲，到仆人，到进中西女校后认识的老师、同学和同学的亲属，以及校工，还有那些偶然瞥见的社会名流——有的还衍生出了深度交往——杨苡不仅都有记忆，而且转换自然（访录人余斌老师对此可能贡献更大），“一说××，就会想到××”的节奏快而不乱。搞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从这本书中可以得到巴金当年享有大名声的证据：杨苡说她最崇拜巴金，因为她本着强代入感读巴金的《家》，总是想到她自己出身的那个多子女、多仆人、大方向是衰败、每个人都有故事的家。这样一个家，少不了“长于妇人之手”的公子，少不了忠诚的老仆、出意外的女佣，少不了家长对鲁莽少爷的大力训斥。杨苡所说的他那位大名鼎鼎的哥哥——翻译家杨宪益的种种顽劣轶事，若能善加处理，或许真能有点纳博科夫（他也是俄国少爷）的意思。

书名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实际上详细叙述的只是生命头三十年的事情。不过，这三十年对她一生的赐福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让人觉得余生“清淡”一些又何妨。人名、地名、事件，在杨苡的回忆里一直是彼此联动的，一个唤起另一个，实在记不住了，还有许多的私人照片可以担任“提词员”的角色——大家族毕竟有普通家庭不具有的条件，而照片也幸而都留存下来。杨先生在照片里的笑，自三岁起就没有变过，她习惯被拍，但对于自己在照片里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她其实是疏离的。

这种疏离，也印证在她说事的口吻中，印证在她时不时冒出的一句“我这个人对什么都不严肃”“我不上心”“我当时都不懂”之中。余斌说杨先生的口头禅是“真奇怪”，这也透露出了疏离的自觉，因为“真奇怪”表明她对一件事、一个现象有持续的好奇和思考。在口述中，最令读者难忘的，就是杨苡与巴金的哥哥“大李先生”之间朦胧的感情，她去了西南联大后，大李先生始终没有到昆明去会她。这时，“真奇怪”的捉摸态度，大概可以冲淡杨苡心中埋藏的遗憾。

吴宓是很丑的，英语发音带着方言口音；沈从文是爱哭的，在为学生们轰苍蝇的时候，袖口的棉絮掉到了水果盘上；中西女校的外籍教师范教士，平时说中文，一着急就蹦出英文来，他朝满操场乱跑的女孩们喊“Girls，you are ladies now！”只这一句话，此公的容止就立体了起来。一位音乐教师吴太太，在黑板上写着五线谱时，忽然转身，严肃地朝同学们讲：以后不要喊我“吴太太”了。杨苡说：“就这么一句，秃头秃脑的，我们不知怎么回事”；虽然后来明白吴太太是离婚了，可是“秃头秃脑”这一情境感十足的词，把杨先生的性情也暴露无遗——对自己诧异的时刻，心说“真奇怪”的时刻，她记得最清楚。

我常觉得“萧条”一词，不只是适合描述冷清的市场，它太形象，很多人进入后半生，后小半生，其记忆就会化成萧瑟秋风里飘摇的一条又一条，每一条都直通一句“后来就没了”“不联系了”“死了”，但杨苡先生的前半生似有厚网一样的密度，使得她在晚年说出的话，不至于仅仅让听者感到“唉，人世萧条”。

杨苡说她母亲痛恨自己的姨太太身份，但这是个“粘在身上”的标签，“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杨苡本人需要对付的讨厌的标签也多，像什么“最后一位大家闺秀”“译界名宿”“首创’呼啸山庄’译名”之类，都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人需要的“刻板印象”。给她做口述的余斌，说口述内容刊发在《名人传记》杂志上，杨先生知道了都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对于“名”与“实”的相符，她自然而然地在乎、不能轻易放过，尽管那些自带感情色彩的标签是外人为传播的目的而赋予的，本人实在无法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