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与他所看到的地平线

文·毛丹青根据翻译家鸿巢友季子女士的说法，大江先生是一位“回游型”的作家，因为最开始是从学法语开启的大学生涯，这跟村上春树最初学英语是一样的。然后，两人作为日语小说家，回归到母语的海洋，一步一步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并最终成为世界文学中的日本文学。当然，所谓“回游型”的说法，仅仅限于语言这个层面，并不完全涉及文学作品的立意以及构思本身。大江先生在一次北京的讲演中曾经说起他25岁首次访华的经历，当时是1960年，日本民众因反对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成军事条约，从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大游行，在国会审议相关法案的前一天，东京的示威群众与武装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科的女学生桦美智子被当场打死。

“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大江健三郎2006年9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实录。译者李薇）

返照目前的日本文学，类似“回游型”的作家几乎等于零，至少从全球文学的视野考量，大江先生的时代或许正处于一个退隐的过程之中。作家池泽夏树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悼文一开头是这么写的：大江健三郎，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三个柔软的元音，全由K打头的辅音接续，再由Z乱入，最终以RO结尾。音节数轻松突破七五调。拥有这个名字的男人不可能不是诗人。（2023年3月14日第36版）

无疑，对于文学而言，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音是外壳，语义是意义与内容。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谁都知道这是密不可分的，但具体到不同的语言以及语境而言，却又众说纷纭，找到一定之规并非那么容易。对此，21年前我在一次跟大江先生一起寻访莫言老家的路途上深得领悟。

作为中日两国的文学交往，尤其是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关中日两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对话很快就引发了公众的关注，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珍贵的经历也是一条我对大江先生以及他的文学的理解路径，专此重新详述如下。

2000年秋天，朝日新闻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日语著书，序文是请好友莫言写的，资深责编也是大江先生的编辑，当时先生正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有关世界文学的对话，其中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的对话最为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介入型知识分子，对各自国家的执政者批评得非常激烈，笔锋与现实社会的距离等于零。2001年的年初，责编策划了神户的日本读者会，她也从东京专程赶来，除了推介我的日文著书之外，晚上一起吃饭时跟我说：“大江先生希望有机会去莫言老家看看。”我问：“为什么？”责编说：“他说希望能看到文学的原始风景。”其实，这也是托了莫言的福，因为大江先生通过责编最先看到了莫言为拙著写的序文。莫言的序文记述了1999年10月的首次访日，当时正好是我弃商从文的第一年，时间上比较充裕，跟他全程同行，开车从神户到京都，然后再从奈良开到三重县的津市，原本打算去鸟羽港上轮渡去三岛由纪夫小说《潮骚》的原始风景神岛看一看，但不巧的是赶上了台风，轮渡停航。于是，一路为了躲台风，开往爱知县，投宿到了一位僧侣好友的寺院。

晚上睡在一间僧房，正中间有一尊佛像，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依然发光，很奇妙。再后来，我继续开车一直开到了东京，住在文艺春秋社安排的山上宾馆。据说这里曾经住过川端康成等著名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写过这么一段文字：“我没想到东京的中心会有如此安静的住处，设备整洁，有些地方不专业，反而很好，拜托这里不要太出名了。”跟莫言同行的东京之旅，充满了文学的气息，一路上见了很多文人，莫言也接受了NHK电视台的首次采访。

当时，我有一个同学一直都做NHK的外联以及拍摄的工作，有关莫言的文学自然也成了我们的一个话题，一起餐聚时，兴致很High。2001年的年底，朝日电视台著名的《新闻站》节目主持人久米宏邀请大江先生当自己的对谈嘉宾，原本只打算谈一个晚上，但对话意犹未尽，接下来的第二天晚上又继续了这场对话。

我看到这个节目纯属偶然，记得自己是在健身房骑自行车机的时候，很快就被大江先生所说的话给吸引住了。具体说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有一句话的印象很深刻。这就是“我想寻找的是文学的原始风景”。从健身房回家以后，我打电话给东京的责编，跟她说可以策划一个大江健三郎寻访莫言的文学之旅，然后又打电话给我的同学，看他是否能够向NHK提案，制作一档纪录片。接下来的事情很顺利，2002年的春节，这个策划终于实现了。

作为主人，莫言从北京启程与我们同行，在拓宽的公路上，汽车一路飞奔，道路两旁的树木、田野，偶尔一扫而过的牛车、马匹，扬起的尘土犹如蒙蒙花絮，在车后卷起一圈一圈的线团儿。大江先生一边往窗外眺望，一边跟莫言说：“地平线有时能解放一个郁闷的人。”

莫言答道：“地平线应该是天的边儿，小时候我放牛，肚子饿，老是吃不饱，走累了就横躺在地上冲着天上的白云发呆，因为我觉得那白云像是马上会掉进我嘴里的白馒头，看到地平线，我想起饥饿的少年时代。”

大江先生说：“我是从山村里出来的，我的老家在峡谷里，四周都是森林，天一下雨，好像整个天都会塌下来，等到天一放晴，树上的叶子似乎也会欢歌起舞，不过，我始终没有见过地平线。”

汽车继续行驶，从车窗向外望去，人的视线与远处的地平线一样齐。进入高密大栏乡的时候，莫言指着路旁的河堤说：“这是胶水河，是我们小伙伴乱玩乱闹的地方。那是石板桥，那是我们光屁股往河里扎猛子的跳台。”

大江先生问：“从这个跳台上也能看见地平线吗？”

莫言说：“是啊，这河堤大概就是这一带最高的地方。”

大年三十，大栏乡的家家户户都贴起了大红色的对联，灯盏的红色尤为喜人。大江先生说：“在我的山村里，过年过节都是由恐怖与欢笑支持的，平日非常安静的山村一到这个时候却人潮澎湃，大家在河边烧火吃饭，觉得祖先的灵魂会在河水中游荡。”

莫言略有所思，但当面并没有说什么。我们从车上下来，沿着河堤往前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土地。冬日的树木没有绿叶，连树干似乎也被浓浓的黄土地染色，犹如土地伸出的臂膀一样。

大江先生走在我的右侧，问我：“为小说家做翻译，你有什么感觉？”

我说：“也许不准确，我觉得自己像一台语言过滤器。比如，莫言的大栏乡跟先生的家乡大濑村只有一字之差，可濑字是水界交叉的地方，跟栏字那种在土地上筑起的栅栏是不同的感受，也许一个是湿，另一个是干。当然，这是我想到的，如果不是先生问，我大概只是想想而已，不会从嘴巴里说出来。”

大江先生听后说：“看来，语言对你更像一个起爆器。”

莫言带领我们从河堤上走进了一条乡间小路，路旁的碎石浅浅地埋在土壤中，有时叫你分辨不出哪个是土块，哪个是石头。如果大江先生，包括莫言本人仅仅是旅游者的话，这样的景致或许再一般不过了，因为它是中国北方农村中很平常的空间，是普通而安静的时间流程。不过，对小说家来说，他们似乎正在观望一幅文学景象，这一景象既是唤起少年时代不灭的记忆，同时也是对现实的多重把握。

莫言一边走一边说：“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地势低洼，老百姓喜欢到这里放牧牛羊。那时候我只有6岁，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水，我家后墙有一扇木窗，一把它推开，就能看见河水滚滚东去。发洪水的时候，河水比我们家的屋顶还要高，但凡有劳动力的男人女人都在河堤上抱着被子、砖头，甚至抱着葫芦，随时准备往出现缺口的地方填补。我站在窗口看着滔滔的洪水感到又害怕又壮观。再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青蛙的叫声，到了夜晚，周围的河水泛滥，淹没田野，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叫，震耳欲聋，尤其在深夜里，听起来就像发怒的魔鬼吼叫一样。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围绕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

大江先生接着莫言的话说：“我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一个少年透过木窗用惊恐而兴奋的目光追逐洪水的情景。不过，水与平原都可以看得很远。我的家乡是日本四国的山村，一到傍晚，山涧的上空就会出现灿烂的晚霞，红得就像人体流出的鲜血。有时我觉得那个情景似乎意味着一个宇宙，就像一个小小的卵一样的宇宙。而当时，就在这样一个小宇宙的外部，战争仍然在持续，无论是大海、平原，还是山地，战火不断。我觉得夕阳的云朵就像是战场流出来的人血，所以，我会把类似于幻觉的现实牢牢记住。构成我想象力的基本格式之一就是那片夕阳泛红的、犹如垂死的鱼一样的云朵，逐渐幻化为战场死去的士兵，这从来不会止息的，是一直在我眼前蠕动的景象。”

其实，大江先生在许多讲演中一再提起对战争的痛苦记忆，有一篇题为《面向未来的记忆》我也读过。大江先生的表述也许是一次触景生情。这是因为看见了地平线吗？还是因为勾起他少年记忆的那道山涧的景观呢？对此，我无从猜测。我们从乡间小路回来，莫言在他家里盛情款待了大江先生，他们坐在土炕上谈论文学，然后又坐到炉灶边喝起了酒，喝到夜半。窗外的爆竹声越来越大，农村一年一度的最大喜庆似乎是从惊雷一般的轰鸣中开始了……

大江先生结束了对莫言老家的私访，并跟莫言在高密话别后，从青岛飞回了北京。一路上，我发现他总是在不停地写着什么。于是，我直接问了他，他对我说：“能看见地平线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我这次看到了，而且是永远的地平线，文学纪行让我圆了一个少年梦。”

2018年夏天，讲谈社出版发行了《大江健三郎全集》（全10卷），刚才重新打开翻看，看到他的发刊辞是这么写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写小说的人，现在仍然活在写的连续之中，并准备终结一生。”

（毛丹青，旅日华人作家） 大江健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