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成都的精神地标

文·祁十一|摄影·孙川

这是成都一个难得的艳阳天。金色的阳光洒在杜甫草堂的红墙、浣花溪上，让一切景致都散发出熠熠光芒。在这个终年缺少阳光的盆地城市，秋冬的每一次阳光普照都会给人们带来喜悦。每当这样的时刻，全成都的人都蠢蠢欲动，去公园散步、到露天茶馆喝茶、在大街上闲逛。

这一天，阳光持续到傍晚。温柔的光照下，浣花溪公园里的万树山上、千诗碑亭前，一名男士右手拎着一袋蔬菜，像是下班后去菜市场买好菜回家的路上，绕进浣花溪散步行走。此刻他止步于碑前，低头阅读刻于大理石上的《千诗碑记》。那是由作家李敬泽撰写的杜甫生平，里面写道：

“杜甫一生困顿流离，安史之乱，天下鼎沸，杜甫挈妇将雏，跋涉于走投无路的黎民百姓中间。直到一日，如诗如画的锦官城在前方展现，此地有放得下书案的平静，有可以投奔的朋友，杜甫止于斯，在浣花溪畔营建草堂而居。漂泊疲惫的伟大灵魂在此暂歇，前后三年九个月，留诗二百四十余首，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吟咏世间的简朴美好，呼唤正义与太平。”

男子读完碑记，拎着蔬菜悠悠然下山。诗人去世1200多年后这个普通的下午，他的精神依然在这座城市回响，并抵达一位普通的成都市民。这或许是一个典型的成都时刻。

当秦朝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四川便成了“天府之国”。三国时期，蜀汉以成都为首府，与曹魏、东吴三分天下，吸纳了无数精英齐聚成都。其间诸葛亮大力治蜀，建立“锦官城”发展蜀锦，为成都奠定了优沃的经济基础。自此以后，成都成为中华大地上举足轻重又适宜生活的城市。千百年来，蜀地的安逸接纳了无数“伟大而漂泊”的灵魂，他们在成都得到休整与滋养，写下了动人诗篇。

时至今日，重大的历史时刻与人物在成都留下了无数物质与精神遗产。浣花溪边的杜甫草堂是其中重要一处；如果顺着浣花溪之水往东走，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就在锦江上游不远，那是成都成为一座伟大城市的起点；继续沿江前行，往东三公里，便是竹林幽幽的望江楼公园，为纪念唐朝女诗人薛涛而设，从中可以体会这座城市了不起的女性故事。

公元760年，杜甫在成都安顿下来后，便去拜访了武侯祠，写下了著名的《蜀相》一诗。诗的开篇两句，便将彼时武侯祠的位置做了说明——“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锦官城，诸葛亮所设立的官方织锦之地。据考证，它所处的位置在如今锦江边上的百花潭公园及周边，与当下的武侯祠相距不远。不过唐朝时期的武侯祠是人们为了纪念诸葛亮而单独修建的祠堂，并非明清至今君臣合祀的这座武侯祠。

诸葛亮去世后的公元263年，蜀主刘禅就下令在沔阳（今陕西勉县）“近墓立祠”，那是最早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谢辉说，后来全国各地有过许多武侯祠，全四川可能有过30多座，成都就有过7座。

“诸葛亮有事君之节、治国之才，也有立身之德、治人之术。在治理四川期间，他做了很多对国计民生比较好的实事。”谢辉说，“还有句话说，他‘内无棉被、外无银财’，对自己要求很严，所以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说法。他的人格、道德、追求，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那也是成都武侯祠镇馆之宝“三绝碑”碑文对诸葛亮的赞美。

这些都成为诸葛亮去世后，各地陆续出现武侯祠的原因，并历经千百年不衰。而在诸多祠庙中，成都这座由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合三为一的祠庙名气最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诸葛亮当丞相的时候，他居住在成都。”谢辉说，“而且成都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城名、城池都没有改过。它作为蜀汉的都城，跟三国文化、刘备、诸葛亮相关的遗迹要多一些。”

如今的成都武侯祠，主体建筑、格局始自明清。明代朱元璋建国后，他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他看到蜀主刘备的陵墓惠陵和昭烈庙人烟冷清，附近的武侯祠祭祀的人却很多，便想借助诸葛亮的人气，提升统治阶级的影响力，于是将昭烈庙和武侯祠合建在一起，形成了“君臣合祀”的格局。

明末战乱，张献忠屠城，武侯祠损毁。清康熙十一年（1672），成都主政者按照明朝的格局，重修前殿后祠的武侯祠。“清初修武侯祠，还是在凝聚人心。清军入川后，蜀地到处是战火连绵，百废待兴。清政府通过修武侯祠来尊重先贤、达成共识。”谢辉说。

如今，武侯祠诸葛亮殿门悬挂的牌匾，便是清朝果亲王允礼书写的“名垂宇宙”。1734年，允礼途经成都，留下了两幅字，其中之一便是这幅“光风亮节”。殿内，诸葛亮塑像头顶，高耸的屋梁上，刻有他的名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而在武侯祠旁边，是永远人头攒动的“锦里”。那也是国内第一个由博物馆打造的民俗商业街，将三国文化和蜀地传统以烟火生活的方式落了地。在锦里，有可以边喝茶边听人说书、讲三国的茶馆，有捏泥人、摆糖画的铺子，每逢春节、元宵、端午等传统节日，还可以逛庙会、听民乐、看川剧。

疫情前，锦里、武侯祠每年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在国内博物馆中名列前茅。2021年，武侯祠接待870万人次，在全国博物馆中名列第一。

在谢辉看来，这一切还是因为三国文化的魅力所致。刘关张和诸葛亮作为第一代“蓉漂”，也给这座城市奠定了讲究仁义、平等、包容的精神底蕴。

此种情形，每天都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演。在小饭馆、路边摊，时常有开着豪车和骑共享单车来吃饭的人，坐在餐桌旁，吃着同样的牛肉面，或者红烧肥肠，各自坦然地大快朵颐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公元759年，诸葛亮去世500多年后，杜甫于颠沛流离中来到了成都。彼时，安史之乱爆发。在一片混乱中，蜀地尚保有最后的平静，唐玄宗亦逃到成都避乱。杜甫也在长安、甘肃天水等地辗转后入蜀，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的一座寺庙暂时安顿下来，和妻儿在寺里住了三个月，后在亲友帮助下于寺旁修建茅屋，一家人终有了安身之地。

对于杜甫来说，在草堂茅屋度过的三年九个月，是杜甫后半生最安稳平静的岁月。此间的杜甫有了心境去感受春夜喜雨，写下了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喜欢被花草溪流飞鸟所环绕的茅屋，赞叹“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也记录了邻居家的美景诗意“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他在此作诗240余首，许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千百年间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如今的杜甫草堂，主体格局同样始自明清。自唐末诗人韦庄为纪念杜甫而在此修茅屋居住后，为后世确认了草堂旧址，此后经宋朝历任官员、明蜀王朱椿及后代官员和清朝的多次修建，直到清嘉庆年间奠定了保存至今的格局。工部祠内，仍保存着明朝何宇度所雕刻的杜甫石刻像，那也是流传最广、最为人熟知的杜甫样貌。

但唯独缺了杜甫建造的茅屋。尽管人们知道，1200多年前的茅屋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但那实在是中国人对杜甫最深的感念。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令人震动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动了千秋万代。

1996年，在屡屡听到游客询问“杜甫的茅屋在哪里”后，时任馆长周维扬主持重修了茅屋。于无人去的竹林、树林间，他请民间手艺人修建了一座茅屋，所需的木料、慈竹、黄茅草从眉山、仁寿、简阳等周边乡村收集。而整座茅屋及庭院、菜地、药圃的设计，均源自杜甫的诗歌。彼时的杜甫草堂基建部副主任王永章，根据杜诗中“去郭轩楹敞”“层轩皆面水”“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等诗句，推断杜甫草堂的建筑样式是茅草覆顶的悬山屋顶、竹编壁围合的川西传统民居，从而造出了如今的茅屋。

茅屋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得以去感受和想象杜甫生活于此的场景。一间茅草顶的屋子，门口有石凳石桌，一片菜地、药圃，四棵松树，一拢竹子，一口井，那便是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环境，也是他在离开成都后念念不忘的“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

而在杜甫草堂南门外，浣花溪公园亦因杜甫的诗而声名远播。诗人笔下“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那样优美的场景，至今能在浣花溪公园里见到。

公园的竹林下、回廊里、小山上、溪水边，还处处可见刻有杜甫诗的石头和墙壁，是为“千诗碑”。早在南宋时期，吏部尚书张焘知成都府兼安抚使，整修了杜甫草堂，并将杜甫的1400多首诗刻在石碑上，但它们多遗失在历史的洪流中。2015年，杜甫草堂重启了“千诗碑”，搜寻到包括苏轼、黄庭坚等60多位书家的150件杜甫诗书法作品，刻于碑石上。

杜甫草堂副馆长马红便在公园里撞见过四川作家阿来，他说只要周末有空，都会自己开车过来，在公园里走上两万步再回去。“他是非常推崇杜甫的。”马红说，阿来告诉她，杜甫的1455首诗他至少有六七百首都能背，包括很多生僻的诗歌。

“草堂在成都这么久了，它已经融入成都人民的生活，成都人跟它一起成长，它对成都的影响是浸润式的。就跟杜甫写的《春夜喜雨》一样，润物细无声。”马红说，“一踏进草堂、浣花溪，走入红墙夹道，你的心就静了下来。”

如果说成都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安稳地，孕育了诗人对自然和烟火生活的诗情，那么一生生活在成都的薛涛，便是属于成都的传奇。

杜甫离开成都后五年，薛涛出生。又过了十年，十岁丧父的薛涛和寡母搬到了浣花溪居住。15岁，薛涛为了养活自己和母亲，成为官府乐伎，并因才华出众、会诗善文，逐渐成为锦官城一颗闪亮的明星。到她中晚年名气盛大时，凡到成都的达官贵人名流显要都想拜见她，四川的诗人们写了诗都想呈与她看。她和元稹、杜牧等诗人也时常诗信往来，是为密友。

她的诗是动人的，最广为流传的一首是《春望》：“花开不同喜，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将相思之情与花开花谢的情景相联，细腻而深情。

但在柔情之外，薛涛也有雄浑大气的一面。20岁从官伎中脱籍后，薛涛依然出入于西川节度府，成为历任节度使的幕僚，这让她作出的诗不局限于温婉情思。

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便是《筹边楼》，诗句为：“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一如当代成都诗人翟永明的评说，这样的诗是“何等的开阔视野，岂是一般人的胸襟！”。

了不起的是，薛涛还创制了“薛涛笺”。脱籍后，她搬回浣花溪，利用浣花溪水，以木芙蓉皮为原料、海棠花为染料，制成精巧雅致的纸笺。“它相当于文化用品里的高端定制，而且是限量版的。”成都薛涛研究会秘书长汪辉秀说，“当时在成都的有钱人才能买到，而且一出来很快就没有了。”

后人对薛涛的纪念，从明清时代就开始了。明蜀王府利用锦江边上的玉女津井水制薛涛笺，那口井后来就成了“薛涛井”。薛涛爱竹，曾写过不少咏竹的诗。于是薛涛井边上，明清时便种满了竹子。

到了清朝，人们又在薛涛井附近、崇丽阁（现望江楼）边，修建纪念薛涛的吟诗楼、浣笺亭等建筑。如今，这些古旧诗意的楼阁依然立于锦江边上，成为薛涛纪念馆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那一带成为纪念薛涛的公园，名望江楼公园。满园的竹子，也是为纪念薛涛而栽种。每当有外地朋友前来，翟永明都会推荐他们去望江楼公园，不仅可以在竹林下喝茶聊天，感受成都气息，还可以了解诗人薛涛。翟永明说，历史上的女性诗人、艺术家有时是被遮蔽的，但正如薛涛，许多人一旦有所了解就很有兴趣。

从小生活在成都的翟永明，儿时就会来望江楼公园春游，如今也常去，在竹林中、薛涛纪念馆里走走看看。“文学艺术代表着这个城市的一种属性，它会给一座城市带来特殊的气质。有时候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在一些小小的地方体现出来。”翟永明说。

而说到底，一切还是回到了成都的底色：平等，包容。“成都能包容很多东西，比如一个诗人在成都可以靠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下来。这里的节奏也比较慢，给人一种舒适度。”翟永明说。

在汪辉秀看来，“在成都，女性相对要强势一点，所以说‘耙耳朵’（四川方言，意为听老婆话的男性）比较多。但总体上女性还是可爱的，很能干，能做事，也是温柔的，最多也就是揪一下耳朵”。

也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孕育和包容了如薛涛一般与众不同的女性，让曾为乐伎的她也能出入幕府、议事论政，并被西川节度使推荐任“校书”一职（虽未获批准）。而最终她也能凭手艺养活自己，一生未婚，在成都平安终老。

（参考资料：《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传记系列：诸葛亮传》，方北辰，天地出版社；《杜甫传》，冯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甫草堂史话》，周维扬、丁浩，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杜甫草堂口述史》，刘洪，四川辞书出版社；《大唐薛涛》，谢天开，中国文史出版社）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