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学社在西南：发现边地

8月7日，我正在昆明出差采访，做这期封面。工作群里同事发来一则消息，说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的万安桥于6日晚着火，桥体已基本烧毁坍塌，幸无人员伤亡。这天之前，它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长达98.2米，始建于北宋，曾于康熙年间遭遇火灾，乾隆年间又重新修建，其后修修补补，一直沿用至今。此前的十余年里，武夷山市南郊的庆余桥、重庆黔江濯水古镇风雨廊桥等几座重要的廊桥相继被毁，现存的越来越少了。

廊桥，一种“木梁之上加构廊屋”的梁桥结构，虽然现在可将其出现的历史前推至春秋、战国之际，但“廊桥”是一个晚近的命名，时间不过八九十年，首次出现在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中国之廊桥》一文中。这篇文章也是国内的建筑学者第一次系统性地梳理这种建筑类型。刘敦桢叫它“廊桥”，源自白居易的《修香山寺记》，其中写道“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

在此之前，刘敦桢所在的营造学社没有关注过廊桥，对整个桥梁类型的关注也不算多，远不如追至唐代的大木构建筑，他们主要测绘过像赵州桥这样的单体经典建筑，而非解析某一类型。一切的转变，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事变爆发之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刚刚发现佛光寺，刘敦桢正在河北进行考察，两支小分队赶回北平汇合后不久，北平沦陷了。经过商议后，营造学社的“大管家”朱启钤留守北平，梁刘两家则同行南迁，他们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后方——昆明。

从北平到昆明，是一段长达三个月的跋涉，其中，他们在湖南停留了两个月，再南下至昆明。到了长沙之后，林徽因在当时给沈从文的书信中写道：“我们太平时代考古的事业，现在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未来几年，营造学社一直在炮火中辗转，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

而对刘敦桢来说，长沙具有特殊的意义。刘敦桢是湖南新宁人，自小在长沙读书，日本留学归来后，又短暂地在湖南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在这期间，还为湖南大学设计过两栋教学大楼。梁刘两家从北平南迁至长沙时，刘敦桢带着妻儿回到了湘西南的新宁县。刘敦桢一边回老家小住一段，一边就地展开了建筑调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当地江口桥的调查，以此为基础，几年后他写出了这篇《中国之廊桥》。刘氏本是当地的望族，祖宅也典型，刘敦桢又在闲暇之余，绘制了一幅刘氏老宅的平面图，收录在之后的专著《中国住宅概说》里，成为湘南民居的一则实例。

这两件事，既私也公。按照营造学社的惯例，这类地域性的民间建筑几乎不会纳入考察范畴，他们偶尔调查过窑洞，但都是“边角料”。因为当时抢救性地保护那些“纪念碑性”的大木构建筑更为重要，并且要以它们为实例，破解《营造法式》这本“天书”。无法作为案例的地域性建筑，优先级就靠后一些。

但一路向南走，学社看中国古代建筑的视野被逐渐打开。除了那些可以印证《营造法式》的唐宋之后的官式建筑以外，地域性建筑、遗存也开始进入他们的考察范围。刘致平在昆明考察了民居样式“一颗印”，刘敦桢专门详细解读了大理国遗存的经幢，又带队在滇西北考察了一番。1939年8月，学社迎来了最大规模的一次田野考察，前往川、康地区，时间近半年。起初他们依旧想找木构建筑，结果却令人失望。在明末张献忠入蜀之后，木构建筑被毁了不少，加上有些地处偏远，学社成员也没能发现。但是汉阙、崖墓、佛教造像、民居、道观、清真寺……这些其他类型的遗存都在意料之外，令人欣喜，这些地域性建筑与遗迹，成为川、康调查的主角。一路上，他们拍摄了大量照片，三四十年代四川的建筑、古物、风土、风情都在这些照片中清晰地浮现出来。

2020年3月，我们曾做过一期“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专题。那次采访是在2019年隆冬时节进行的，我们几位记者分别前往独乐寺、隆兴寺、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应县木塔、赵州桥、晋祠、佛光寺，重访1937年之前学社的调查。这一次，酷暑时节，我们又踏上了学社的西行之路，以汉阙、崖墓、摩崖造像、木构建筑几个类别为主要线索，回述从昆明到李庄的这段历史，以及“1939～1940年川、康调查”的面貌。在这段被迫南迁的岁月里，营造学社仍然保持自己的学术关切，在为中国建筑研究不懈地坚持着。此前，虽然西方和日本学者曾涉足四川，做过一些散点式的调查，但营造学社的这次大调查，是首次以现代建筑的测绘方式系统性地研究中国地域性建筑与遗存。由于川地汉代古迹丰富，这次调查得以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实例由唐宋再次向前推进；在云南和四川的民居调查，也与曾经围绕《营造法式》的大木构建筑研究不同，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更深入的民间及风土建筑的研究。

梁思成曾在《华北古建调查报告》中写道：“我们（中国营造学社）的最终目标是编撰一部中国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学者们实未涉足这一课题。典籍中的材料寥寥无几，我们必须去搜寻实际遗例。”从华北到西南，究竟什么样的建筑可以搭建出一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和刘敦桢共同思考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答案略有不同，梁思成更去繁就简，刘敦桢则全面详实。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这几年他们在西南地区的调查都让中国建筑史的框架变得完整，内容也丰满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记录下的不少建筑和遗迹，日后都消失于战乱、建设或灾难，就像万安桥那样，不复存在了，只留存于历史之中。 古建筑营造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