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我来记住你

编辑是被剥夺了姓名的人，至少在我当编辑的这四五年里，总是忍不住这么想。过去，老主编朱伟是杂志社的最高编辑，社会部负责人李大人也承担着“点拨”我们的艰巨任务。那时候我们总是熬稿子熬到周一上午，截稿期限到了，惶恐地给主编邮箱发去文章，等待着即刻而来的审判——发表或者毙掉。有些稿子写得臭，但也不是不能发表，或者题材浪费了可惜，老主编就气呼呼地冲出办公室，大叫一声：“鸿谷，这个稿子你给改出来！”

离杂志下印厂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李大人接到稿子，能悠然地用一支笔画几下，写几句，稿子于是喘了一口气，活命了。感觉老主编是盖验收章的，李大人是搞维修的；前者闻一下就知道稿子好不好，后者迅速知道稿子的哪个部分出问题了。说到具体的选题，也是社会部开会定下来之后，我们单个找李大人聊，他在一张张白纸上跟我们分析选题，写写画画。后来我发现，这东西就叫“思维导图”。我们一个个就像捧了本《圣经》一样，满足而懵懂地离开。

周二开会，周三或周四出发，到下周一就要写完稿子，这是怎样一个追命符。当周五或周六，我给李大人打电话的时候，基本上是两种原因——这稿子采访不行，写不出来啊（最后都得写出来）；或者是，太兴奋了，我要说说。那张出发前的思维导图，早已不知去向，现场采访的进展，才是我要津津乐道的事情。一名记者有没有自我，也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才看得出来。出发前编辑说了什么变得不再重要，根据现场的采访，你得到了什么新的发现，并且急于要讲述出来，很自信地讲出来，这才是关键。好在李大人一直看重记者的发现，从来不固守出发前的预设，记者现场的新发现也让他激动。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发现，其实就是一种创造力。或许有些创造力需要的是天马行空的能力，但记者这个行业，是基于事实看到意义的一种创造力。我们作为采访者的追查、观看和写作，既获得材料，同时又赋予材料意义。但获得材料的能力，与赋予意义的能力要匹配，不能大头戴小帽，或是小头戴大帽。

周刊一直非常强调记者的价值，写文章的人似乎天下第一。如果你的文章写得好，脾气大一些，各色一点，也都行。写作者各有各的特点，你阉割了他的脾气，也就阉割了他的特点。所以编辑就得是咱们单位的大领导，大领导受点小记者的气，莫怪莫怪。老主编脾气大，但偶尔也忍了记者的小脾气。

等到老主编2015年退休，李大人发稿。李大人发稿了两年左右，因为他要将更多精力放在全局上，有一阵开始让李菁、曾焱和我轮番承担起发稿任务。后来李菁被调去负责新媒体“中读”，我和曾焱轮着发稿，一直持续到现在。想想这也是非常大的一种信任，敢于让我们负责杂志。我和曾焱一直合作愉快，互相支撑着，看着杂志一期期印出来。

但是我在周刊前边这十几年接受的教育，是写作者天下第一。干编辑这件事情，我又不敢比老主编更凶，那样天然不正义。但我自己的脾气，也是容易急，对同行的同理心不强。过去我只为自己的一篇篇稿子负责，现在我有何能力，为杂志的整体方向而努力呢？所以带着重重的疑惑，我在2017年开始了编辑生涯。

我给自己解压的方法呢，就是想着，反正这事不能压垮了我。做记者安排好自己就行，有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由，做编辑多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干着干着，我才意识到，编辑最重要的能力是两点：一个是把优秀的人捏合在一起，一个是能从高一点的地方看到杂志往前走的方向。

虽然好的编辑应该首先是一位好记者，但它需要的能力又不一样。编辑需要对人细致的体察力，把握每一位记者的特点，同时理解不同的人又处在各自发展的不同阶段。什么时候应该把他/她往前推一把，什么时候需要宽松相待，什么时候眼里看到问题，什么时候嘴里才说出来，各有各的讲究。有的稿子，你需要下水与记者一起“游泳”，有的你虽然站在岸上看，但也做好了随时跳下水的准备。有时候你明明对眼前的稿子不满意，但你知道这位记者正在“破壳”，耐心再等候一段时间，他/她会自己从壳里走出来。

在三联写稿，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套路。每个选题都是独特的。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不用说，这样的大事件，记者团队肯定到场，争分夺秒做出硬采访。我们的记者平时习惯了单独为一篇报道负责，独当一面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整个采访团队调动起来，就能连续提供不错的稿子。疫情的消息天天都在变化，公众的情绪也随之起伏。这也是我当编辑以来，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与公众极强的情绪共振。2020年1月到4月，我们每天都在琢磨如何踏准公众的心理热点。编辑眼里看到需求，记者快速反应，大家就像一起开动了一台复杂机器，配合默契。各类社会事件报道，也是三联报道的一个重要品类。它们初看起来是当下发生的各种偶然事件。比如重庆一男子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抛下高楼、杭州许国利杀妻案、寻亲少年刘学州的自杀、湖南某地未成年少女卖淫案等等。每个事件背后，都有着多层面的复杂社会现实。我们要的并不是“单因致果”的报道，可以说，几乎在每一个“遥远的”事件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熟悉的身影、共通的人性，看到背后的社会习俗和心理结构。他们与我们共同构成了当下，我们是同一时代的邻人，你没有办法真正推开他。

陈晓在三联干了多年的社会记者，她从2020年初开始，担任社会部的编辑。我们多数社会事件的报道，经她的手与读者见面，她有着很强的透过事件看本质的能力。极端事件的背后，到底有多大意义，与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关联，也是她经常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少年刘学州为什么会被舆论逼上绝路，他心中对亲生父母的想象从何而来，他的情感需求是怎么样的，其中的落差又如何击垮了他？云南一个年轻女孩，在与丈夫离婚的路上，被对方从桥上抛下严重受伤。这背后是偏远地区贫穷家庭的女孩，在家里从来没有得到过情感上的重视和满足，她们想通过早嫁的方式获得爱与自由，却不知道自己走进了另一种深层的禁锢。探究这样的一个个事件，是在向事件发问，也是在向时代发问，既指向人性的独特性，又指向时代中的某些共性。中国土地之广阔，人群之多层，我们并不是只看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反射出的中国，我们也要看到更广泛人群展现的中国。

2020年夏天做的杭州许国利杀妻案件，是我与王海燕、驳静和吴淑斌的合作。在这篇4万字的调查里，我们看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拆迁户群体，当财富成为一个群体唯一的衡量标准时，它带来的不是凝聚力而是撕扯力，因为大家永远处在比较中。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过于拥抱进步主义，忘记了获得背后的各种失去。

王海燕、王珊都是这几年成长起来的做社会报道的好手，能碰硬报道，既感受得到人性细微处的幽深，也对事实层面的材料有比较强的探究能力。她们在武汉疫情报道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工作。驳静曾经做文化报道，勇敢地奔赴武汉进行疫情报道，她独特的讲故事的方式，成为她的标记。吴淑斌、李秀莉、魏倩、李晓洁这些更年轻的记者，则是陈晓做了编辑后带得多的，她们一来三联就要操作复杂的社会事件，工作难度不小，能留下来就说明性格都很坚韧。丘濂也是多年的记者了，她擅长写美食，每年的年货刊她都是主力，直到最近一两年投身“人文城市”项目。离开几年的吴丽玮，今年也回到了编辑部，采访和写作的工作在头脑里一直召唤着她。

男记者一度被我们笑称为“宝宝”，十几年前就开始这么说，现在好像也还是这样。媒体业并不是什么高收入行业，要求还不低，似乎对男性吸引力一般，所以显得他们挺珍贵。反正我们这里女性也像男性一样，倒也不用特别去区分。刘怡是我们国际报道的“招牌”，他的大脑像电脑一样好用，知识极为丰富，判断力也很强。刘怡是写出了自己独特性的大记者。黄子懿和张从志做社会新闻有自己的一套，思路非常清晰，能快速抓住主脉，细节也丰富，他们从做社会事件到操作封面稿子，进步很快。张从志在武汉做疫情报道时的勇敢和冷静，让人对年纪轻轻的他敬佩三分。刘畅的人文素养不错，对社会极端事件则不太愿意直视深渊，所以做的话题性文章比较多，也有他的特点。新加入的印柏同很有新闻热情，在微信报道上承担了一些工作。从中青报“冰点”过来的杨海，几个月前加入我们开始了编辑工作。

这事我是听说，有一次一位年轻记者挨了批评非常难过，游泳时把眼泪流在泳池里。她问另一位记者：“这里一直是以批评为主吗？”我和陈晓才惊觉，我们平时对记者的否定是不是太多了？陈晓是个严肃的人，对稿子要求高，我也不是让人感觉轻松的类型。我们互相搀扶，希望能顶起杂志的半边天。但转念一想，没办法，性格改变不了，我们还是别把力气用在改变自己的性格吧。杂志的出版周期就是催命符，要求不严出不来好活儿，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记者就得抗压能力强，这是记者的生存智慧之一。我们多给记者一个微笑，还不如逼着记者写出一篇好稿子，这是给他们最好的帮助。捕捉值得留下的印记

除了社会事件，封面报道一直是三联的重头戏。我们一直关心人们的思想、情绪的变动，这也是记者刻画时代的重要功夫。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热点报道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事件热点，另一类是心理热点，还有一类则是宏观报道。找封面选题对我来说一直都是挑战，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真正有能力把社会变动领先半步说出来，并且通过采访写作获得独特的记录方式。

杨璐和徐菁菁，在这几年里承接了非事件类热点的大选题。这样的选题来自于模模糊糊的感受，要把它们变成一个个有四五万字的封面报道，并不容易。杨璐写中国制造业的变化、外贸领域的变迁、消费领域的风潮、中考改革等话题，徐菁菁写父亲角色在养育中的变化、制造业谁来当工人、小镇做题家的时代背景、高校老师的内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它们不是简单由某个热点事件体现出来，但是它们也标记着不同领域里更整体性的变迁。对于这类选题，我和杨璐、徐菁菁一起感受新变化，琢磨新方法；她们也磨炼出了一套多方采访和提出新问题的复杂方法。黄子懿和张从志也逐渐加入到封面报道里，像超级工厂、跟着卡车行中国、中国人在非洲掘金这样的选题，我们试图带领公众走进快速变动中的经济世界。这些选题可以说是三联独特的封面报道，编辑需要像猎犬一样追着猎物的味道跑，做出种种判断。

袁越、邢海洋和谢九，是我们永远稳定的锚定器。从专栏来说，三位在各自领域，十几年来每周一篇文章，从不落下。情绪极其稳定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更大的挑战来自长篇报道。袁越开拓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报道领域，既有科学报道的因子，又是社会写实的记录——人类终极问题三部曲、人类未来三部曲、深海诱惑等等，每一个都有独立发展成一本书的潜力。老邢的心理年龄很小，探索新知让他特别乐呵，他也是各类新媒体的尝鲜者。2021年老邢行走西北，发展出了几万字的“中国西北纪行”报道，今年他正兴致勃勃地走黄河，他要把地理、历史等各种知识，融于他的纪行里。谢九特别擅长宏观经济的分析报道，在起伏如过山车般的市场中，他似乎永远是最清醒的那个人。所以我们做中国外贸、产业集群、欧洲经济这样的封面报道，离不开他的重要写作。对于他们三位，我更多做的是对接工作，他们帮助我来确定，我想到的选题是否成立，我们可以给予怎样的判断。

有这样一群记者同事，编辑好当吗？好当，因为他们单个人的能力都很强，多数记者领了题就默默去奋斗，按时交来成熟的稿子。但是也不好当，媒体如潮水中的小船，不进则退，我们内部怎么形成一股合力，怎么领先半步提出问题，永远是悬在头上的利剑。偶尔拿到稿子我也是急得在房间里打转转。但是转念一想，哪有完美的事情，哪有从一开始就厉害的人？都需要时间来熟成，只要相信我们做的事情有价值，相信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一切就都来得及。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这把利剑又往下掉了几公分。我们的微信小组是个很小的组织，过去只有三个人，刘凌、何枫和李姝同。她们配合编辑记者团队，把住了一个个热点，使得我们的新媒体发展得很红火。2021年初，王海燕开始负责新媒体，更加推动记者为新媒体写稿。这是一个永不休眠的工作，王海燕长着三头六臂，协调大家一天三档推送原创内容。她是一个乐观的编辑，也有似乎永不停歇的干劲。记者们也被发动起来为微信写文章，他们需要面对比纸刊时代更多的要求。这份工作，是真正不容易。

新媒体形式新，但核心能力未变。写稿子这事，我们还挺擅长。正在发生的那些值得记下的人和事，就像墨汁浸过宣纸，留下印记。记者是记录时代的痴心人，我们通过采访去追寻事件的一块块碎片，尽力去呈现出一张张完整的拼图。我们感恩那些让我们记录的人，他们每次接受采访，也是在帮助我们确认记者的价值。

我们小声地自问，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当下的史官？三联的记者，虽然总被焦虑追赶，但是待在这里就不愿意挪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海拔之上各自独立，土地之下根系相连。我们珍惜自己的职业，我们为我们今天仍是记者感到光荣。 吴琪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