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与沙发

最近这几年出大差，不是美食就是考古。我有几个好友聚在一起，总挤对我：又要去挖土啦，这次刨哪个墓？说这话的时候，通常不是坐在三里屯的瑜伽馆，就是坐在亮马河边的小酒馆，总之，跟田间地头的考古生活不挨着。她们也觉得，考古和她们国贸白领的日常离得很远。我的微信里躺着一个受众很小的公号，叫“考古翻译”。号不是官方的，大概是一个文博行业从业者开的，他会在这里分享很多偏门术语的中英翻译，比如西夏该译为“Xixia”还是“Western Xia”，又或者单室小砖券顶墓该怎么翻译合适。即便是专业人士，不做某个细分领域研究的话，也不太需要积累这些术语。这种探讨符合一直以来我对考古这个专业的认知，它是一个重要但边缘的学科，而且专业性极强，只可远观不可乱谈。这几年，考古爆发式地走进大众视野，又以网红化的视觉姿态变得传播度极高，每当看到对考古的集体狂热时，我总在想，在大量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包裹下的考古，真的就是考古本身吗？这不该是一门冷静理性远离热闹的科学研究吗？当它褪去在当下的社会职责时，考古究竟“考”的是什么？所谓“公众考古”，又是个啥？它应该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呈现在公众面前？我一个外行人，不懂考古，只是觉得，什么事情一旦热过了头，就有点麻烦了。

我是学艺术史的，写考古报道，是半路出家。不过也有点关联，也许是因为从上学时起就接受视觉训练，我通常对一个物件的外形、比例、色泽、质感这些记得比较清，又或是某个场景的空间序列，反而若是复盘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差点意思。对应到考古上来刚好就变成了对类型学和地层学敏感些，而现代考古正是基于这两部分，也算是巧合了。

半年前做三国地理那期，我写赤壁，从湖北的北大门襄阳开始，沿着当年曹军行进的路线一路南下，到了现如今赤壁的位置。按理说，行程应该就此结束，但我还想去趟鄂州，因为那是十几年后孙权建都称帝的地方。听湖北省考古所的研究者说，近年鄂州有吴王城遗址和六朝墓群的考古发掘。不过她也打了预防针，说现场已被回填，什么都看不到，出土的文物陈列在鄂州市博物馆。我还是不死心，非得去实地看看。出租车跟着导航七拐八抹进了小巷，又步行穿过菜场和小区，终于站在了导航定位的地点——一个花坛，旁边竖着个牌子——吴王城遗址。

三联写考古，有一部分是按封面专题走的，不是时效性导向的。因此，去实地踏访的考古项目里，有些不是正在发生的，而是“过去完成时”——发掘结束，已进入实验室研究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场不重要。我总觉得，无论是什么阶段，现场总是重要，我相信眼睛。去年写中国考古百年封面时，去三门峡看庙底沟，这是仰韶文化中重要的一个类型。我从未想过庙底沟文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发出来的。只有到了实地转几圈，才恍然：原来庙底沟真的是一条深沟，而且古人曾经在这里修建半地下式的窑洞生活，在两条宽且深的沟壑之间，夹着一片平坦的高台地，供人类耕种农作。虽然5000多年过去，地形发生了些变化，但大体还是可以理解到，先民是如何在物质资源匮乏的环境下选择居所的。所以，即便是那些看不到“正在发掘”的现场，也得去，哪怕只是看到一块牌子和一个花坛。

有个词叫“沙发考古学”，就是坐在沙发上想考古的那些事儿。这不是一个意味着空想的贬义词，而是说当田野考古进行到一定阶段，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就到了将这些器物、数据、材料拎出一条理论线索的阶段。我们写稿就有点这意思，在田野和实验室采访几天后，回到屋里缩在沙发上，憋出一篇稿子。可惜的是，每次的采访只允许有几天的时间，只能看到漫长发掘过程中的一个很小的切片。我们看到的现场是定格的，不是流动的。我总是想贪婪地看到更多，知道更多，奈何我只是一个被截稿日牵着走的记者。

但有时又庆幸有截稿日，能留下一些残片。2020年9月，第一次做三星堆的封面。我在敖天照家里采访了三四个小时，他从柜子里翻出一摞相册，装满了1986年第一次三星堆祭祀坑大发掘时的现场照片，90多岁的老人家对着照片讲着讲着，就顿住了，开始说他老伴儿每天早晨要用什么豆子的配比磨豆浆，做好豆浆便出去跳广场舞这些事。我们见面前一周，敖天照的老伴儿去世了。老伴儿比他小将近10岁，却早他走，他承受不了。他聊一会儿考古的事，就会说，要是老太婆还在该多好，她喜欢有人来采访我。第二天傍晚，我们说起一张照片，想都没想，打了个车就去敲门。敖天照儿子开的门，老人家看到我们，愣了几秒，暴怒：“你们咋个来了哪个喊你们来的？”我怔怔地站在门口，看着他半敞着一件短袖衬衣，胸前贴了几片膏药，还有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医用设备，头发凌乱，一天不见就隐约有了白色的胡茬，端着一只沿口还挂着几根挂面的小碗坐在椅子上，瘦弱，狼狈，无助，直赶我们走。我从没这么尴尬地跟采访对象对视过，我看到的只是一位刚刚失去爱人的凌乱的老人。那一刻，我明白了对采访对象“冒犯”的边界在哪里。3个月后，老人家也去世了，我有点懵。还好我们要找的那张照片被用作当期封面，他很高兴。但可惜，他没能看到后来轰动的三星堆新发现。

前段时间做古生物的封面，我写寒武纪，突然意识到我在三联的轨迹是一直在“后退”的。每一次，都往时间的深处退一点。2013年3月，我来三联实习，做新媒体，那会儿新媒体又快又新，开始挤压着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几年后，我从新媒体转到纸刊，“退”了一步，从写当代艺术到古代艺术，再到考古，一步步“退”。写仰韶的时候，我以为5000年前够早了，直到寒武纪，写到了5亿年前。有一阵子，我一边写加密艺术，跟“95后”聊着NFT，一边在准备一个考古的题，被拽回到史前，每天两个我在打架。有时我会怀疑，写这么古老的东西真的有意义吗？写三国那时候，俄乌战争刚爆发，我们之间总吐槽：眼下都不太平了，还跟这儿写冷兵器呢？！这是一个文化记者在碰到群体性大事件时常会有的无力感。好在还有一些不在风口浪尖的事值得书写，没这些事情，浪头也不会那么高。我想我大概是无处可退了，也不会站在浪头，就一直在这艘时间巨轮上来回转悠吧，像“1900”那样，不下船了。 薛芃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