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纂《全史辑略》案

私纂，乍一听很严重，实则就是个人写作，类似于今天的独立撰稿人。而以个人修史，则不独满族统治下的格外敏感的清朝，在多数朝代都是充满风险的。而有了伟大的司马迁这样一个榜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一代代学人的座右铭，总会有人致力于修辑史书。乾隆的征书之谕，也特别提到要征集本朝那些“沉潜经史”之作，并举了几位当世学者的名字，但稍稍留意一下，你会发现他们所著皆在对经史的绎解，而不是历史书写。

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亦即乾隆传旨征书两个月后，河南巡抚何煟奏上一本，并非对皇上征书的反响，而是紧急报告一桩私自编纂史书、被人举报的案件。

此案发生在河南汝宁府罗山，涉案人查世柱曾在浙江淳安、乐清等地做过知县，因事革职后居乡著书，写成了一部《全史辑略》，约在10年前已刊刻印行。本年二月，有人抱着书去县衙告发，说他“纂述悖逆不道”。当时文网已密，此话最能拨动地方官的敏感神经，罗山知县孙辉曾立刻带人亲赴查家搜查，起获该书，果然发现“内有悖逆语句”，即加审讯。世柱似乎已有准备，一一交代其写作的史料来源：

宋元以前照《纲鉴》上铺叙，明朝的事未见，《全史》是照《明史辑略》纂述成文。废员一时愚昧，剿袭旧书以博文名，并无别意。至于《明史辑略》几时奉禁，废员自乾隆十六年回籍家居，实不知道。这李凤仪向与废员因房产结讼成仇是实。

清朝的很多文字狱，起因都是财产争端。本案举报人李凤仪，曾在县衙做过书吏，显然不是什么好鸟，见官司不利，便来了这么一招阴的。查世柱似乎已预料到李凤仪此举，从容应对，并将所撰《全史辑略》上交，应是自信并无犯忌之处。岂不知《明史辑略》为发生于康熙二年一桩大案，其时玄烨年少，鳌拜等辅政大臣把持朝政，下手极为残暴：作者与父亲皆已身死，竟被开棺戮尸，另有14人被凌迟，题序、校阅及刻书、卖书、收藏者多被处死，数百人流放宁古塔，史称“明史案”。

而在乾隆二十二年八月，浙江学政窦光鼎巡考时接金华县学训导举报，得知生员陈邦彦批点《历朝纲鉴纪略》有狂悖之语。光鼎高度重视，通告金华府前往办理，搜索到原书，查出顺治二年前列有南明年号，即将该生斥革，咨报巡抚杨廷璋，并密奏皇上。杨廷璋不敢忽视，命将陈邦彦押解来省，与窦光鼎严加审讯，却也没在其评语中找到狂悖之证。弘历翻阅了该书，传谕：“此书既有逆迹，该生辄敢手加批阅，实属狂悖，自应严惩示儆。至此书传刻已久，其原辑之朱璘谅已物故，所载序文亦难辨真赝，姑免其逐一跟究。着传谕该抚等只将该生从重办理，其坊肆印板并民间所藏遍行查出销毁，所有刷印发卖等人俱不必查办可也。”浙江提出将陈邦彦杖一百，流放黑龙江，御批“免其发遣”。窦光鼎后为《四库全书》总阅官之一，学问甚好，也享有书痴、诤臣之名，而由这件事证明其吹毛求疵、上纲上线的本事很大，全不想去保护学生。倒是皇上看出陈邦彦实在罪过不大，只让打一顿了事。学界谈论当年的文字狱，通常归罪于乾隆一人，有意无意地忽略臣子的那份积极主动，也不妥帖。

查世柱收藏的《明史辑略》，究竟是庄氏所著，还是老窦奏报禁毁的《历朝纲鉴辑略》，已无从考证。而何煟与杨廷璋、窦光鼎的态度一样，也是宁左勿右，指责查世柱纂叙南明三王“书立书继，悖逆已极，殊堪发指”，又说《明史辑略》早经明令销毁，世柱“胆敢存留，据以纂辑，实属罪不容诛”，并将四卷本《全史辑略》呈览。乾隆还真的用心拣读，在翻阅何煟签出各条之后，认为只不过是沿承明季野史之陋习，“乃至于明末三王之书立书继，其说亦非创自该犯，且遇大清起兵之处，亦知抬写，并未敢诋毁本朝，尚不至于大逆。但将应禁之《明史辑略》藏匿不毁，且敢采辑成书，自有应得之罪。其板片书册，自应一并销毁”。

对此类案件，乾隆有所忧思，降谕各省督抚，表达了对查禁图书的看法，强调不得扩大化，不得助长告讦之风，曰：

地方果有悖逆之犯，罪不容诛，自不可稍为姑息。似此梼昧无知之辈，支离纂述，无关重轻，非宪典所必不可贷。朕权衡一秉大公，总不豫存成见也。至其事系革书李凤仪首告，据查世柱供曾因房产结讼成仇，看来李凤仪平日必非安分之人，其抱书出首，亦属假公事以洩私嫌，非果能明于大义。若将伊原讼案置之不问，奸徒必自以为得计，渐开告讦之端。此风亦不可长！

弘历自幼读圣贤书，关注士风与民俗，对于李凤仪之类小人行径深恶痛绝，命何煟秉公查讯查其与世柱的房产纠纷，“如有应行究治之处，亦即据实问拟奏复”。

皇上有旨，何煟岂敢不执行，即命罗山县遂将李凤仪押解来省城，与布政使巴延三、按察使谭尚忠等严加审讯。此人原属县里的革职书吏，为人刁诈，与查世柱比邻而居，十余年前将自家房屋一所以80贯卖给查家，约定仍旧自住，每年交16贯的租金。岂知李凤仪就是个无赖，不光连年欠租不还，又将该房私卖出去。查世柱不得已告到官府，凤仪怀恨在心，一日从书摊上发现世柱的《全史辑略》，翻见书中有违碍文字，随即买下。自此他拿住了把柄，以此相威胁，要求查家拆墙拆房，又要讹诈200两银子，目的没达到，便抱着书去衙门呈告。讯明原委，何煟即上奏：“今查该犯系挟查世柱控追房价夙嫌，包藏祸心，扬言恐吓，勒拆山墙，复讹索银两，是其假公济私，起灭自由，存心险恶，实与凶恶棍徒无异。”密奏中还说本应发往宁古塔为奴，但这小子实在太恶劣了，改为发往4000里外的极边烟瘴之地当苦差。

乾隆素以英明聪察自诩，览奏大为得意，于行间朱笔夹批：

如何？非朕照见，不几冤查世柱至死乎！尔素好善，何不将此情预奏？错了！此非姑息之仁也。

这番话是针对何煟的，说他一向吃斋念佛，却并不追查该案因果，若非朕洞察秋毫，几乎导致查世柱冤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弘历对查世柱颇有一些同情。刑部以“纂辑禁史，悖逆不道，拟斩立决”，皇上表示虽属罪有应得，但其所编之书沿袭明季野史的套路，“尚非创自该犯，词语亦不至于悖逆”，命从宽改为斩监候。一般说来，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历史清朝乾隆清朝历史陈邦彦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