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告成

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二十七日，像是要向新帝献一份过年的大礼，内阁大学士兼明史馆总裁张廷玉奏报《明史》纂修终于完成。这可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国家文化工程！乾隆倒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认为《明史》纂修已历多年，卷帙繁多，担心其中还有错讹，降旨“展半年之期”，命总裁督率纂修官再细加校阅，“有应改正者即行改正，交武英殿刊刻，陆续进呈”。

这里用了“终于完成”，乃因《明史》的纂修过程实在是一波三折，拖了太久了！

为前朝修史，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惯例，也是新政权获得正统地位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清廷入关未久即议兴修《明史》，并于顺治二年五月宣布组建纂修班子，陆续选定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以及收掌、誊录人员，拉开一副官修《明史》的架势。当时天下扰攘，战事频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薙发易服，使汉族学人大多心怀仇视，拒绝参与，也不提供相关资料，此事未能进行下去。康熙四年重开明史馆，下诏征书，复因办理《清世祖实录》人手不够，再次按下暂停键。玄烨亲政的第十年，十七年八月，在衡州称帝的吴三桂病死，平定三藩之乱指日可待，兴修《明史》再次提上日程。十八年三月，朝廷开博学宏词科，主要是为修《明史》做人才准备，陈维崧、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等著名学者皆在其中。不久，康熙即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总裁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官，主持明史馆。而由于拖得时间太久，总裁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学界公认出力较多者为万斯同。这位黄宗羲的弟子风骨飒然，以布衣入史局，不署衔，不受俸，不列名，潜心纂修约20年，为纂修《明史》奠定了坚实基础，实为第一功臣。

对于修史，康熙极为关心，曾多次与大臣、馆臣谈及，谦和诚恳，话语真切。他叮嘱要努力搜集梳理前朝史料，要对前朝君臣的善政怀有敬意，书写时要尽可能避免失实，还特别举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为例，要求编纂时引以为戒。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冬至，康熙亲自往圜丘祭天，诸王大臣随同前往。祭祀结束后，玄烨与几位阁部大员谈起撰述前朝史之事，以“《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告诫修史者必须公允和审慎。他拿出一篇专为此而写的御制文，文章不长，明晓易懂，重点阐述自己对历史书写的主张，曰：

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况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颠倒是非者，概难凭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议论多歧者，非前鉴耶？

朕实无学，每读朱子之书，见“相古先民学以为己，今也不然，为人而已”之句，罔不心悦诚服。又读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益见史官上古不免讹传，况今人乎！班马异同，左国浮华，古人以为定论。孔子至圣，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后世万倍不及者，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朕观凡天下读书者，皆能分辨古人之是非，至问以时事人品，不能一字相答，非曰“从来不与人往来”，即曰“不能深知”。夫目前之事，做官之道，尚茫然不知，而于千百年前无不洞悉，何得昧于当世而明于论古，岂非远者明而近者闇乎！所以责人重者责己轻，君子不取也。《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钜，条目甚繁。朕日理万几，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归罪于朕躬。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

卿等皆老学素望，名重一时，明吏之是非自有烛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刊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议。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坚辞以示不能也。

虽称御制文，如唠家常，话桑麻，胸襟视野、格调境界卓然可见，而更可贵的是那种反思精神，与晚年弘历的爱吹大牛形成鲜明对比。最后一句，说明史馆将写成之稿陆续进呈，自己也抽空阅读，但深知在学术上远不如总裁与纂修，尊重他们的意见，不加干涉，更不会擅定去取，即使总裁官恳请，也会坚决辞谢，一切仰仗编纂人员。

遇到一个如此开明睿智的君主，不啻是明史馆诸臣的幸运，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皇上的倚信和宽松，也使得纂修进展迟缓，至其辞世仍未竣事。胤禛即位，于雍正元年七月对明史馆做出调整，“以舅舅公隆科多、大学士王顼龄为明史监修官，署理大学士事务工部尚书徐元梦、礼部尚书张廷玉、左都御史朱轼、翰林院侍讲学士觉罗逢泰为总裁官”，明显增大了管理力度。而隆科多很快失宠，王琐龄两年后去世，徐元梦在四年八月因事革职，逢泰职分较低，主事者为张廷玉。乾隆登基数月后，就是张廷玉领衔奏报《明史》告成。

出于对皇祖的尊崇，也因读了爷爷那篇关于《明史》的御制文，未见弘历对于张廷玉等进呈的纪传做出增删——了解他的个性和习惯，便知这是多么大的克制。次年九月，又经过近10个月的检核，乾隆宣布《明史》修成，命交武英殿刊刻，并降旨表彰张廷玉、朱轼、徐元梦、留保以及众纂修官。而到全部印成，又过了差不多三年。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张廷玉等将《明史》12函、336卷献呈御前，奉表以闻，曰“发凡起例，首尚谨严；据事直书，要归忠厚”，秉持的是康熙提出的编纂方针，也特别说明是在前总裁王鸿绪《明史稿》基础上编成的。就这样，该书历经四朝，首尾90余年，最终在乾隆四年大工完竣。

弘历自知纂修《明史》主要是前朝之力，而自己要做的，是锦上添花，遂传谕接着编纂《明纪纲目》，明史馆变成了明纪纲目馆。乾隆说，自春秋时就产生了编年纪事之体，宋代出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朱熹简化为《通鉴纲目》，与正史纪传相表里，方便于阅读。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告竣，“应仿朱子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他命大学士鄂尔泰兼任总裁官，内阁学士周学健、詹事李绂为副总裁。在事诸臣以《明史》为依据，进展较快，不到三年就完成初稿，陆续进呈，也将存在的一些争议奏报皇上，希望得到圣裁。皇祖的榜样在前，弘历也是降旨婉拒：

朕材谢知古，学未通经，当此史笔之公，实恐目光之眩。至明祖前纪体例，诸卿所见，与朕意同。盖大君臣子，名分不可逃于天地间；僭号兴王，予夺严乎辞语内。敢曰继春秋之翼道，于此昭来兹之鉴观。我君臣其共勉之。

有些像康熙的口吻，只是诚恳度略差一点儿。 历史中国古代史清朝晋书二十四史明史清朝历史张廷玉康熙元史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