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唐诗为何依然动人？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许多国人对唐诗的感受，大概正如诗人穆旦1940年在《玫瑰之歌》中写下的句子。那些古老熟悉的意象与句子，似乎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然而身处今天这样一个飞速旋转、混乱分裂的世界，它们还依然有效，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最初的感动吗？

对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而言，唐诗带给他最初的感动，来自李白的那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在他与中国学者董强合著的《唐诗之路》一书序言中，他回忆道：“我至今记得读到这首诗时的感动。那个时候，在西方世界，公众还没有像现在一样关注环境问题。高山属于风景，被认为是‘崇高’的，引得不少勇敢之人去攀登。而李白却在诗中提到了一个显明的道理：山，是一个静穆、庄严、令人尊敬的场所（在‘敬亭山’这个名字中，有‘敬’字）。在山的面前，人——脆弱的、短暂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坐下来，静静地看山。”放下诗卷，他起身前往距离尼斯不远的瓦尔山谷，感受山谷峭壁上一块陡峭的巨大岩石。

勒克莱齐奥出生于法国尼斯，曾在泰国、墨西哥、美国生活多年，向来反叛西方现代文明，醉心于欧洲文明之外的古老文明。在邮件中，他向我谈起自己的唐诗之路：“我阅读中国文学，是在青年时代旅居泰国之后。我当时在那里的一所佛教学校里有一些学生，让我接触到了中国文学。我读的唐诗是美国出版的‘企鹅丛书’英文译本。当时在美国，中国古诗很流行，主要是因为庞德的译本，以及金斯伯格那样的BG（‘垮掉派’）诗人。学生们还教会了我中国书法，这让我在人生的一个阶段非常受用：我当时住院了，不愿意用镇静剂，而是借用书法来忘掉疼痛。”

跟随勒克莱齐奥的脚步，穿行在那些由“酒”“战争”“爱”“目光”“同情”“优雅”“大自然”“艺术，美，生活”等主题所连缀起来的唐诗之路，你会发现，他把情感在唐诗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视为唐诗“现代性”的主要来源。情感的表达，成为唐朝时期的新生事物。唐人在诗中谈情说爱，写下患难中的家庭之爱，也写下旅途之中的分别与思念。

这并不是说，唐代以前的诗歌中没有类似主题，但来自西北的李唐宗室带来的风俗转变、女性地位的上升，还有士子们更为自由的旅行，使他们可以在诗中表达更为丰富、贴近今人的情感。正如勒克莱齐奥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唐朝诗人的作品中，诞生了许多情感的戏剧，我们可以打破时空，称之为一种类似法国的马里沃戏剧中的情感。风俗中的某种自由，带来了情感上的共享和感官的自由。”

李白在冒险途中，写下那些像拍立得一般的青春狂傲之美。“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杜甫则写下战乱之中人的犹豫与脆弱，及他对家庭之爱的渴望。“安史之乱”后，在逃亡路上，他在月夜写下对家人的思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湿。”

在“目光”一节中，勒克莱齐奥从“真”字包含的词根“目”——现实是眼睛可以看到的全部，其余的只是推测——出发，论述唐诗的“现代性”正在于贴近现实与当下：“无论诗人的冒险经历如何，无论命运如何，都必须始终贴近现实，回到当下。即使当他试图得道成仙的时候，他也必须首先是一个人。有时候，诗人会去想象另一个时代——如李白或李商隐那样，提到人的未来——然而，那也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一个不持久的梦想，一个短暂的隐喻。唐代诗人之所以跟我们如此亲近，正是因为他们的脆弱和弱点：他们有时渴望获得重要的社会地位，并且还得到了；他们经常要经历种种纷乱，他们的艺术才华与名声有时可以保护他们（也会有他们为之服务的人的保护），但归根结底他们依然是一些并不重要的人，平头百姓。他们有时因很小的原因——同行的嫉妒，一时的任性——就被宫廷摒弃、流放，甚至被处以死刑。”

在董强看来，这一篇章的逻辑其实建立在一个“误读”之上：“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虽然‘真’字也从‘目’，本义讲的却是‘仙人变形而升天也’。这里，无论是‘仙人’，还是‘变形’，还是‘升天’，都与所谓的‘个人的现实体验’没有关系。”但这本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源自这种东西方视角的差异和“误读”。事实上，在他们两人的实地踏访之旅中，董强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对于唐诗关注点的差异。在杜甫草堂，勒克莱齐奥张口问刘洪馆长：“那口井还在吗？”刘馆长大为惊讶：什么井？通过对诗句片段的翻译，董强才从勒克莱齐奥口中第一次听到杜甫的《见萤火》：“巫山秋夜萤火飞，帘疏巧入坐人衣。忽惊屋里琴书冷，复乱檐边星宿稀。却绕井阑添个个，偶经花蕊弄辉辉。沧江白发愁看汝，来岁如今归未归。”

董强说：“对于这首诗，勒克莱齐奥有两个理解。一个理解是现象学的，在当时那个氛围中，整首诗靠萤火虫带着走；第二个是杜甫的感叹，他在经历战乱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感叹明年还能不能再见到萤火，有一种强烈的身世之感。我觉得很有道理，作者和读者的眼睛，都被那几只萤火虫牵着，从屋里到屋外，又从外部回到内心。”

围绕对唐诗的具体理解，两人进行了大量邮件沟通。“杜牧有一首著名的诗叫《遣怀》。勒克莱齐奥在书中引用了这首诗的后半首‘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把题目说成《忏悔》，理解为‘杜牧在其《忏悔》诗中，说自己是一个被别人视为轻浮浪荡的人’。如果我们熟悉法国作家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那么无论如何，在这个氛围中是找不到杜牧这首诗的。后来当我看到勒克莱齐奥的全诗译文，看到‘扬州’这个地名，才终于想到这首《遣怀》。我给他回了一封长信，讲‘遣怀’与‘忏悔’的不同，尤其是‘忏悔’二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且不说其强烈的宗教含义，仅在文学上就有太强的卢梭、小仲马的色彩，很难与杜牧联系在一起。”董强说。

经过反复沟通，两人对唐诗的理解终于融合在一起。董强又写了一篇名为《镜·塘》的长跋。2021年11月，《唐诗之路》的中文版，晚于法文版一年出版。没想到，这样一本关于唐诗的书，在法国大获成功，连续数周跻身畅销书排行榜。

唐朝是诗歌的时代。诗人们见面、分别、宴饮时写下的大量诗歌，背后其实隐藏着随身卷子这样的技术性秘密。日本学问僧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便道：“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词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

由此带来的唐诗的类型化写作的特点，看起来只是降低了诗歌门槛，扩大了诗歌阅读与写作队伍，似乎很难将其与独特的心灵或深切的感动联系在一起，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818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在给友人的信中，将诗人需要具备的“消极能力”进一步引申为“诗人无自我”：“在所有生灵中，诗人最无诗意，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身份——他始终在塑造着——或填充入其他某个身体——日、月、大海、男人、女人，这些有冲动的生物富有诗意，因为他们拥有不变的属性——诗人没有，没有自我——他必然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生物中最无诗意的一个。”一种更有启示的认识似乎在于，类型化的写作所带来对自我的消解，才让唐诗具有了更广的普遍性。

中国古诗常常缺乏主语，没有严格的语法句法，由此带来对时空的独特理解。董强说：“它写的可以是当下发生的，也可以是过去发生的，甚至是想象发生的，你从诗句是看不出来的，它可以自由地穿行于时空。西方语言很清楚，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将来就是将来。绝大多数西方作家，就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体系中，必须很精确很准确。下雪天，很多人常在微信中发白居易那句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根本不用管谁写的，看到下雪，自然而然就想在火炉边和朋友喝点小酒，它的普遍性就在这里。李白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我’，可以既是说‘我’，又可以替你想象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带进去。如果是西方人，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它就得说‘那天晚上，月亮很好，我作为国王的仆人，在约克郡的那个酒店怎样怎样……’”

勒克莱齐奥和董强同时注意到奈瓦尔在法国诗歌中的特殊性。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奈瓦尔的疯狂，打乱了西方文学中本来清晰的时空概念，让他的一些诗歌很像中文诗。在《唐诗之路》中，董强举了奈瓦尔的《幻想》一诗，“……每当我听到这古老的曲调，/我的灵魂会年轻两百年，/回到路易十三时。眼前会出现/一片绿色山坡，落日晒得金黄。//……//接着是一位女子，在高高的窗边，/金黄头发黑眼睛，身着古代服饰。/啊，也许是在我的前世/见过……此时又记起了她！”，发现“假如我们把法语语法所必需的虚词元素放到括弧中，我们会看到一首纯粹的唐诗”。

唐诗中无数次唤起我们情感体验的场景，某种程度上，正是基本的人类日常经验。“我觉得唐诗依然有现代性，甚至有某种未来性，因为它达到某种类似格言警句的力量，抓住了某种真理。正如那个寓言，智者指向月亮，很多人看到的是智者的手，其实他希望你看到的是月亮。”董强说。

尽管勒克莱齐奥本人并不太相信普遍性的存在，但他再次不约而同地提到真理：“我觉得，中国唐朝的诗人们达到了一种真理性。它与任何其他真理都不同，对了解人性做出了巨大贡献。”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时空在变，情感在变，正如西川在一次接受我采访时所谈到的：“古人吃个饭，送个别，都可以写诗；但现在不需要送别了，天天飞来飞去，也就是说送别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你必须充分认识到你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诗。”但是，离愁别绪仍会存在，那些关于离别的唐诗依然动人。 读书唐诗古诗词李白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