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百年回望，名士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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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刚离去的时候，杨绛曾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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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里有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生活记忆。严苛的体育课，下雨时响如雷的教室屋顶，床铺摆得如走迷宫般的新校舍，跑警报中的怪人们，以茶馆为家的学生……后来，很多与西南联大有关的电影里都出现过类似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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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回湘西的途中，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真正的历史是一条河。”那次湘行，他置身小小船舱中，看船走动时的情形，心绪也随情境流转，写的都是水上的事。船行到他第一次出门离家“混日子”的辰州河段，他在看水时仿佛照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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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作为著名学者，自然被各方争取，一直到1949年9月，国民党“战时内阁”的教育部长杭立武、财政部长徐堪还曾专程到岭南大学，希望陈寅恪离开大陆，只要到达香港，10万港元和新洋房即刻兑现，仍被拒绝。50年代陈寅恪和语言学家王力提及“去留”问题，曾这样解释：“何必去父母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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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李约瑟之问”，把中西方科学史放在了这样一个相互参照和镜鉴的关系之中。正如吴国盛所说，“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然而，在我们不断认知西方和自身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拓展了知识王国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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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塑造出了人们眼中的史蒂芬·霍金，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为世界媒体的宠儿？该怎么样理解他的研究领域和对公众的发言，他是一个被过誉的学者，还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平时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状态，他身边的同事对他又有何评价和记忆？我们会发现，霍金本人就如同一个隐喻：他出现在你生活中的各个维度，他对于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评判和警示，但是我们对于霍金本人却所知甚少。 读书人物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