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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看看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2006年，美国GDP13.2万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值的27.5%;而我国GDP2.6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值的5.5%。美国经济规模是我们的5倍，要抵消美国一个百分点的经济放缓，我们要增加5个百分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世界银行2002?2005年的统计，每当美国经济下滑，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就加大。比如2002年美国GDP增长率只有1.6%，它对世界增长的贡献也只有27%;2004年它的增长率达到了4.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31.4%。而2002年，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统计期间的最高值，高达20.1%，相对的，2004年只有11.4%。几年中，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一直排第二，虽然与美国时而相近，时而远离，但因为每年都是10%左右的稳定增长，很难抵消美国的大起大落。

但每年10%的增长还是使我国相对于美国的权重此消彼长，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2007年GDP数字达到24.66万亿，加上升值因素，合3.4万亿美元。这时候，只要美国的GDP增速低于2.9%，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便当之无愧地第一了。不过，按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2007年，美国第一季度GDP增长0.6%，二季度增长3.9%、三季度增长高达4.9%，只要第四季度不出现负增长，美国还勉强成为世界增长的第一引擎。2007年前三个季度的数字甚至让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假设产生怀疑:如此高增长，加上国际净资本流入持续放大，显然，是美元的贬值吸引了国家资本的流入，投资刺激了经济扩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一步步释放出能量。2008后再度大幅度降息，将进一步吸引资金流入，所谓全球股灾，不过是美联储实施贬值战略的一个借口。

但假如看到另一组数字，还是会相信美国经济的确遇到了麻烦。2007年，美国的生产率仅增加1.1%，远低于美国在1995至2007年期间2.1%的平均水平。这已经是美国生产率连续下降中的第五年，200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增长达到4.1%，2003年下降到3.8%，2004年降至3.1%，2005年是2.3%，2006年仅增长1.4%。1995年后，随着IT设备装备到不同行业的资本深化作用，劳动者的生产率迅速上升了。但随着渗透的完成，信息产业带给所有经济部门的红利正在消失。2006年、2007年美国在生产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维持了高增长，基本上靠的是廉价美元吸引来的投资，而长期看，这样的GDP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一国富裕程度的提高，根本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生产效率的增长是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运行的最重要的单一指标。投资者曾经认为，美国上世纪末的“生产率的奇迹”仍将持续下去，这一信念支撑了美国股价的估值水平高于欧洲市场，从而流入美国市场的巨额资本弥补了这个国家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而现在，这一奇迹正处于幻灭阶段。

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却是另一个逻辑。技术进步、管理和生产效率提升，乃至规模效益等都构成了劳动力的提升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2006年，我国的生产率增长达到9.5%，2007年，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测，我国的生产率增幅将提高至10%以上。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被联合会比喻为“飞轮效应”，通过对中国2万多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联合会发现，1995?2003年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提高幅度为20.4%，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更多利润和红利，反过来再进行投资。由于人民币汇率调整赶不上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我国企业的低价产品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这样企业的外部需求迅猛，盈利更多，投资更多，如此反复，形成“飞轮效应”。以劳动生产率增长衡量的财富创造过程，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无疑早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个意义上，美国正处于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描绘的创新普及后的赢利机会消失阶段，在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在新的创新没有出现前，就会由于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减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而再次繁荣。经济周期正是由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而形成的。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另一面，新兴经济体已经强大到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顿了。 数据美国经济投资经济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