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双墩六安王陵:微观西汉

( 陵墓藏室内文物出土时的情景 )

刘庆时代的“六安国”

在墓主身份的认定和王侯生活复原的过程中，来自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很像在做一种类似福尔摩斯断案的游戏，借助历史学家的知识背景和外藏室出土的陪葬品，有关西汉一个诸侯王国的种种细节正日益清晰。

一号汉墓墓室用约1000多根长92厘米、宽和高都是24厘米的木桩搭建而成，外藏椁所采用的是大约1米左右的长木桩，同时这座墓葬还拥有东西两条墓道。考古工作者判断，这位墓主应该拥有诸侯王级以上身份。而同时发现的另一座墓葬，和它距离很近，水平位置相同，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推测，这里很可能会是一个王陵区。古代的习惯是“以右为大”，一号墓葬正好处于右边，照理就是王者本身的墓葬。

开掘人员在墓葬封土西侧发现3座并列小型汉墓、西南发现1座车马坑、东北发现一残坑，出土文物有鼎、壶、五铢钱和金箔银箔等。墓葬封土高11米，墓葬平面呈“中”字形，东西向，由前后墓道、墓室组成，全长45米。墓室内为“黄肠题凑”结构，东面为门，“题凑”内有木椁、石椁各一，石椁内有双层木套棺。“题凑”外西、南、北面各有一外藏室，用方木构筑，有各种立柱、横梁和穿榫、半榫等精巧的木结构。

“黄肠题凑”是指用柏木堆成的框形结构，后来逐渐发展成木结构的地宫。发掘现场负责人汪景辉研究员说，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和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都是属于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帝王身份的标志。如果是诸侯王，必须通过皇帝的特殊赏赐才能享用，否则有杀身之祸。

( 出土的有“共府” 铭文的铜壶 )

按照汉代葬制，“黄肠题凑”应该采用柏木，但经省林业厅的专家识别，六安王墓葬采用的却是栗木。考古人员推测，这么多木材应该都产自大别山区。因为刘庆毕竟只是个诸侯王，不可能像皇帝一样为了修建陵墓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材料，只能就近取材。

根据西汉葬制，皇室可以用金缕玉衣，王侯只能用银缕玉衣，由于尸身已被破坏，盗洞里仅发现一块很薄的玉片，专家认为，有可能有银缕玉衣，被盗墓者洗劫，也可能根本没有。

( 玉剑王彘 )

虽然一号汉墓的规格较高，但出土的文物却都不特别华丽奢侈，姚治中说，这和墓葬曾被盗有关，也和刘庆特殊的身份有关。据史书记载，“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为防止事端，废除了诸侯王任免官吏的大权，将权力收归中央。前122年，也就是汉武帝继位许多年后，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均因反叛阴谋暴露自杀。平息叛乱后，汉武帝将原淮南王国领地改回秦代已设的九江郡，原衡山王国领地改为庐江郡，都直辖中央。在九江、庐江两郡之间夹进一个六安国，汉武帝别有一番苦心。

汉武帝有一个同父异母、又是姨表兄弟的弟弟刘寄，在封为胶东王后准备反叛败露，发病而死。由于考虑到特殊关系，对方方面面有个交代，汉武帝将刘寄的长子刘贤封为胶东王，而将刘寄的幼子刘庆封为六安王。当时六安国的领地只限为5个县，即:六（约为今六安市金安，裕安两区）、蓼、安丰、安风、阳泉（今霍邱一带）。小小的一块封地是为了应付母亲和姨母，此其一;取六安之名是明白告诉刘庆，皇帝希望“六地平安，永不反叛”。是期许，也是警告。就在这一年，颁布《左官律》，规定凡是王国官吏都比同等职务的中央官吏低一级;再颁布《附益法》，禁止王国之间，王国与各级官吏之间有任何联系。从此各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而没有任何实权了，藩王反叛的根本铲除了。所以，几代六安王都没有足够雄厚的财政实力，来营造像马王堆一样辉煌而奢侈的墓葬。

( 六安王墓中出土的镶嵌有宝石 的青铜权杖头 )

刘庆封王于前121年，在位38年，比汉武帝晚4年薨。刘庆在位38年中，皖西地区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就是汉武帝巡狩南岳。刘庆居六安王之位，小心翼翼，凡事都中规中矩。按当时的制度，他死后的谥号要由皇帝根据其生前表现赐予。

刘庆被谥为“共王”，“共”即“恭”，“正德美容，敬顺事上曰恭”。就是说刘庆能端正自己的德行，甚至容颜举止都很注意，能够尊敬顺从地侍候皇帝。姚治中说，“此次从墓地发掘出的青铜器上面的‘共府’字样也印证了他的身份。显然，汉武帝对刘庆这个六安王是满意的，刘庆死后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天子的‘黄肠题凑’高规格葬制，可见他的殊荣”。

( 1月7日，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现场 )

刘庆墓葬中究竟有没有鼎也是一个令人探究的话题。按《周礼》的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士三，平民百姓是不准用的。刘庆作为诸侯王，应该有7个鼎陪葬。但这次却一个鼎也没有出土。姚治中认为，鼎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鼎盛于周朝，之后就渐渐没落，到了西汉时期已经不是很流行，战国和西汉的贵族陵墓中，漆器大量出现，而钟鼎等大型青铜器呈减少趋势，所以六安王墓葬里不一定有鼎作为陪葬品。此外，鼎不但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一种用来煮食的炊具。西汉时期的饮食习惯较商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不流行用鼎来煮肉吃了。按照西汉“事死如事生”的习惯，生前不流行的东西死后应该也不会放入墓葬。而且，西汉时期的铜大部分都用于制作生活用品和货币，很少用来做礼器了，所以在墓葬里发现铜鼎的机会不大。

六安王墓的外椁出土铜壶上刻“沈氏容十升重三十一斤”。按秦制:1升＝201毫升，10升＝2010毫升（1斗），1两＝24铢＝今15.90（克），那么秦的10升酒或水重7889.5克。而在开启外藏室时，考古人员在一个铜壶里发现了一壶特殊的液体，闻起来有一股酒糟味。经初步鉴定，专家认为这壶液体里含有酒精，初步推测应该是谷物酒。姚治中认为就此可以断定，至迟在西汉时期，六安地区就在酿制谷物为原料的酒了。在壶上刻明如此清楚的“量”与“衡”的换算，可以推定西汉酒类储存与买卖的计量方式。有考古人员开玩笑说可以就此开发“六安王陈酿”。

猜想中的王陵墓葬群

据考古人员介绍，以一号汉墓为中心的方圆5平方公里，类似一号汉墓的大型土墩有4对，共8个，这些土墩两两相对，与史料中关于刘庆家族的记载基本符合。

公元前83年，汉武帝死后4年，刘庆死。西汉先后继承六安王爵的是刘禄、刘定、刘光、刘育。公元10年，刘育被王莽贬为公，次年废为庶人，随后无谥号。连刘庆在内，共5代六安王。另外，汉昭帝还封刘庆的另一个儿子刘霸为松兹侯（今霍邱境内）。姚治中说，西汉皇族标榜“以孝治国”，刘庆是刘氏在六安地界的宗主，在六安国都近郊构筑一处以刘庆为中心的六安王宗族墓园是可能的。经过沧桑2000多年，它可能就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双墩汉墓群。5代王却只有4对墓，姚治中的解释是，刘育被废，所以少了他和他夫人的墓葬。

由于双墩一号汉墓北侧的二号汉墓不在发掘范围之内，所以考古人员对于二号墓为“六安王后墓”的推测无法得到确认。

对此，姚治中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西汉的宗法关系有自己的特征，妇女地位较后世为高是其中之一。自刘邦死后，吕后临朝，左右国政开始，几乎每代皇帝都在早期有太后临朝的现象，成帝后发展为王氏外戚专权，最终被王莽夺取帝位。西汉这种‘人间现象’是否通过礼制（葬制）表现为墓葬中帝后（或王、后）并列的‘双墩’呢？王、后双墓同等并立，应该是汉墓的特征。”

由此，另一个疑问产生:皇帝和诸侯王的坟墓都有地上建筑。它的主体是祭祀用的享殿，另外还有护陵建筑。西汉皇帝极其重视护陵，不仅派军队护卫，还委派亲王大臣主持陵园的管理，更迁入许多官宦、富商、百姓。护陵人员加上为之服务与供应者，使陵区成为繁华的“县”，然而，双墩的六安王陵墓区，目前尚未发现地面建筑，当地村民对这片王陵也是闻所未闻。

考古人员认为，地面建筑应该有遗存，只是尚未投入精力发掘。姚治中对此并不乐观，“西汉时期，这个庞大、显赫的建筑群地处交通要道，很可能在历代战火中遭劫，其破坏可能比墓室被盗更早。王莽末年，先是王州公率众十余万，转战庐江郡境。继之李宪在此称天子，他的余党纵横今霍邱、霍山、六安等地，这是六安王家族墓群的第一劫。东汉末年，这里先是少数民族起义和黄巾起义，继之是军阀混战。从公元208年到279年，吴与魏晋间在这里作战21次，其密度和烈度都是绝无仅有的。以后历次改朝换代，这里都是战场”。

六安的地理位置似乎注定了它的历史宿命。六安紧邻河南与湖北东部，自春秋到隋统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关中或中原，依靠淮河及其支流沟通东南，皖西处于中间枢纽。现今六安市辖区此前发现的墓葬群很好地描绘出六安相应时期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特征:以六安东西古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春秋、两汉墓葬群、横跨淠河两岸，以1992年发现的六安城西楚墓最引人瞩目。结合在他处和六安先后出土的“六行府之玺”等玉玺，展现出春秋中后期到战国前期，楚文化影响皖西而未完全统融的特征。楚墓中有典型的楚器陶制编钟、编磬以及鹿角鸟形镇墓兽。霍山上元街吴将军墓又有吴文化的代表勾吴剑。稍早，舒城境内还有群舒文化出土的铜器。楚在六安境内设立“行府”，令尹子荡等高级大夫长驻六地，这里是楚向东发展的前进基地，又是吴楚争锋的焦点地区。楚文化，吴越文化，群舒文化在此交集并存。今六安城北九里沟就有一片春秋到西汉墓葬密集地区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天鹅抱蛋”。另外，以寿县城关为中心，辐射周围的晚楚墓葬群，先后发现了朱家集楚幽王墓和城关的蔡侯墓，规格都很高。今六安市黄大街还有个地名叫等驾拐，据说是当年汉武帝巡狩南岳时，刘庆率臣下等候武帝之处。

姚治中说，西汉前期皖西的几位诸侯王（淮南王英布、刘长、刘安，一位衡山王刘赐）都不得善终，六安市辖区没有代表西汉前期文化的诸侯王墓（霍山长岭庵有座衡山王墓，被盗挖只剩下墓坑，是否为刘赐自杀后埋骨之地已成疑问）。西汉5代六安王从公元前121年到公元11年在位，是汉景帝收回官吏任免权，汉武帝颁布《左官律》、《附益法》后，“食封而不治国”的诸侯王。此前还没有类似诸侯王墓被发现。因此，六安王墓各种文物的出土及其家族墓群的发现，为研究西汉后期诸侯王的社会地位及生活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研究西汉中后期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由于规格和价值的重大，“六安王”古墓群的保护和合武铁路的修建形成了矛盾:是保留铁路建设原路线而让墓葬迁址，还是对墓葬进行原址保护而让铁路改道？

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传勋告诉记者，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是希望进行原址保护，因为迁址需要高达几千万元的巨额保护经费，搬迁过程中对墓葬的保存也有一定程度的损害。另外，六安王古墓不仅紧靠合武铁路，距离附近的312国道以及宁西铁路也非常近，彼此相距仅1公里左右。在这个狭长地带里还有其他古墓，即使合武铁路同意改道，也没有多大的回旋空间。国家文物局权威人士则指出，“六安汉王陵园的发现，为六安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文物部门要把发掘工作做得更加科学规范，把这一带地下遗存的布局弄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拿出保护方案”。

盗墓与反盗墓

在双墩汉墓发掘之初，考古人员就发现其曾经被盗墓者光顾过。根据丢弃在盗墓洞洞口的唐代瓷碗判断，此墓葬应该在唐代被盗，而且被盗过两次。

根据现场考古人员介绍，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日益盛行。

西汉时，盗墓已经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曾出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景象。汉魏之际曾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到唐代，就有“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等描写盗墓的诗句。在古代，掘墓往往还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古墓，曾在权力争夺中被作为报复对方的极端手段。

过去的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官盗历史上最有名的就是汉代的董卓、曹操以及五代时期的温韬。民国时的孙殿英曾经组织士兵公开盗掘慈禧太后的墓葬。至于民盗，多是利用夜晚偷偷摸摸进行。盗墓者也有自己的行规，通常合作者之间都有亲情关系，主要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珍宝的人图财害命。就此而言，六安王古墓主墓室里发现的尸骨是盗墓者的也不是没可能。

作为盗墓者最常用的工具洛阳铲，表面上看起来是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洛阳，实际上很早的时候，盗墓贼已经使用类似的探铲盗墓了。

古代民间盗掘工具主要是锹、镐、铲、斧，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来寻找墓葬。“汉墓的封土有明显的‘方上’特征，所以十室九盗。”现代盗墓贼使用的工具非常先进，除了探铲、铁锹，有的还配备了送风机、送风管、手摇电机、工程炸药等，甚至汽车电脑都派上了用场。

就在考古人员对双墩汉墓发掘的过程中，就有来自河南的4名盗墓者冒充铁路施工人员正试图对旁边的二号墓葬下手，当时警方缴获了专门用于盗墓的膨胀炸药几十公斤。考古人员感慨，“我们和盗墓者在进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由于国家文物部门并未打算进一步开掘整个王陵墓群，因此，六安城东王陵遗址群必然成为盗墓者觊觎的对象。为了做好保护工作，六安市公安局不仅在本市采取了相关安保措施，而且针对河南固始、潢川和商城三县文物贩子相对较多的情况，六安警方与当地警方联系，并组成工作小组奔赴这3个县，摸查当地文物犯罪打击情况，了解当地盗墓嫌疑人员的活动以及备案等情况。 汉朝考古盗墓王陵双墩盗墓者汉武帝安徽省六安市六安西汉刘庆安徽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