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爱的死魂灵

法国导演梅尔维尔处女作《海的沉默》剧照

爱情死魂灵

法国作家维尔高尔有一则短篇，被两次拍成电影，名叫《海的沉默》。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沦陷的法国。老人与年轻姑娘相依为命，生活在一栋老房子里，宁静的生活被住进来的一名德国军官打破。面对胜利的侵略者，他们以冷漠反抗作为回击，不与对方说一句话。出人意料的是，德国军官是个绅士，每一天，都向他们行礼、问好，并进行着不期望回答的谈话：聊文学、艺术、战争、人性、对法国的发现与爱……他说得情真意切，就像朗诵一首悠长的叙事诗。

在这100多个冬夜里，他是屋子里唯一的谈话人，老人与姑娘始终保持着海一般的沉默。在最后一个夜晚，军官照例来到起居室，像往常一样“谈话”，说“祝你们晚安”，却加上了一句：“别了。”——他马上要被调到另一个战场，这是临行前的告别。伴随这句话的，是与姑娘的一次长久对视，他们的目光系在一起，像一条绷紧的直线。在他走出门的那一刻，姑娘的嘴唇颤动了，向他说出了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别了。”

这则以“冷漠”为表象的故事，最终成为一个打动人心的爱情故事，尽管它缺乏甜言蜜语，只有无尽沉默和一句告别。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里解读恋人之间的语言：“任何以爱情为主题的谈话——不论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冷漠，必然包含某种隐秘的演讲。”——旁听者或许并不知道说话人正在对某一个人说话，但他/她确实就在那儿，谈话者的格言警句，正是说给这名沉默的听众听。

“冷漠”长着一张寡言的面孔，却比“亲昵”更富于言辞。在多数情况下，爱情中的冷漠，指向消极，是恋人间的“无动于衷”与“漠然”。它最常见的姿态，展现为“迟钝的反应”——恋人对你的谈话与联络很少反应，甚至不作回答，抑或答非所问。在这种情况下，交流被阻断，对话变成自语，爱情陷入僵局。

电影《屋顶上的提琴手》剧照

罗兰·巴特将恋人之间的交流与音乐厅比较。一个理想的谈话者，会在你的身边造成最大的回声。就像朋友所做的那样——友谊，正是一个完全的共鸣空间。而冷漠的恋人，会将你带到一个糟糕的音乐厅之中，这里到处都是听不见声音的死角——“感情交流的空间，也有声音无法抵达的死角。”当一段关系陷入冷漠，恋人们便陷于这个死角之中。这不仅不利于身心，而且消耗才华。被爱者所能控制的一切情感、玄思、博识和温柔，都付诸东流，在那个死气沉沉的空间里窒息死亡。

“恋爱关系是一台精密的机器，音乐意义上的协调一致，一丝不苟是关键的；容不得一点差错；严格地说，我说出的话并不是待清理的垃圾，而是‘积压的陈货’：流通中没有被消费，所以得销毁掉。”罗兰·巴特写道。爱情故事或许有许多种表现形式，但不论以何种形式上演，它总是一出多人剧。而消极的冷漠，是一幕独角戏，一个人的舞台，难以演出爱情戏剧。“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只是王尔德式“爱上自己便是一生罗曼史开端”的现代措辞。

根据中世纪经典爱情故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绘制的作品

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克拉克与琼·莫南，提出了“共有应答性”的概念。“共有应答性”是一种互动——它既是作用于伙伴的感觉，也是伙伴接受到的感受。当一段关系以相互一致的“共有应答性”为特征时，关系中的双方就会有“爱与被爱”的感觉——就像罗兰·巴特说的，“最大的回声造成了完全的共鸣空间”。而当“共有应答性”缺失时，人们就进入了“音乐厅的死角”——此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爱，是冷漠。

每一种称得上“爱”的关系，都包含着“共有应答性”。这些情景的共同之处，在于人们可以表露自己的需要、渴望，甚至脆弱。“共有应答性”代表着一种利他的爱。一段包含“共有应答性”的爱情关系，将重点放在做出应答的一方。这也暗示了爱情关系中的一个需要，是能够彼此做出应答。“应答者”的潜在接受者，相信对方在乎他／她，并对其做出反应。相互一致的“共有应答性”，有助于产生爱的感觉。这种行为持续的时间越长，爱的感觉越强烈。反之，则感觉越淡漠。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一问三不答”的冷漠伴侣时，我们感受到的信息是：“不被爱。”

即使最为美妙的爱情，也避免不了负面情感的干扰：嫉妒、愤怒、控制、过度依赖、病态迷恋……它们给爱情带来消极影响，并且扼杀它。这些情感，好比爱情的“月亮背面”，它们并不美好，却是爱的一部分。被看作“爱”的反义词的“恨”，也是爱的组成——希腊神话中，美狄亚杀死了与丈夫伊阿宋共同生育的孩子。她的行为有悖常伦，但依然属于她对于不忠丈夫情感的一部分。她的恨，来源于曾经激发她强烈爱的激情，“恨”因而成为爱的变体与证据——就好比脚下的阴影，正是头顶阳光的证明一样。

可冷漠是什么呢？它是“爱的死魂灵”，是一种“活着，却已死去”的状态。“爱的背面不是恨，是冷漠；艺术的背面不是丑，是冷漠；生的反面不是死，是冷漠。”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韦塞尔（Elie Wiesel）的话激起许多人的共鸣。爱情中的许多负面情感：嫉妒、控制、占有……它们出现在爱的上升阶段，是拥有者对恋人情感升温的结果。而冷漠，却出现在爱的下降阶段，热情退去，情感消散——它预示爱情的死亡。冷漠像一个不说话的幽灵，游荡在恋人之间。

冷漠是恋情终结的前兆，甚而至于，是爱情的彻底死亡。“所谓死亡，是指看到的一切都等于白看。”罗兰·巴特写道，“在这些短暂的片刻里，我空自絮叨，像具僵尸。爱人变成了铅人，一个不会说话的梦中幽灵。而在梦中，沉默即意味着死亡。我不着边际，飘飘忽忽，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在《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中，弗洛伊德阐述了相似的观点：沉默是死亡的表征——“梦中的‘哑’，就是‘死’的惯常表现。”

从词源学的角度，我们能读到冷漠“去情感化”的内在含义。英文里的“apathy”一词，来自希腊语άπάθεια（apatheia）与άπάθηζ（apathēs），由前缀a-（“无、没有”之意）和词根pathos（“情感”之意）组成，意为“没有情感”，也作“缺乏热情”之解。在相信禁欲主义的斯多葛学派那里，“apatheia”被用来描述对于外部事物漠不关心的态度。与“apathy”（冷漠）不同，“apatheia”（无欲）经常被看成一种美德。

与许多用以描述人类情感的英文单词相比，“冷漠”（apathy）相对年轻。“爱”（love）与“恨”（hate）在12世纪之前即被使用；“嫉妒”（envy）与“愤怒”（angry），第一次使用于14世纪。而“冷漠”一词的初次登场，是在16世纪末的1594年，这已经是文艺复兴发生之后的事了。或许可以说，“冷漠”是一种由文明社会滋养起来的情感。它的出现，与文明开化和社会发展有着微妙的关联。

在《论爱情》中，司汤达使用了一个词来揭示“冷漠”在文明爱情中的作用——这个词是“庄重”。一个迷人的19世纪女子，会用极其冷漠的态度来对待一个男人，尽管她正考虑接受这名男子。这种奇怪的行为，首先源于她的“过分庄重”，其次源于她的自负——如果她同时有一个丈夫，则还可能出于对丈夫体面的考虑。一个敏感而自负的女人，“一定会养成冷漠无情的习惯”。较之轻佻的热情，“冷若冰霜”是更为人们所认可的美德。“爱情是文明的奇迹。在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中，只存在粗野的爱。庄重借助想象保护了爱情，使爱情得以幸存。”司汤达如是写道。

无论如何违背我们的意愿，多数的爱情关系，都会迎来“冷漠”的阶段——在许多故事里，这是爱情的末章。随着感情的冷淡，不可替代变得可以替代，于是心灵进行新的选择。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无奈地说，“大自然甚至在人的感情范围内，也不允许存在空白”。“至死不渝的爱情”，或许只存在于小说与传说之中——许多情况下，他们还都是过早夭亡的青年恋人——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保尔与维吉尼、梁山伯与祝英台。

缪塞在小说《弗雷热里克和贝尔纳勒塔》中，借主人公的嘴说：“人的命运就是忘记一个和爱上另一个。”与之聊天的女人反驳他：“懂得爱情的人，一生只能爱一次，也可能爱几次。而变化无常的人不懂得爱情，他们只是玩弄感情。”这令人想起那个关于卡萨诺瓦与唐璜的热门讨论：那些情史丰富的花花公子，其行为是源于永不枯竭的热情，还是因为内心深处的极度冷漠？“冷漠”与“激情”，是一对反义词，却又相互交织——有人用硬币的两面来调侃已婚夫妇——永远不能照面，却又永远没法分离。这样的悖论，也存在于“冷漠”与“激情”之中。

一个经常为学者用作原型分析的爱情经典，是中世纪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元素的故事——激情、嫉妒、愤怒、背叛、欺骗、通奸……当然也有冷漠。骑士特里斯坦为美丽的公主伊索尔德所救，互生情愫。后者却是特里斯坦的君主马克王相中的妻子。在护送伊索尔德的途中，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喝下魔汤，陷入激情的漩涡，再难分离。私情败露后，两人遭受马克王的惩罚，特里斯坦被送上火刑柱，伊索尔德被交给一群麻风病人。然而，英雄的特里斯坦不仅自己脱了身，还救出了伊索尔德，并与之私奔，隐居于森林之中。

在多数民间故事里，这便是传说的完美结局了。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却表现得像一对现代夫妻——这场不顾一切的结合，没有让他们“永远幸福”，反而像现实婚姻一样，成为激情的终结。他们此后的日子过得艰难又凄惨，甚至在两人同床共寝之时，中间也摆放着一把剑。三年之后，魔汤的药力失效，两人幡然醒悟，回到王国。伊索尔德重新成为王后，特里斯坦继续当骑士，并开始新的冒险。在他乡，特里斯坦娶了另一个“伊索尔德”——她有一双洁白的手，被称为“素手伊索尔德”，但特里斯坦难忘旧情，始终未与这名美丽的女子圆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特里斯坦身受重伤，临死之际呼唤伊索尔德的到来；伊索尔德赶到后，特里斯坦悲伤地死在她的身旁。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冷漠”的几次登场：当他们终于在一起，作为夫妇生活在森林中，日复一日过着同样的生活时，他们的激情耗尽，对彼此产生厌倦，并渴望回到原来的生活——这是长久相处的恋人之间常见的“冷漠”。当他们再次分离，特里斯坦对于伊索尔德原本消逝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并成为其对于“素手伊索尔德”的冷漠缘由。“冷漠”就像夹杂在“激情”之中的休止符，是新乐章开启的标志。丹尼·德·鲁芒特在他关于这个神话故事的经典研究著作《西方世界的爱情》中说：“他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彼此需要，目的是点燃激情。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彼此的在场，而是彼此的不在场。”

魔汤药力的三年期限，正是热烈爱情所能持续的时间，在此之后，情侣便会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趋于平静的伙伴关系。为了保持热情，需要以危险作为调料，这也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充满磨难的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词源学中透露出来的悲剧——特里斯坦（Tristan），这个名字意味着“悲伤”。丹尼·德·鲁芒特认为，在特里斯坦的神话中，隐藏着一个我们难以言说的欲望：对于死的渴望。“我们向往激情之爱的得胜，期望被其灼伤和消灭，这是欧洲社会试图掩盖的秘密。”在此处，激情与冷漠就死亡达成了共识——激情诱人走向死亡，而冷漠，正是死亡本身。

有人喜欢冷冰冰

弗洛伊德之后，心理学家倾向于将人们对待爱情的方式，与童年期的经历联系起来。菲利普·谢弗与辛迪·黑赞引申了爱情源于婴儿期依附性的观点，认为浪漫爱情的类型与婴儿期对于母亲的依赖类型，有着对应的关系。

将不同的婴儿从母亲身边带走，把他们放置在陌生人身边，不同的婴儿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安全感的婴儿能忍受短暂分离，回到母亲身边时十分幸福；焦虑—矛盾型（抗拒型）的婴儿很难接受这种分离，一旦回到母亲身边，便拉住她的手不放；第三类的婴儿，是回避型的，他们对于母亲的归来反应冷淡——他们与母亲的距离较大，也难以对她们产生信任。

长大成人之后，三类婴儿成为不同类型的情人。有安全感的情人容易与伴侣达到亲昵的状态，令自己与他人都感到愉快；抗拒型的情人总感到伴侣对于自己亲近得不够，渴望得到更多的亲昵，希望与另一个人完全合二为一——有时，这种过度的焦虑甚至会吓跑他们的伴侣；而第三种情人，则与之恰恰相反，他们恨不得远离他人——这就是回避型，也即我们常说的“冷漠的情人”。

世上确实存着这样的一群人，即使与之结成了最为亲密的关系，依然感到他/她远在天边。他们若不是有意为之，便是天生的“回避型情人”。这类型人对于“亲密”保持距离——在与他人发展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到不自在，并且无法完全信任或依靠他人。对于他们来说，亲昵是一件难事。回避型情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惧怕型”，他们对于亲昵感到害怕；另一类是“疏远型”，他们干脆就拒绝亲昵，与他人保持距离。无论是哪种，他们予人的感受都是相同的：冷漠。

在谈到这类型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卡夫卡。在他41年的短暂人生中，有过多段恋爱，却无法与任何一个女人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与游戏人生的花花公子不同，他对待爱情的态度相当认真。从卡夫卡与菲里斯·鲍尔多达500封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对于这名女子的真情实感——在卡夫卡去世后，这些情信结集出版，厚达800页，比他的任何一部小说都要长。卡夫卡与菲里斯交往了5年，订了两次婚，最终以他的逃离结束。卡夫卡的最后一个女友说，卡夫卡感到与菲里斯结婚，是“同整个欧洲的罪恶结婚”。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在《爱的险境》中，卡夫卡写道。他感到，这个姑娘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包围，这些人的矛头全部对外。与此同时，自己也被包围着，这些人的矛尖内向，全部指向他。当他想冲到姑娘那里时，便会撞到武士的矛尖之上，这令他感到“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里，即使我能够到达，将已满身是血，失去知觉。”但他同时也明白，姑娘不会永远孤独，另一个人将到达她的身边，轻而易举。然而，“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筋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在他们初次接吻时，穿梭在两张靠拢的面孔之间的空气”。

卡夫卡（右）与他曾经的恋人菲里斯（摄于1917年）

冷漠的产生，通常来自一种复合情感——疏离。在《人类情感》中，心理学家乔纳森·特纳将人类的情感分为“基本情感”和“复合情感”。基本情感是指那些假定为在人类神经解剖体系中具有固定配置的感情唤醒状态，通常包括：愤怒、恐惧、悲伤与高兴。基本情感混合之后，会产生新的情感，这个过程叫作“复合”。当基本情感的第一次复合，不能完全减弱负面情感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性，会生成第二次情感复合——疏离便是二次复合的产物，主要由以下三种成分构成：失望－悲伤、对情境或社会结构的愤怒，以及对于没有实现的期望产生的恐惧。这种情感，能够把负性情绪转换为退缩反应，降低对社会结构的承诺水平。

有一则故事，是爵士时代的美国小说家林·拉德纳写的，名为《有人喜欢冷冰冰》。年轻的芝加哥作曲家刘易斯，前往纽约闯荡世界，在火车站，他结识了年轻姑娘梅布尔，两人开始鸿雁传书。刘易斯反复宣称，自己对于纽约姑娘不感兴趣，不论是那些“想再穿少点儿已无可能的”，还是那些“妆厚得要洗干净才能看清脸的”，尤其是，好友那冷冰冰的妹妹，“跟她待在一起简直要冻死”——他说自己要找一个安分的贤内助。梅布尔则暗示自己天生丽质，同时“像个安静的小耗子，喜欢待在家里”。通信日渐暧昧，剧情却峰回路转，刘易斯在来信中说，自己与“冷冰冰小姐”订婚了，但可以继续与她保持通信，因为他冰冷的未婚妻表示：“即使他与全世界的女人通信也不在乎。”梅布尔回了一封同样冷冰冰的信，故事到此终结。

在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著名的“爱情三角形”中，有两条边是“冷漠”的对立面——“亲昵”与“激情”。在某些时候，适度的“冷漠”，可以对两者起到调剂作用。亲昵是爱情的基础，它需要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忽冷忽热，建造起来困难，坍塌却很容易。尤为悖论的一点是，在它一旦开始到达时，又因自身潜在的威胁而自我消解。其结果是产生一种介于亲昵与自主之间的平衡。激情的存在，意味着“强烈的想与对方结合的状态”，即使天各一方，依然难以分开。在一种情况下，激情发展得最快，即“间歇性强化”——当你想得到某人时，有时感到离他/她越来越近，有时又感到离他/她越来越远——这正是一种使得激情不断激发的间歇。

“间歇性强化”，在爱情的早期发生得最为强烈。这种规律的存在，令那些深谙爱情之道的人，发现了“冷漠”的“博弈性”。花花公子在追逐女伴之时，往往张弛有度；而那些懂得风月之道的女性，知晓如何使用冷漠的力量。在印度古老的《爱经》中，华希雅雅娜教导未婚女郎“求爱的秘诀及策略”：要炫耀你的魅力，但不要表现得过于急切，“无论有多么深的欲求，都不要主导爱的游戏”。她又告诫艺妓，如何诱陷一位情人——如果任何男性表示他希望成为你的情人，不能很快接受他——因为经验持续表明，男人轻视便宜货。正确的做法是怎样呢？表现冷漠，欲擒故纵。

“有人喜欢冷冰冰”，这确乎是一个事实。人们总是更希望得到他们难以得到的东西，这一点适用于爱情。在心理学中，“反抗论”试图解释人们为何想得到他们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质上，这是他们对于“选择自由”受到威胁时做出的反应。按照这一理论，当人们的选择自由被夺走时，他们便开始反抗，以捍卫自己的“选择自由”——那些原本令他们兴味索然的东西，忽然具有了难言的吸引力。难以到手的“冷若冰霜”，总是别具魅力。就像司汤达在谈论“女性的傲慢”时说的那样：“青年女子被她的恋人崇拜，而她对他冷眼相待，仅允许他吻吻手。恋人却能在其中获得人世间妙趣无穷、令人迷醉的幸福。”

在童话与传说中，冷漠通常是邪恶的。“冰雪美人”往往有一副真正的铁石心肠，并最终因其冷漠遭到神明的惩罚。在印第安故事《拒绝表兄求婚的公主》中，扭捏作态的公主要表兄割开脸颊、剃掉头发，以证明他爱她。当他这么做了以后，这位蛇蝎美人又嘲笑他，说自己绝不会嫁给这样一个丑八怪。在北欧童话《冰雪女王》中，冰雪女王是一个爱拆散情侣的冷漠女人，她在恋人的眼中撒入冰屑，令他们心若冰霜。善良美好的姑娘，通常会爱上第一个向她求爱的男子——白雪公主与睡美人，都是在眼睛刚睁开的情况下，就答应了王子的求婚——仅仅因为这名男子表示爱她。“冷漠”这一性格品质，与好姑娘无缘。

童话故事总以结婚作为故事的终结，或许因为“婚姻是爱情坟墓”的论断，是心照不宣的大众秘密。在斯滕伯格的“爱情七类型”中，有一种类型较多地发生在结婚多年的夫妇之间：“空洞的爱”。“空洞之爱”是“爱的七类型”中，最令人感到似是而非的一个，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冷漠的爱”。在这种爱情之中，亲昵与激情全然消失，维系它的，是纯粹的决断/责任感。爱情源于一个人所做出的“爱另一个人的决断”，即使没有与爱情相联系的亲昵与激情，也愿意承诺对爱情的责任。

在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中，牛奶工人泰维与他的妻子有一段对话。妻子想知道丈夫是否爱她，泰维对于这个问题感到十分困惑，最后，这位机智的丈夫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爱她的，他感激妻子给予自己的照料和奉献的忠诚。在双方关心与相互尊敬的意义上说，他们之间可以说存在着爱情，但这种爱情中没有任何浪漫色彩和幻想成分，是一种“空洞的爱”。在情感与生理上，相互之间的吸引力已处于停滞状态，但“爱的责任”让他们将这段关系维持下去。分离的焦虑与舒适的共同习惯，或许也是原因。

我们或许会反驳说，这样的爱情早已名存实亡——除了作为求爱策略的“冷漠”，任何掺杂了“冷漠”的爱情，都在滑向“爱的死亡”。斯滕伯格承认，在我们的社会里，“空洞的爱情”往往被看作一段长期关系的终点或结束。他同时又争辩说，在另一些社会，“空洞的爱情”可能是爱情的第一阶段。比如在包办婚姻的社会里，结婚双方从一开始就承诺互爱对方，并试图这样去做——其结果有时是乐观的，这段关系可能会被亲昵与激情所填满，在这样的情况下，“空洞”标志着开始，而不是结束。在以婚姻为人生导向的现代社会里，“空洞的爱情”依然存在，只是结局，已远不如过去那般乐观。

消费时代与冷漠的爱情

一个问题是，为何许多人愿意维系冷冰冰的“形式爱情”？——这或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爱情已不再只是一种私人情感与自我问题，更多的情况下，它是社会性的，代表着社会建构的概念。“一切认真考虑把爱作为人类生存问题唯一答案的人，都必然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只是极个别的边际现象，那我们非得对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改变不可。”马尔库塞的话听来悲观，却相当现实。

“在人的发展中，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代替，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事件。”马尔库塞谈论爱欲与文明的冲突，说人的身心已经成为异化的劳动工具——只有当人的身心抛弃了人类有机体原先具有，并追求的力比多主体之时，才会成为这样的工具：“文化要求不断升华，从而削弱了爱欲这个文化的建设者。在本能的分化中，死亡本能力图压倒生命本能。克制产生了文明，克制的加强又发展了文明。这样的文明必将导致自我毁灭。”

在人类的发生史中，“爱”一直与“认识自我”捆绑在一起。苏格拉底说：“谁若不能从爱开始，谁就不能理解什么是哲学。”柏拉图认为，哲学代表了爱的最高形式——爱智慧。弗洛姆说：“爱情是一种合理的信仰，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阿兰·巴丢则在《爱的颂歌》里写：“爱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参与到世界诞生的可能性。”

“被爱者”——爱的对象，是爱情的第一个方面，也在提出“我到哪里去”的问题。柏拉图说，人们之所以会爱上某一个人，因为那个人代表了他迫求的理念，比如“真”与“美”。按照他的说法，人无法完全地爱另一个人，因为没有人能完全地代表“真善美”。时至今日，我们更加趋向于采取一种较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爱上一个肉体上实实在在的人——作为爱的对象，她/他身上或多或少地带着我们理想的投射。

“爱蕴含着一种信念，即所爱之人能确认、滋养和安放我们的存在。”在《爱的历史》一书中，西蒙·梅这样写道，“爱的历史，就是一部爱被诱惑、扮演上帝的历史。”在中世纪，爱是神的投影，也是神的模拟物；在启蒙时代，爱扮演着“人之觉醒”的协同者，是人文主义的歌颂对象；在“上帝死亡”之后，现代人将爱的信仰视为一种普世、民主的救赎方式。心理学家西奥多·赖克认为，爱情产生于对自我和命运的不满。当人们感到生活使人失望，或许要其他个体来填补空虚时，便寻求爱情，尤其是激情——他们希望通过爱情获得拯救，就像过去的人希望通过宗教获得拯救一样。

然而，当我们进入“单面人”社会，爱情的厄运显得不可避免——一方面，它随着“大写的人”一起消失；另一方面，又在狭隘的恋爱关系中，与“自我”撕扯、争夺。当“爱即信仰”的神圣性消失后，冷漠便诞生了。现代爱情，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不是过去奉献给上帝的“整颗心热情”，而是零散、漫不经心的情感片断。

克尔恺郭尔批评人们失去了宗教的激情，认为整个时代陷入了深深的冷漠之中。“我在自己眼前看到的只有冷漠——最深沉、最腐朽、最危险的方式的冷漠。”憎恶与背离，并非冷漠最可怕的形式——在这场坚定果决的挣脱之中，本身就带有激情的成分。最恶劣的形式是什么呢？是身处其间，却视之若死物，心不在焉、漠然处之。“宗教冷漠最危险、最普遍的方式在于，人们具有某种宗教，但这种宗教畸形地变成了纯粹的儿戏，被搞得一团糟，以至于人们竟能毫无激情地拥有这种宗教。这是冷漠的最危险方式。”

“每一种宗教都带有激情与热忱。因此，每一种宗教只拥有极少数的追随者，尤其是在理智的时代。”在《基督徒的激情》中，克尔恺郭尔写道。与之相反的，当成千人只接受一点点内容，就会使它变得畸形，无激情地、非宗教式地、冷漠地拥有着自己的宗教。换而言之：“他们对其他一切都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他们拥有这种宗教是为了能够理直气壮地面对他们没有宗教的指责。”对于这些人，苏格拉底说：“人，他们可算不上，他们已非人化为公众了，或者，因为他们就是公众。”

克尔恺郭尔描述的这种“冷漠的拥有”，贴近于人们对待现代爱情的态度：我们在爱情中的冷漠，不是对待某个人的冷漠，而是对待爱情本身的冷漠——这种冷漠，滋养了虚假的形式爱情。弗洛姆谈论爱情及其在西方社会的衰落，认为虚假爱情的形式，正是爱情的衰亡形式。“把爱情看成性满足的产物，看作结伴思想和防止孤独的避风港，这两种观点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衰亡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决定并造成的爱情病理学。”

“现代人对于自己、对于同代人和大自然产生异化。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的利益。”在《爱的艺术》中，弗洛姆写道。至于现代的爱情，也符合现代人的社会性格。“自动机是不会爱的，它们只能交换‘一揽子特性’，想做一笔好买卖。”在异化了的结构中，“结伴”成为人们对于爱情的基本要求——在婚姻中，这种特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毫无摩擦和热情的夫妇，只要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上的门当户对，便会被社会形容为“天作之合”。

冷漠的产生，因为人们失去了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丧失，是人的异化造成的。“人们被大众影响左右，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和消费，并把这作为自我的目标。一切活动都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成为物，成为自动机器：营养充足、穿戴讲究，对于人性的发展和人所承担的任务却缺乏深刻的关注。”弗洛姆写道。他认为，要恢复原本具有的“爱的能力”，就要把人的发展看成是社会的最高目标。

“父亲的爱”是一种代表现代价值观的爱——它是冷淡的，通常带有附加条件和价值取向。与弗洛伊德相似，弗洛姆将造成神经机能病态爱情的原因，归结到人的早年生活。“相爱的”一方或双方，抓住母亲与父亲的形象，成年后，将对其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转移到了“所爱者”身上。母亲的爱是无私给予的，父亲的爱却需要经过争取和认同。在由约翰·斯坦贝克经典小说《伊甸园之东》改编的电影中，詹姆斯·迪恩饰演的叛逆青年，所做一切，均出于一个目的——争取“父亲的爱”。

以“父亲的爱”为中心的人，常常能取得世俗的成功。他们认真、勤奋、值得信赖。但在与异性的相处中，他们会表现得比较冷淡——某些时候，这恰恰成为他们的魅力。对待女性，他们小心翼翼、怀有距离。女性对他们而言，没有中心意义——对于一般妇女，他们有一些轻视。这种轻视，往往为其对女性有如父辈的照顾与关心所掩盖。但在结婚后，女性很快会发现，自己在丈夫的生活里，永远只处于第二位。

如果说“冷漠”是符合消费社会的恋爱习惯，那么，作为其背面的“激情”，则扮演着“非理性消费”的角色——它极其的不经济。《当爱冲昏头脑》的作者哈罗德·科伊瑟尔将激情比作开快车——激情是猛踩油门往前冲，而老到的司机都知道，少排一个挡，就可以少花一些钱。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说：“如果我们理性行事，我们会试图去取得各种资源。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积累财富，或者增广见识。我们最后获取的社会地位，都取决于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激情当头，我们往往浪费了许多无谓的资源”。

在《关于爱》一书中，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谈论“使爱陷入危机的现代”，认为在技术关联的时代，我们在对待“物”的时候，更注重的是功能，而不是实体。在过去，人们对于物品小心地使用，在不知不觉中，对于物品产生了情感——当一件物品被珍惜对待的时候，它便成为爱的对象。然而，技术生产带来了实体的过剩，丢弃成为“工业时代的美德”。当适用于物的思想延伸到人的身上，不朽的爱，便已逝去。

“技术抽象”，是技术关联时代出现的全新抽象——人们将某件事的过程全部省去，把结果抽离出来。今道友信认为，技术抽象导致了人的异化，也对爱情构成了严重的危机。然而，在另一方面，技术又在扩大恋爱的可能性——科技的发展，令可以确定恋爱关系的场所不断扩大，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相恋可能。这听来是一种悖论：技术拯救了为空间所谋杀的爱情；与此同时，又成为谋杀“爱的独一性”的协同者——当我们发现，过去在恋人身上见到的，“独一无二的个体特性”，其实俯拾即是时，便不如以前那样珍视我们的恋爱关系了。

在没有惜物观念的现代社会里，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匆忙廉价的消费习惯，影响着我们的爱情观。一个令人感到尴尬的事实是，在快速消费的社会里，“忠诚”不再是美德——它成了阻碍商品再生产的“不良德行”。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说：“在所有地方，从流行文化到专制体系，都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压力，让人们感到无助，他们可扮演的唯一角色是做出决定，去消费。”在消费取向的社会里，“分离”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分手”成为消费的核心——像“丢弃”一样，它意味着“再生产”的开始。不断重复的生产、消费与丢弃过程，减少了分离的痛苦。我们谈论一个过去的情人，好比谈论一件遗失的衣服：“他陪我度过了整个夏天/那条裙子，是我去年在朋友的婚礼上穿过的。”——这其中也有情感，却并既不唯一，也不神圣。“独一性”失却后，爱情变得更为轻易，也更为困难了。

消费社会带来的另一个“爱情假象”，是弗洛姆说的“多愁善感的爱情”。这类爱情最广泛的形式，是用替代品让自己满足——消费与“爱”相关的产品：爱情小说、爱情诗歌、爱情歌曲……通过对这些东西的消费，遥不可及的爱情理想得到了“实现”——这是爱情灵光消逝时代里的一个幻梦。“只要爱情是一个白日梦，他们就能加入进来，但如果爱情成为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就僵化了。”在这样真实、冷漠的爱情场景中，我们感到四壁冰凉、孤独无助——“我们都是婴儿，永远在期待，在希望，却永远是个失意者。” 爱情感情伊索冷漠特里斯坦死魂灵情感冷漠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