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秀华：苦痛中的歌唱

余秀华在卧室里翻阅多年来积累的自创诗作

“我是诗歌无法说出的部分”

让我安静的时候写诗

穷苦的时候流浪

让我对路过的人和灯持永恒之爱

让我总是在该掏出匕首的时候掏出花朵

让我在能够申辩的时候保持沉默

即便如此，这世界还是没有给我一个春天

即便如此，我今天还在，打算喝一点酒后

去风里转转

（余秀华：《活着》）

余秀华用左手写字，但她不是左撇子。

脑瘫不仅使她走路倾斜，言语含混，也使她的右手颤抖，无法稳定地握住笔。最开始，她必须用左手压住右手才能勉强写出字来。每个字都写得艰难，但依旧弯弯曲曲，像一条条趴在纸上的蚯蚓。后来她练习用不那么颤抖的左手写，竟然比右手好些，还更轻松。常人最简单的事情，对她而言却是极大的挑战。

2003年以来，她写了2000多首诗。她把它们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摞笔记本上。字迹清晰，力透纸背，仿佛是用钢印盖上去一样，可见用了极大的力气。

电脑的发明，对余秀华是一次肉身的解放。她不必再费力地用颤抖的手握笔书写，而是伸出左手食指，一下一下地敲击键盘。我见到余秀华的时候，她正背对着门口，趴在电脑前费力打字。某出版社打算为余秀华出版诗集，她要整理一个目录出来。

她是一夜成名的，成了国内名声最响亮、最不可思议的诗人。全国许多媒体蜂拥而至，驻扎在她家里，进进出出，轮流拍摄采访。湖北钟祥市政府给她送来了一台联想电脑，淘汰掉用了多年快崩溃的老机子。网站来找她开博客、约专栏，开出高额稿费。电视台请她去北京，录制节目，做嘉宾。各地的出版社也轮番上阵，希望抢先出版她的诗集。一家全国最赚钱的出版社打电话过来，但却被余秀华拒绝了，然后不死心，编辑坐飞机换汽车跑过来劝说，最后还是悻悻而归。余秀华选了最早联系她的出版社。

我问余秀华：“以前有没有出过诗集？”“没有。”她回答说，“出诗集要自己掏钱，我没有钱。”

余秀华的家在江汉平原的西部边缘，湖北省钟祥市石牌乡的横店村。石牌乡最出名的是豆腐，全乡有3万多人外出做豆腐。横店村毫不起眼，冬小麦和油菜稀稀落落地长出地面。田野在冬天显得格外萧瑟。余秀华的家孤零零地立在村中央，房子老旧，前面是一片宽阔的鱼塘。冬日阳光煦暖，湖水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余秀华穿着粉红色大衣，黑裤子带着一点金色的光芒，特地系了一条白底黑纹的丝巾。她今年38岁，看起来似乎还要苍老一些。在人群中，是一个无法引人注目的农村妇女。

她对自己的出名，并不特别在意。她不知道是否真的有那么多人喜欢她的诗，还是仅仅因为她是一个身有残疾的农村妇女。虽然她尽力配合着媒体的采访，但并不主动，问烦了就敷衍。她知道很多人是来猎奇的，只对她的底层身份感兴趣，而没有读懂她的诗。她坐在屋里，对着摄像机和录音笔，显得有些无奈。

回答问题累了，她会摘掉眼镜直接躺在床上，躺着说话。有电话打进来，她有时会开启免提，让一屋子人都听到电话内容。她一边用QQ聊天，一边接受采访。当记者接不上话的时候，她不耐烦地催促：“快说下一个问题。”不想回答的时候，她说：“跳过去，下一个。”她会直接告诉你：“没有人能够走进我的内心，我也不要求别人理解我”；“我很急躁、粗暴，我的性格是个魔鬼”；“生活的价值是什么？生活对我就是混着”。“你有宗教信仰吗？”“我没有，但我信神。神不会雪中总送炭，只会锦上添花。”

她的书柜和衣柜里都有一些书，但不多，包括里尔克、北岛、徐志摩和席慕蓉的诗集。雷平阳是他最喜爱的当代诗人。她没有钱买更多的书，大量阅读是通过网络下载到手机上完成的。莫言获奖后，她就把莫言的小说下载到手机上，在狭小的屏幕上，一点点吃力地读完。

余秀华

媒体蜂拥而来之前，余秀华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丈夫在北京打工，儿子在武汉读大学。她去年养了十几只兔子，每天两次出门割草喂兔子。其他的时间，就用来写诗和阅读。

选择用诗歌表达自己，和她的身体缺陷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她没办法轻松地书写，“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所以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是她的精神寄托，甚至终极关怀。她曾经写道：“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我问余秀华什么时候写诗，她说：“平静的时候写诗，写诗让我平静。那些词语会自己蹦出来。”

但她的诗却无法给人带来平静，充满了抗争、愤怒、悲悯和痛苦。就像《诗刊》编辑刘年所评价的：“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平静与挣扎，困扰着余秀华。她不想接受命运的摆布，但又无力挣脱。她曾写道：“每天割草，喂兔子，为一个兔子的死而悲伤。这就是一个农民在活着。在农村，人与人隔得也非常远，他们除了打麻将几乎没有别的娱乐，这不是堕落，而是真正的可怜。我不知道如果我会打麻将，是不是一定就是他们的一分子，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厌倦，这么多年，除了诗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我厌倦。”

她在诗中是一个样子，在现实中又是另一种存在，就像她自己说的：“我是诗歌无法说出的部分。”她没有健全的身躯，没有富足的生活，没有工作，也没有爱情；但却有着最真诚的情感，天马行空的想象，永不妥协的愤怒和质朴而绚丽的语言。这些元素汇集起来成为一行行诗句，像出膛的子弹，击中内心柔软的部位。

身体

我的残疾是被镌刻在瓷瓶上的两条鱼

狭窄的河道里，背道而行

一白一黑的两条鱼

咬不住彼此的尾巴，也咬不住自己的尾巴

（余秀华：《瓷》）

余秀华出生在1976年4月5日，那天是清明节。她开玩笑说：“因此带点鬼气。”

母亲周金香肚子痛了一个星期了，但是孩子始终生不下来。直到4月4日晚上，剧痛无法忍受，父亲余文海出门去找接生婆。天亮的时候，接生婆到了，是个新手。在她的帮助下，母亲又挣扎了大半天。直到黄昏，余秀华的脚先出来了，是“倒产”。由于生产时间过长，缺氧造成了余秀华的脑瘫。

周金香说，女儿两岁多的时候还不会坐，他们才发现出了问题。他们把余秀文绑在椅子上，还是坐不好，会直接摔下来。余秀文出生后两年，弟弟出生了。余家终于得到了一个健全的孩子。父母请全生产队的人吃了两天饭，这个举动打破了村庄的习俗。以前生孩子，只请客一天，从余家开始，就变成了两天。

父母带着余秀华去钟祥医院看病，带了一瓶自家榨的香油送给医生。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不能完全治好，国际上都没有痊愈先例。不过在医生的治疗下，余秀华不流口水了。她后来感激这位医生：“这对我来说，比走路更重要：一个人流口水，人看见了总是觉得恶心，更不敢亲近了。”

余秀华是个早慧的孩子，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缺陷，甚至为此带有负罪感。她说，一个卑劣的生命带给世界的的确是伤害。在余秀华的记忆中，童年是灰色的。别的孩子跑来跑去，她则被绑在椅子上不停地抖动。

后来在一个江湖游医的帮助下，用针灸治疗，三四岁的时候，余秀华终于站起来了。虽然她不能走路，但对父母仍是巨大的鼓舞。余文海用一个轴承加几根木棒，做了一辆小三轮车，类似于现在孩子的学步车。余秀华扶着这辆小车在打谷场上练习走路。她一天天迈着蹒跚的步伐。直到一个傍晚，她终于丢开了小车，自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摇摇晃晃地从打谷场的北面走到了南面。尽管走的不是正常人的姿态，而是倾斜着向前，父母还是笑得眼泪横飞。这时候，她已经5岁了。

会走路只是一个好的迹象，但却没有从此就好起来。她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摔倒。医生还是说治不好。在乡下，求神拜佛是免不了的。余文海便请了“神婆”、“神汉”来看看女儿是怎么回事。

一个“神婆”说她上辈子搞死了一头牛，因而受到惩罚。但做了法事，依旧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又有个神婆提出了一个更恐怖的说法，说她前生把一个孩子沉到井里去了。尽管都是无稽之谈，但对余秀华的童年却是一个冷暴力。“它让我完全否定了自己，没有了自信。”余秀华说。

求神无效，父母便带着幼小的女儿四处求医。他们去钟祥、荆门、宜昌、武汉，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每过一段时间，听说哪家医院好，便背上女儿又出发了，无非是想从医生那里得到一点点光明的慰藉。他们没有钱，只能坐最慢的车，住最差的地方。直到余秀华上初中，他们去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专家告诉他们真的治不好。他们才算死心。

母亲周金香告诉我，因为女儿是残疾，可以再要第三个孩子。但他们还是放弃了，想把更多的精力和不多的钱都留给女儿。

余秀华上学了，那一年7岁。她看到别的孩子上学，也要求去。父亲把她背到了村里的小学。“我果真就上学了，命运慢慢展开了画卷，我如一个小丑把鼻梁涂红。”她自己走不了，最初每天都要人背着去上学。读高中的时候住校，父亲骑自行车接送她，单程要20公里。

余秀华并不笨，可以说很聪明，记忆力好，但问题在于写字。她的手不停地抖动，而且抖动幅度很厉害。她必须用左手奋力压住右手，但是笔画弯弯曲曲，老师只能猜测判断。余文海说，那时候女儿很努力地要写好字，用很大的力气控制手，结果把纸都划烂了。她写字用的力气不比干农活用的少，小指和无名指都磨出了血泡，结出了厚厚的茧子。

写字，一直是余秀华读书期间最大的障碍。直到高中辍学后，她才慢慢练习用左手写字。竟然比右手写得好多了。她有时会后悔，如果早点想到用左手写字，也许能念到大学，会是另一种不同的命运。在学校，余秀华感到孤独和寂寞。老师看不懂她的字，也改不了她的作业。她参与不了别的孩子的游戏。

但学校的时光并非总是黯淡的，点滴关怀就能让她感到一辈子的温暖。比如一位姓郑的老师，不仅讲课仔细而且给她许多生活帮助。有一次余秀华上厕所，扎毛裤的松紧带解不开了，她憋到要尿裤子，这时郑老师帮她，用嘴把松紧带咬开。

余家盖房子，请了村里人帮忙。但没想到出了意外事故，摔伤了人。父亲余文海不仅要负责村人住院治疗，还要给他家干活。村人的老婆是个泼辣粗鲁的女人，骂了余文海很久。骂到最后，所有的词用完，便扯到余秀华身上，说她前生没做好事，所以今生走路一摆一摆的，说她父母也没有做好事，才生出了这样一个女儿。那天余秀华在田埂上听到了，心里很难过，想哭但是不能哭。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歧视余秀华的缺陷，但她却无法躲开异样的目光。身体的缺陷，一直是她心头的疮疤，是她宿命感的根源。在诗里，她始终无法与自己的身体和解。她在诗中绝望地写道：“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余文海告诉我，女儿小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日记：她幻想自己在出生时就死去了，父母嚎啕痛哭，阎王爷看他们可怜，便将她放回了人间，代价是无法正常地行走。

这种与生俱来的痛楚与不公感，无从化解，无法回避，成为她诗歌的母题——“这个身体，把我在人间驮了38年了，相依为命，相互憎恨。”

余秀华很努力。她很早就开始写日记，用颤抖的手握住钢笔，艰难地书写。既是表达自己，也是练字。在高中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尝试着写诗了。“荡漾在平静的海湾/便不会知大海的广阔/生命的月光徘徊在/岸围成的死水里。”（《生命之舟》）“千万次心许太阳/雨季到来/烟雾茫茫/千万种心绪飘曳在深深的雨巷。”（《雨季》）

这些诗歌虽然直白、稚嫩，却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少女阳光向上的态度，与柔软温存的情愫。

念完了高二，是在1995年，余秀华退学了。引爆点是老师看不懂她作文的字，给了零分。“其实，我也考不上大学，就不想再念了。”余秀华说。因为写字困难，当别的同学已经做完考卷时，她往往只能完成70%。

对余秀华而言，1995年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退学、开店和结婚。父亲盘下了村里的一家杂货店，让女儿去看着，等于给她找了工作。但余秀华脾气不好，客人来砍价，她便不理。实际上，她能干的事情并不多。晚上还要父亲住到店里，看守货物。这店没开多久就关门了。

结婚也是这一年。母亲周金香说，别人问她嫁不嫁女儿？她说不嫁，女儿要自己养着，担心嫁出去受欺负。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四川小伙子做“上门女婿”，夫妇二人觉得这男人老实，便答应了。男方家里穷，在老家自然娶不起媳妇，而余秀华身体有残障。这在村里人看来，似乎是般配的。但余秀华却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喜欢用一个人的身体缺陷和另一个人的物质缺陷做交换？公平还是不公平？结合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反正他又不是与我结婚的，是和我这个家庭结婚的。”

19岁的余秀华懵懵懂懂结了婚，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有怎样的选择。

故乡与远方

我始终相信，一个地域的开阔与一个人的心有莫大的关系

我见过在无垠的草原上，被圈养起来的牛羊和人，和栖息在篱笆上的鹰

在横店，起伏的丘陵地形如微风里的浪

屋宇如鱼，匍匐在水面上，吐出日子，吐出生老病死

和一个个连绵不绝的四季

（余秀华《田野》）

与很多中国乡村一样，横店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村庄是老人与孩子的巢窠。打工赚回的钱，给孩子交了学费，给家里起了新屋，延续着村庄表层的生命力。余秀华依旧住在1984年建的老房子里。父母都是最底层的农民，耕种着七八亩土地，一茬麦子，一茬水稻。为了多赚点钱，余文海还包下了一片鱼塘。平时冬天，他要去邻近的地方打零工，主要是帮人做水渠的防水。她的弟弟在钟祥市当数学老师，基本脱离了乡村生活。一家务农，每年有2万多元的收入，日子过得艰辛。

在余秀华的诗中，故乡横店是一个被反复吟咏的意象：水稻，大豆，芝麻，高粱；布谷鸟，喜鹊，黄鹂，八哥；盛开的桃花，牵牛花，油菜花；蓝天、云朵，还有“浩荡的春风”。都给了她无限的灵感。

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它的沉默和高傲

忧伤和孤独

它们的隐藏里，有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

这都是田野富饶的部分

（《田野》）

她从不吝啬于讴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因为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就像“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一样，躲藏在稻田中，获得食物与安全感，也同样是这富饶的田野的一部分。在余秀华心中，横店就是美丽而丰饶的庇护所，有着“原野”般广阔的胸怀，接纳她，哺育她。尽管她不完美，但故乡没有嫌弃她。

她用故乡的麦子来形容日渐苍老的父亲：“深夜，看见父亲背着月亮吸烟/——那个生长过万倾麦子的脊背越来越窄了/父亲啊，你的幸福是一层褐色的麦子皮/痛苦是纯白的麦子心。”（《麦子黄了》）在这里，父亲就是故乡大地的符号。她对父亲的爱就是对故土的爱。

但在余秀华的内心深处，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撕扯着她，推动她离开故乡，远走高飞。像其他青年一样，她同样渴望走向新的天地。她说：“我许多次想出去，想脱离这个村庄，甚至去流浪，想把生命放在最低的位置，如果在那样的位置回望我现在的一切，我是不是对生命有更透彻的认知？”

去年春天，余秀华打算出门打工。但因为晚了一天，她能做的工种被别人占了，没有成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儿子要参加高考。虽然她自认为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有她在，儿子就会安心。

就在不久前，余秀华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采访，随后在自己的博客中抒发内心的纠结与愤懑——“前天，面对电视台采访，我说我不抱怨生活，我对生活热爱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的心的确是安静的，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但是我其实很讨厌现在的生活，我想远走高飞，我不想再回来，我不愿意看到这里所有的人，我对说话存在太多的抱怨！”

故乡对她而言，既是温床、庇护所，也是禁锢的枷锁，封闭的囚室。

余秀文的丈夫在北京打工，每年2月份离开，12月回来。她也想去打工。前年，在残协的组织下，余秀华去温州的一家福利工厂工作一个月。那是她唯一的一次打工经历。母亲周金香拎着行李，送她去荆门坐上直达大巴车。“她自己连20斤的重量都提不起，自己的衣服也无法洗干净。”周金香说。在温州，工厂给她安排最简单的活，为皮包修剪皮料，她每天都要加班到夜里零点才能完成。实际上，那次打工只维持了一个月，她就回家了。

由于身体的原因，她没办法挣脱这片土地的束缚。她无法种地，养不了鱼，只能喂兔子。在故乡她是“没用”的，她怀疑自己是个“包袱”和“麻烦”。

只有在诗歌中，她才可以自由地飞翔与流浪。

月下弦的时候，我们出发吧

你的口袋装高粱和秋风，我的口袋装水和土

向我们半生匍匐的泥土含泪鞠躬

亦，汉江的号子叫响了两岸菊花

请牵着我的手，抚慰我一些小小的慌张

在这首名为《亦，我们去北方》的诗中，她想象着和情人一起奔赴辽阔的北方大地：“别担心，亲爱的人啊/北方的那一个村庄有懂我们方言的人。”她就像一名爱情路上的义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她向故乡告别，带上高粱、风、水和土，就能在异乡生存。尽管这些都是内心的一种希冀，但为实现浪漫之旅开辟了道路。她将自己的爱恋赋予了浓郁的大地色彩，开凿出一种人生的苍凉和厚度。

出名

我一声不吭地吃饭

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

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

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

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

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我养的狗，叫小巫》）

如果不是《诗刊》编辑刘年的偶然发现，余秀华依旧在乡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割草、喂兔子、写诗。

“我觉得她的诗完全是从内心里出来到我内心里去的，是用灵魂和生命写出来的诗。”刘年对我们说。在编后记《诗歌，是人间的药》中，刘年这样写道：“人间有各种病症，所以人类才发明了诗歌。”

“她的诗歌写出了这种‘痛感’，即悲悯苍生。如果面对那么多的不公正，你依旧无动于衷，肯定是不道德的。余秀华之所以会红，是因为诗坛里最缺的东西就是这种痛感。尤其是女诗人很少能写出这种痛感，她去补了这个缺。我甚至觉得，除了她，中国所有女诗人都写不出这种痛感。”刘年说。

去年12月，刘年的同事彭敏给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打电话，说想在人民大学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主题为“日常生活，惊心动魄”，选择了五位诗人，第一个就是余秀华。余秀华朗诵的那首诗就是《我养的狗，叫小巫》。在这首诗中，她被命运无情地摁住头，一次次撞到墙上。她不知道疼痛，也没有屈服。她无处倾诉，只有不会说话的小巫还陪伴她。杨庆祥被这首诗打动了，答应帮助组织这场活动。

那天晚上，在颤抖中、哽咽中余秀华读完了她的诗。掌声雷动，现场极其热烈，五人朗诵会差点变成了她一个人的专场。

“余秀华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打动别人，就是因为她是在读诗医人。她与厄运搏斗，她愤怒、忧郁、歇斯底里。同时她也带来温暖和救赎。”杨庆祥对我说，“她不是一个技术主义者，不是一个以修辞取胜的诗人，她是一个完全‘真’的诗人。那份‘真’，就是独自面对命运并和命运死磕到底的‘真’。而美学的最低和最高标准就是‘真’。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真’忘记了。”

余秀华出名后，迅速推出了两本诗集。可以预计，它们都将成为畅销书。诗歌的热潮仿佛又回来了。同样可以预计的是，余秀华的命运也将由此改变。她将获得尊严和保障，这些都是她此前不曾拥有的东西。

余秀华还会写出更好的诗吗？“她的生活越来越好，那种愤怒的东西，有力量的东西会不会消失？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杨庆祥说。

（实习记者 / 张兰英） 刘年励志父亲余秀华的诗余秀华诗人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