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美：东莞酒店业与色情业断代史

( 2月9日晚，东莞出动6000多警力开始“扫黄”行动。警方在国安酒店抓获涉黄人员 )

“扫黄”后的城市

2014年2月9日晚上，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正好在东莞参加春节后的朋友聚会，他说他当时没有感觉到这座他多次来调研过的城市有什么异样。因为返乡过年，春节前后的城市与平常比稍显冷清，但各种场所都正常开张，所住的酒店也秩序井然。家住厚街、做广告生意的陆泉约了朋友在自己家里打麻将。他回忆起这个后来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的夜晚，感觉也是“非常平静”，除了自家打牌的吆喝声，没有听到城市中有任何喧闹或异常的声响。

身在城中的人感受到的平静，或许只是处在风暴眼中心的安定。就在这天晚21点，东莞警方出动警力开展“扫黄”，对全市的桑拿、沐足和KTV等娱乐场所进行同时检查，一小时内就已经有67名从事涉黄交易的人被警方押上警车，这场清查一直持续到2月10日凌晨。实际上这已经是9日那天的第二轮清查。两轮扫黄清查共出动了6000多警力，检查了将近2000家娱乐场所。这场声势浩大的扫黄，让东莞成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热议话题。

2月19日，扫黄行动过去10天后，本刊记者在东莞注意到，在行动中被查处的涉黄场所门上贴上了醒目的封条，为了避人耳目，有的封条前还摆放着大盆的柑橘盆栽以做遮掩。东莞警界也在经历不小的震荡。突击式的扫黄行动结束后，广东省公安厅还部署开展3个月扫除娱乐场所涉黄问题的专项行动，东莞所有的KTV、酒吧、桑拿、沐足等娱乐场所全部停业整顿3个月。公安部也派出督导组到广东，东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严小康被免职，一批与色情场所交情匪浅的人被查处。陆泉的一个警察朋友负责看管被查处的公务人员。“看管是全封闭的，我那个警察朋友不可以回家，只能托我去他家拿几件换洗衣服给他。”陆泉告诉本刊记者，“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在东莞，扫黄并不陌生。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东莞色情与赌博业的名声在外，政府组织的专项打击行动也越来越频繁。早在2010年，就有东莞市一辖区的公安局局长因为打击黄赌毒不力而被免职。市委书记刘志庚在那次行动会议上表示，什么工作都可以低调，但打击黄赌毒一定要高调，“对扫黄一定要态度鲜明”。但2014年初的这场风暴，表现出的速度和力度前所未有。陆泉有个在东莞辖区内镇政府工作的朋友，想通过国有通讯系统，向全镇发送一条号召扫黄打非、规范经营的公益短信，托他找找相关部门的关系，帮忙把短信群发出去。这原本是正常的政府行为，却遭到各个部门的拒绝。“本来就是在镇上群发条公益短信，而且还是号召扫黄的正面短信，但现在是敏感阶段，所有跟扫黄沾边的事情都很慎重，大家都担心惹麻烦。”陆泉对本刊记者说。

( 2月9日晚，东莞出动6000多警力开始“扫黄”行动。上、右图为警方在国安酒店抓获涉黄人员 )

本刊记者在东莞的几天，这个温暖湿润的南方城市，迎来了2014年春节后一次大幅度降温。天气总是阴沉，街上行人不多，更显出一个镇级街道少有的宽阔。入夜后也不见灯火酒绿，只有餐饮店还亮起霓虹灯。出租车司机向本刊记者抱怨，扫黄行动后，起码一个月减少收入1000块。除了商旅客人，出租车司机们最优质的客源就是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们。司机描述她们“收入高，出手也大方”，而且每天的生活内容比较固定，从住所到上班地点，再到下班后的消费地点，大多有固定路线，很容易和出租车司机结成长期稳定的接送关系。但现在，她们要么逃离这座城市，要么关闭手机，小心翼翼地蛰伏其中。她们大多来自内地农村或者小城镇，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接受完整教育，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自己的身体和微薄脆弱的老乡关系。她们和从事的行业，是东莞实体经济经历几十年高速发展后无法公之于众，却也无法避开的产物。

在这块巨大的工业蛋糕上，还依附着另一个产业。拥有土地资源的当地人在“租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高形式的收租产业——酒店业。它们在这次“扫黄风暴”中被合二为一，成为东莞事件的同一主角。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东莞的色情业和酒店业按照各自的轨迹在向前发展，并逐渐交织在一起，衍生出色情业在一个城市的高峰时期。但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这两种行业的交汇不过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酒店业标记着这个城市的成长，而色情业却烙印着城市的阴暗。

( 东莞虎门是林则徐1839年销毁鸦片的地方，今天这里建起了大型博物馆供游客参观 )

难以分享的工业蛋糕

即便2014年初的东莞身处涉黄丑闻中，但东莞人讲起自己的家乡30多年的发展史，仍然充满了自豪感。东莞餐饮协会会长黎平告诉本刊记者：“东莞属于岭南，夏天阳光直射地区，一年四季都可以耕作，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不善于说，善于做，深耕细作是当地的最大特色。1974年，国务院通过农业部调查，全国有三个农业产量最高的县，第一位是吉林的榆树县，第二个是江苏的吴县，第三个就是广东的东莞县，尤其是东莞万江石美村，在全国亩产平均是最高的。”这个荣誉是东莞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巅峰，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有“东莞粥王”之称的黎平当时还是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他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过，乔石来过，国务院还奖励一台拖拉机给石美大队，珠江电影制片厂还拍成一个纪录片，叫《东莞人民在前进》，在全国播放，我看过那个电影，记忆犹新。”

( 东莞一家在建娱乐中心的施工工地（摄于1994年） )

东莞处在广州和深圳两市的中间地带，是内地通往深圳，进入香港的要道。改革开放后，东莞利用这个黄金位置，农业大县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获得了分享工业财富的机会。它成为中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当地人从制造业中率先分享到财富。东莞市旅游局前局长李善奴的经历，也是东莞从农业转向工业之路的一个见证，他告诉本刊记者：“我1967年高中毕业，种了14年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才洗脚上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1984到1993年，李善奴担任东莞旅游局副局长，实际工作是旅行社经理，负责安排东莞人去香港旅游。靠着把富裕起来的东莞人带到外面去旅游，他管理的旅行社在10年时间里积累了1500万元的利润。

但东莞人分享工业财富的方式并不是参与制造业产业链。实际上，东莞虽然有“世界工厂”的名号，但本地人从来没有在实体制造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告诉本刊记者：“当初东莞也是想搞工业的，但是被外商抵制了，最开始招商引资有个政策，东莞政府规定，任何一个外资企业要有‘七大员’，工厂的副厂长、计划生育管理员、关税申报员、税收申报员等七个重要岗位，必须安排东莞本地人。东莞当时是希望把本地人培养起来，就有了自己的工业力量，但是外商不干。本地人占据重要岗位，意味着我所有的底牌政府就知道了，所以外资企业的老板们就采用了‘赎买’政策，就是这‘七大员’不用来上班，工资照发。企业花名册上有你，但是你不用来干活。东莞本地人来管了以后老板还不给好脸色，干脆也就不来了，这个政策后来就流产了。所以东莞不是自己不想搞工业，而是没有办法进入。”

( 春节前夕，东莞火车站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工，此刻为返乡的高峰期（摄于2006年） )

东莞直接参与工业产业链的计划流产了。丁力总结东莞经济的特点是外源型经济：“外源型经济有两类经济组成，第一类叫招商引资经济，就是资金人才通过外面引进来，人家来什么你就发展什么。东莞有个做法后来被大家借鉴，就是把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了适当的分类和集聚，比如说做毛衣的在大朗，做家具的在虎门，就这样，形成了所谓的‘专业镇’。”从发展数据上看，招商引资经济是东莞的主体，创造了让人惊叹的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前，东莞的GDP年平均增速高达22%。

但这些直接从工业生产中产生的财富，只有少部分留在东莞。对本地人来说，他们大多倚靠另一种方式来分享工业财富。“第二类叫租赁经济，这是外源经济的另一块。外商投资以后，你会发现本地人没有能力介入进去，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工业生产需要的技术、知识、市场，所以他们主要就靠土地。最开始是卖土地，发现钱来得快，但是资源有限，所以后来就改成租赁。把卖土地的钱拿来在现有的土地上盖标准厂房，把土地和厂房一起出租。这个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这就是租赁经济。有招商引资才有租赁经济，所以，租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叫‘寄生经济’。本地大部分农民基本上还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 厚街国际大酒店现在是镇上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

丁力这样评价东莞经济的两种模式：“招商引资创造东莞的GDP，而租赁经济给东莞创造财富。”本地人以此为分享工业财富的主要方式，并以此开始寻找到了他们在全球化工业化中的角色。

租赁经济

( 东莞长安镇的街边小摊（摄于2010年） )

1992年11月，当李善奴被调任局长，认真思考东莞旅游到底怎么来做时，利用工业革命后的厂房经济而改变的土地面貌，成为他找到的一条旅游路线。“东莞旅游的天然资源有限，1997年香港回归，虎门大桥通车，东莞旅游只有这样一根救命稻草。《林则徐》电影里的那座炮台就在虎门大桥那里。我就说，东莞的旅游不是游山玩水，也没多少历史文化，单靠那座炮台能打多远？但从虎门炮台到遍布村镇的工业厂房，世界上有那么多景点，没有一个地方把一个民族150年的历史浓缩了。1997年旅游年鉴就有我的一篇《吹尽黄沙始见金》，我就说东莞因为改革开放有了现在的模样，整个东莞的旅游就是在介绍改革开放的成果。”

1997年，李善奴上任后主推的一条旅游路线就是“东莞之路”——从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开始，到遍游周边村镇的厂房新貌。当时东莞在基础设施上还是非常简陋，虎门大桥周边连一个厕所都找不到，但新旧对比下东莞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还是让“东莞之路”的旅游非常红火。鸦片战争博物馆过去一天接待2000人次，推出新路线后增加了一倍多。在虎门威远炮台，游人更是摩肩接踵，最多时一天超过一万人次。当时京沪两地记者团在珠江三角洲旅游考察，第一站就是东莞市。记者在报道中如此描述了租赁经济下的东莞新貌：“我们从东莞市区去虎门镇的路上，只见一幢幢新建的色彩亮丽的楼房，和绿色的田野相间。车行一路，我们几乎分不清哪是乡村，哪是城镇。在珠江口东南岸的长安镇，看到市区街道绿化如同花园，而那些住宅小区，清新多彩，城乡风光融为一体。这里九成以上群众住上了新楼房。走在东莞城乡，让人觉得整个东莞市就是一种独特的旅游产品。如今东莞的城乡风采，每年吸引上百万人前来观光。”

租赁厂房是东莞人在缺乏技术资金，进入工业体系又遭遇外资老板抵制的情况下，创造出的一条盘活土地资源的路径。有学者评价：“东莞农民把集体资产（以土地建设厂房）和个人资产（自有宅基地建房）租出去，这是翻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二页，原来土地不只是用来耕种的，土地这个稀缺的资源终于在这一代农民手中被盘活起来。”

随着路网的建设和制造业体量的扩大，东莞的租赁经济从90年代到2008年前，经历了一个高峰期。伴随着平均年经济增长率22%的高速发展，厂房租金也一路走高。东莞金牛皮革集团总经理刘志军这样描述东莞集体厂房出租情况的变化：“2006年我到东莞办厂，在道窖租厂房。当时基本上是厂房还没盖起来，已经有厂家下定金。为了租到一间厂房，我派人在基建工地守了一个半月，‘打败’5个竞争对手，才成功把厂房租下来。当时，工厂老板开玩笑称，在东莞租厂房比考公务员还难。”

租赁经济让当地人富起来。一位东莞当地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学生们大多是本地乡镇村庄的孩子，他们的父辈依靠租赁经济获得了大量财富。“我的一个学生一年春节收了17万元利是，他爷爷就给了他10万元。”对那些更有头脑和能力的当地人来说，租赁经济还给他们打开了一条更大程度上分享工业蛋糕的路径。后来兴建东莞第一家乡镇星级民营酒店的莫志明，就从租赁经济中获得了自己事业的第一桶金，后来一路发展，如今成为东莞莞商会的会长。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莫志明原来在小学教书，因为超生被开除。当时镇上为招商来的企业盖厂房，镇上很多人都搞建筑。莫志明和兄弟两个人也做这个生意，他们做包工头盖厂房，赚了一个亿。”

“租赁经济”的本质还是倚靠土地资源挣钱。东莞的土地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基层权力系统的手中。2006年东莞出了一件大新闻，从中能窥见基层权力系统对当地土地资源的控制权。东莞塘厦镇镇长李为民多次前往澳门赌场赌博，总计输掉9000万元，于是被抓捕审查。李为民在庭上声称自己正在变卖家产，一审宣判前能将欠款全部还清。后查明李为民自1996年兼任塘厦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主抓厂房租赁等事项，掌握着批地拿地的审批权。与其有利益输送的公司也在这段时间成立，主要经营修建厂房和市场。

基层权力资源与经济活动的紧密结合，在后来“租赁经济”升级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莞的酒店业就发源于最初的“租赁经济”，并借助权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结合，拥有低成本的竞争价格，为东莞酒店业第一阶段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酒店业的兴起

如何运用通过简单租赁获得的第一桶金，是当时很多最先富起来的当地人的难题。黎平对本刊记者说：“当地人大多农民出身，学历都不是很高，对高科技的东西是难有感悟的。诺基亚、摩托罗拉曾是行业领先的大公司，都跟不上形势，要东莞的本地老板去做高科技，这样的要求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

既无法跻身实体工业产业链，又没有资金和技术独立发展实业，莫志明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是赚了不少钱，但不知道该放在哪里。那时候有个朋友从大连买来一本香港十大富翁的发家史，我看了后收获很大，发现他们都是做房地产和酒店的。我的钱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干脆拿出来投资酒店了。”

除了商界前辈实在的榜样作用，开酒店也和东莞当地的经济发展史一脉相承。“酒店也是租赁经济，酒店无非就是把厂房变成豪华的宾馆，投入更大了，租金收入也更高了。”丁力对本刊记者说，“随着经济发展，当地人发现工业的租金还是太低，一平方米才10块钱左右。如果在工业用地上建酒店，酒店每天都可以收取价格远远高于厂房的租金。这不是政府的思路，是当地农民的创造。”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工厂”为东莞带来了大量稳定的客流。做广告生意的刘纪刚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考虑是否来东莞发展自己事业时，他先来到东莞的车站考察，发现这里的人流量远远高于当时广州的中山等城镇，车站的人流吞吐量几乎与深圳相当。“在90年代中后期到上一个10年，我们差不多每年有900多万客人在东莞登记过夜。我记得2003至2007年那几年，我们每年都有930多万商务客，相当于三个张家界或者三个海南岛的游客量。”黎平对本刊记者说。

李善奴也在观察这个城市中川流不息的人群。“我那个时候连续半年时间，开车到处去看，研究东莞的客人是从哪里来的。我发现这些来往的人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平时都是商务客来这里谈生意，周末则是周边两小时生活圈的客人。我认识的几位深圳客人就喜欢来旅游局楼上吃饭，因为旅游局这里有个餐厅原来做海鲜很好吃。”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东莞还没有什么像样的酒店。李善奴也记得：“常平镇一个老板娶媳妇，香港来的一个客人没有地方住，晚上吃完饭还是要回香港去。那时候莫志明经常去深圳和香港过来的人谈事，几乎每周都要去新都酒店，这是深圳有名的三家酒店之一。他就有了发现：酒店是个商务交流的场所。”

莫志明于是决定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在家乡寮步镇建一个酒店。当时这个决定甚至没有得到后来大力支持发展酒店业的李善奴的赞同：“当时寮步镇已经有一个酒店，但经营得一塌糊涂，入住率不到50%。那时候有个基本结论，一个地方现有酒店的入住率不到80%，就不能去建新的酒店。”但这个决定得到了寮步镇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各镇招商引资竞争激烈，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住宿地。有好的酒店，自然是招商竞争中的有利筹码。1996年，寮步镇的金凯悦酒店开业。莫志明投资8000万元，寮步镇政府以地皮入股，建起了东莞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乡镇的四星级酒店。

酒店业通常被认为是投资大，回收周期也相对长的行业。但东莞的酒店业却打破了这个规则，其秘诀就在于土地性质。丁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城市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要把各种土地的属性搞清楚，不同性质的土地有不同的价格，生产不同的产品。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税收，对土地财政还没有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国家对土地性质的管理还不严格，也没有明确规定，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商业用地、农业用地属性是有模糊地带的。很多东莞的酒店最开始都是建在工业用地上，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土地价值差异约有10倍，很多早期建设酒店的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镇政府为酒店建设在土地上大开方便之门，到底能给本地经营酒店业的企业家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起点，或许用一年后东莞市内的银城酒店做对比能窥知一二。1997年，就在寮步镇金凯悦建成一年后，东莞市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银城酒店建成。酒店位于东莞市区内，由建设银行投资，花了8个亿。虽然两个酒店在规模、星级、地段上都有差别，但其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点上，却相差10倍的投资成本，仍然能从侧面看出东莞酒店土地资源上的奥秘。

寮步镇的金凯悦酒店建成后，开启了东莞酒店业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期。李善奴记得：“那个时候酒店的房价为每天400到600多元，而且入住率很高。200多个房间，天天爆满，这家酒店两三年就回本了。”对当地镇政府来说，它们以土地支持酒店建设的决策也得到了回报。寮步镇是东莞韩国企业最集中的城镇。当时韩国著名企业南亚电子在是否落户寮步镇的投资上洽谈很久，韩方一直犹豫不决。后来金凯悦建成后，地方政府安排南亚电子的大老板入住酒店。当韩国投资者得知，寮步镇不仅修建了这家四星级酒店，还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后，最终确定了将企业落户寮步。

李善奴对本刊记者说：“东莞市政府对建酒店从来没有半点优惠，倒是后来商务部和旅游部联合评比五钻餐厅，获奖者奖励50万元。但东莞评上五星级的酒店，政府从来没有任何奖励。”虽然毫无政策优势，但受益于极端便宜的土地资源与基层权力资源的结合，东莞的高星级酒店在各个镇如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而且创造出一度为全国酒店业关注的“东莞价格”：它的房价比广州的高星级房价便宜近一半，其相对低廉的进入成本是一个重要原因。

色情业的兴起

当本地人找到一个升级“租赁经济”，更大程度分享工业财富的行业时，那些身无长物、仅仅跟随着机器轰鸣声的召唤就来到这片土地淘金的人，早就在用另一种方式分享工业剩余。色情业在珠三角的历史几乎与工业革命进入这里的起点一样，远早于现代酒店业在东莞的历史。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打工女孩转变入行的。做出这样的职业选择，是一个千头万绪的社会问题。

作为第一批招商引资而来的台湾商人，刘硕从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珠三角。他告诉本刊记者，工厂能够提供给员工的精神生活实在有限，随着经济发展，城市面貌的改变，外面世界的丰富和工厂生活的枯燥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反差。“我们在宿舍楼里设有安装了电视机的房间，还有阅览室，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是按照我们提供的东西去享用的。他们下了班多半会流连于工厂附近的网吧。”另一位台湾老板则看到了这些离开家乡、孤身漂泊在外的年轻人是多么需要来自异性的关心。“可能只是对这个女孩子稍微好一点，她就会把自己的心和身体完全交付给这个男生了。但是这种情感关系非常短暂。”制造业老板们普遍觉得，独生子女的一代不能吃苦了，尤其是“90后”，即使来自农村，来工厂做工时也很挑剔。“不愿意加班，对食堂里的伙食也挑挑拣拣。他们经常来到这里一个月都待不到就走人了，不在乎是否拿到工资。反正从农村来到城市，工厂管吃管喝，又急需工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临时歇脚的地方。”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年轻人最容易禁不住诱惑，最终选择那种赚钱轻松的灰色职业。

远离家乡孤独的生活状态，流水线封闭单调的生活，读书不多，缺乏情感慰藉和精神指引的内心，年纪尚轻就要面对花花世界各种诱惑和选择的软弱……种种原因让她们选择离开工厂。这样的选择与是否有酒店无关，而与机器转动时流淌出的财富同步。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东莞的出租司机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城市的色情业还因陋就简，集中在发廊、街边。酒店、桑拿、KTV是随着经济慢慢发展起来，色情业寻找到的新的场所而已。

只要有机器转动的地方，色情业都像燎原的野草般莽撞地生长。李善奴对本刊记者回忆，早在1989年，他去邻近东莞的另一个制造名城买瓷砖，有女孩子来敲房门。“说在大堂里看我们穿皮衣，就已经注意上我们了。我对她说，不怕扫黄吗？她说不怕，‘鸡头’就住在隔壁市委招待所，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我们打发她走，结果她说：‘既然今晚没生意了，借你的房间洗个澡吧！’然后就赖在卫生间里不出来。最后给了她200块钱，她才离开。”还有一次他去这个城市开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堂里面就有四个女孩子跟着我去上面房间，用手撑着电梯门硬要进来。第二天我和酒店经理喝茶，向她反映这个事情。她就说没办法啊，人家说是来这里等朋友的。我就说，我以后再也不敢来你这里住了。以后回去报销你这个酒店的单子，你这里都是女孩子，我领导看到这个发票就会觉得我来这里嫖娼。”

从管理者的角度，李善奴觉得色情业进入酒店，不仅是社会道德问题，也会影响酒店行业的发展——酒店的名声不好，从长远看会影响客源。“2002年，我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东莞酒店热的冷思考》，我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是酒店业的可持续发展。当时东莞有一家宾馆设了夜总会，被香港媒体批判是‘亚洲最大的夜总会’，有四班女孩子。”这个酒店的老板拥有三家酒店，是东莞的知名企业家。后来他告诉李善奴，自己最新建设的那家五星级酒店“一定不设桑拿”。“我在文章中就写道：‘可喜的是，有些酒店开始注意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对酒店发展情色服务业的一个批判。”

2003年，珠海出了日本旅游团集体买春事件后，东莞的一个政法委副书记曾对李善奴提出“不要建设那么多高星级酒店了”的要求。“然后我就问，是高星级酒店出事多，还是那些街上的色情业出事多？高星级酒店投资大，回收慢，它做起来相对有顾忌和限制，不可能招摇撞骗。而且我在职时候，对五星级酒店是管得很紧的。我告诉那位政法委副书记，东莞绝对不可能出现珠海事件。我主要抓两点：首先，不准小姐在大堂里成群结队。这件事我和当地一位很有名的酒店集团老总很严肃地谈过，让他在设计酒店的时候把桑拿和大堂分开；另外就是坚决管住总机，不要到处打电话骚扰客人，更不准去酒店敲房门。我作为管理者只能这样，不能每个门口让警察站岗。”

城市之罪

1998年，当李善奴出任东莞旅游局局长，并在推出展示改革开放成果的“东莞之路”后，他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东莞还有什么资源可以吸引人们来这个城市？他请中山大学教授保继刚来帮东莞做一个旅游总体规划。保继刚对他说，这个旅游规划很难做，因为没有抓手。但保继刚提到的一个现象却引起了李善奴的注意。“他说东莞的酒店太多了！总共有23家三星级以上酒店，比西北五省除了西安之外总和还要多。我对这个观点印象非常深刻。”

李善奴说，1998年他还写过一个内参《东莞酒店业发展初探》。“我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东莞的酒店够了，民营资本不要投资酒店，要投资景点。我当时作为旅游局局长，还没有认识到酒店的作用。我想的是引导民营资本去开发旅游景点威远岛，那里有个火力发电厂，几个烟囱污染很厉害。我的设想是如果民营资本不够，我们可以做一个股份公司，共同开发东莞的旅游资源。”

但民营资本并没有听从政府的判断和引导。在制造业年增速22%的强大经济引擎拉动下带来的稳定客源，以及低廉土地成本造就的高利润空间，从1996到2002年，东莞酒店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莫志明又在凤岗镇修建了一家五星级金凯悦酒店。李善奴后来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在另一篇文章《从东莞的饭店发展看政府的服务和管理》中写道：“政府的红头文件根本控制不了民间资本追逐利润的滚滚洪流。东莞为什么那么多酒店呢？这就是一个地方城市化过程的必然产物。”

从1996到2006年的10年间，东莞的星级酒店已经从16家发展到96家。其中五星级酒店从1家发展到16家，四星级酒店25家，三星级酒店30家。入住率也从10年前的50.3%提高到65.2%。2006年全国一共有250家五星级酒店，东莞的16家占到全国的5%。

酒店业的兴盛，为色情业提供了一个比草莽时期的发廊、街边更高级的场所。两者的结合，在当地人和观察者看来是一个自然的趋势。丁力告诉本刊记者：“东莞的色情业不是因为酒店发达而产生的，而是这些酒店为色情业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场所。全国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多高星级的酒店，所以也就没有那么成规模的色情业。”

台湾人刘硕（化名）对东莞的色情业发达印象深刻。他1987年来到大陆，将自己的制鞋工厂设在当时较为偏僻的佛山市南海区。他经常有机会在一些展会活动中去东莞和同行交流。“进到酒店后，晚上服务员会打电话到你房间问你要不要桑拿技师，小姐也会自己打电话进来，而且她们还是点着你的姓来称呼。如果和广州的星级酒店比较，那里卡拉OK和桑拿基本是没有的，有也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东莞，你看到这些娱乐场所比它的客房要气派和堂皇，那才是它的主力。”

一位当地酒店的经营者就将这种既光明正大又坦诚相待的“莞式一条龙”经营归因于东莞人的特性。他告诉本刊记者：“东莞人都是农民出身，这个地方的人很务实，无论什么行业，都不会欺客。正是这种标准化、模拟一种正当行业、明码实价的规范经营来减轻客人的‘犯罪感’。客人会觉得，他就是在消费一件普通商品，如果有需要，不用顾忌什么，就可以随时来购买。”

这位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模拟正当行业明码实价是东莞色情业的“成功秘诀”，招徕了大量客源。大约2004年的时候，要想做小姐都是需要交押金的，因为太多人想做了，供大于求。“有一天，在我那里看管仓库的女孩就对我说，她不做了，打算去当小姐。”黎平回忆说，“我记得女孩的妈妈还是个老师。我就问她为什么要选择那行？她说她如果嫁的人不好，不是更亏了，还不如对自己好一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位四星级酒店的工作人员也回忆，经常有女孩过来前台打听是否需要技师。“她们说起这个词很大方，一点也不羞怯，我觉得她们之前一定有做过了。对于她们，这就是个很正常的职业。”她对本刊记者说。

就像当初政府的红头文件无法阻挡当地投资酒店的热潮一样，政府运动式的扫黄无法阻挡人们追逐资金的狂热。当色情业在工业蛋糕的刺激下，越来越兴盛时，酒店的经营者与色情业的经营者用外包的方式来撇清责任。相当一部分酒店都将桑拿部、KTV外包出去，酒店既可以从娱乐服务中收取固定的租金，又不用操心这个特殊场所的经营，还可以建立与色情业的防火墙。但承包者用什么样的经营手法，却更加难以控制。

酒店业的竞争

早在2002年，李善奴说他就感觉到东莞酒店的数量太多了。“虎门有两家五星级酒店，相隔不到一公里，两边在竞相降价招揽客源。我开车去看，觉得十分心痛。价格战好比一把双刃剑，搞不好在打败别人的时候也砍伤了自己。因为就东莞酒店的经营模式而言，它的产品成本都是很直接的，没有明显的高附加值，也没有规模经营带来的利润效益，降价空间实在不大。”

但类似的重复建设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大约在2001年，那是我当局长期间，唯一一次参加政府的联席会议。会议的内容，是要讨论到底要不要建设一个东莞国际会展中心。在我之前，发言的所有人都说‘要建’，偏偏我就要反对。我站起来发言时就说，我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最清楚。你们算算，距离那里2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多少个酒店？像银城酒店、宏远酒店、华侨大酒店、西湖大酒店，还有索菲特御景湾酒店。这些酒店这样密集，已经有会议接待的能力了，还需要专门建设一个会展中心么？全场只有一个东城区的区委书记欣赏我的观点，因为索菲特就在东城区，当时即将开业。”李善奴回忆说。会展中心最终还是建起来了。

但东莞酒店业生根于“租赁经济”。当地制造业带来的庞大客源和掌握在基层政权手中的低廉的土地成本，既是酒店业的先天优势，也是它天生的不足。东莞酒店不善于去主动争取客源，与同星级的同行相比，有价格优势，在服务上却被同行批评。香港博菲特酒店管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张毅告诉本刊记者，他之前在国际连锁品牌的酒店做过高管，现在则在为国内引入新西兰Distinction酒店品牌，包括与之相伴的新西兰毛利人文化。以他的眼光来打量曾经住过的东莞酒店，就会觉得“它们普遍缺少一种酒店内涵，因为酒店不单纯只是吃和住的地方。东莞的民营酒店因为本地企业家并没有太多酒店管理专业的知识，软件和硬件就难以配套”。这些问题在制造业欣欣向荣、商务客源稳定时尚可掩盖，但一旦实体经济受挫，东莞酒店业就容易陷入客源不振的窘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导致外源性经济为主的东莞订单减少，出口骤减。海关总署官方网站数据显示，当年进出口总值、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和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分别同比下滑20.7、20.8和9.2个百分点。以当年鞋业出口为例，东莞对美国出口3.3亿双，同比下降12.1%；对欧盟出口5403万双，下降2.8%；对日本出口3574万双，下降11%。而这三者合计占鞋业出口总量的84.3%。那一年东莞新增的外资项目减少，企业非正常关闭的现象有所增加。制造业受到打击，直接影响了来东莞的商旅客源，进而影响到酒店的经营。根据东莞市旅游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以来，东莞酒店整体经营指标增长就开始放缓。2008年6月到10月，各家酒店的入住率出现下降，营业收入均比2007年同期减少10%～20%。而每年广交会给东莞带来的大量客源，在那一年也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于是，并没有太多招徕外地客源经验的东莞酒店，必须想办法来寻找新的客源。有的酒店是引入了国际连锁酒店的方式，比如厚街的喜来登，利用这些国际知名连锁集团的客源系统。而一些主业竞争乏力的酒店，则求助于日益壮大的色情业招揽客源。那位东莞四星级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她的酒店，桑拿部的收入能占整体收入的一半。

她们的生活

即便在特殊时期，能在一家酒店的收入中占据如此重要的比重，桑拿部仍然是一个非常隐秘隔绝的部门。大部分酒店桑拿部的楼层，需要工作人员刷特殊的磁卡才能进入。

陈薇（化名）曾是东莞当地一家四星级酒店的管理层人员。她告诉本刊记者，她所在的酒店就有一个提供色情服务的桑拿部。“它虽然是酒店的一个部门，但是那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都没有交往。来工作的小姐每天大概五六点钟来上班，一直到凌晨3点下班，走的既不是酒店正门，也不是员工通道，而是专有一个门出入。”作为管理人员，她要和桑拿部的经理一起列席每天的工作例会。“但他们在会上汇报的情况听不出什么不同，讲的是卫生或者其他正规的按摩服务方面的问题。那边客人投诉，是不需要大堂副理来出面的，桑拿部的经理就在内部解决了。”

陈薇的老家是江西农村。“家里人给我介绍对象，和人家说我是在东莞酒店里工作，别人都会有偏见。每次说对象都不能成功。”实际上，酒店里的一般工作人员和桑拿部的人员是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小姐是另外的途径招进来的，与酒店的女员工没有往来。“桑拿部有许多人，属于正规部分的，像负责排房间的前台、催钟的服务生，及收银员，水池边有服务员、搓澡工、正规按摩师傅等等。和特殊服务相关的则是相当于销售的订房经理、掌握小姐资源的妈咪、一个培训小姐的人、化妆师，还有那些女孩子们。这些人无论编内编外也要在一起开大会。”陈薇说，“房间的客人如果打电话到前台，问有没有‘技师’，我们就会让桑拿部直接和他们来对接。”

陈薇说，唯一一次她需要到桑拿部那边，是因为来了几位外国客人。“那边的小姐和工作人员统统不会英语。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多长时间多少钱之类的，我就过去做翻译。”也是那次，她看到了那些女孩们的状态。“有一个房间里面有电视，不用出台的小姐就在那里等候。她们在吃零食、聊天，或者绣十字绣。她们几乎都是20多岁的年龄，如果有谁要换衣服，也当着其他人的面，一点也不避讳。我很好奇，她们吃饭通常不规律，晚上要吃夜宵，会随时叫人打包回来，她们是怎么保持良好的身材呢？她们看上去既不快乐，也不难过，只是麻木。”

陈薇说，她在一次和朋友去KTV唱歌时候认识了婷婷（化名）。她还记得在包厢昏暗的灯光下，婷婷化了很浓的妆——那是KTV里专门的化妆师统一化的，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有些大同小异。一排女生进来和他们这群过来玩的男男女女鞠躬问好，大家都穿着工作服，其中就有婷婷。因为两人年龄都是28岁，陈薇又经常来这家KTV，她和婷婷渐渐熟悉。“第一次去她家，那是她和另外几个也是做这行的姐妹合租的。她拉开门，我吃了一惊，穿着睡衣的清纯样子真是和她浓妆艳抹时判若两人。”陈薇说，“在一起聊天，我们就谈谈电视剧或者好吃的东西。她们都是四川人，做菜特别好吃。我提到想吃什么，家里要是有食材，她们姐妹就跑去厨房弄了。”但其实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很有限。“她和我提到过，她挣了钱会去外面养‘小白脸’。就是在一些酒吧里，有那种面孔很漂亮的男生，手上系着丝带。花钱可以请他们喝酒聊天，也可以养着他们来做男朋友。她见我很吃惊又不能接受的样子，就没有再往下说了。”后来陈薇才知道，这种现象在女孩们中很常见。“因为没有男生愿意去接受这样‘大方’的女孩子。她们或者去找那些开网吧的男生，那些人自己也不务正业，成天在里面打游戏。我只是想不通，她们辛苦挣的钱，为什么又要花在那些‘烂仔’的身上？”

在陈薇看来，这些女孩们平时的生活实在无聊。“在桑拿部工作，不去上班是要扣钱的，可是KTV就不用。她们一个月也就上10天左右的班，剩下的时间就待在家里，天天打麻将。大概是她们整日陪客人喝酒的缘故，酒量个个都很大，她们的家里堆着红酒、白酒和啤酒，好像一天不喝酒就会死。”婷婷一度和陈薇商量，想要“从良”，去陈薇的酒店找一份正经工作。“我给她两天的时间思考，她很坚定，就是不想做原来那行了，我就把她安排在餐厅。结果，做了不到一星期，她就说要走了。工作看着简单，可也有一些东西要背，比较繁琐，她连个菜品的名称都不愿意去记。她对我说，整天需要站着实在太辛苦了。想想也是，餐厅一个月2000多块钱，她们几天就挣到了。当初下决心做了这行的女生，往往再做别的就嫌累，不甘心了。”

在东莞市中心最好的位置，已经有更大、更豪华的酒店又建立起来，成为东莞市新的地标，也成为这座城市在经历金融风暴后，实体经济并没有遭遇毁灭性打击的信心标志。2013年，东莞市在前一年GDP增速广东全省垫底后，突然增加到了12%。这个城市可能正在渡过低迷。黎平也在3年前接手了东莞最早的五星级酒店银城，将它作为自己成功经营餐饮业几十年后的新挑战。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是第一代的酒店管理者，都是自己摸索着来建设酒店的。我们积累了财富后，有能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就好像我的女儿，现在就在新加坡学习酒店管理。下一步，他们学成归来，就会把世界最先进的酒店管理理念应用到这里。上一代做不到的事情下一代可以做到，而且是我们自己的第二代。这我是非常乐观的。”

酒店业在度过这个恶性竞争期后，会在优胜劣汰中走向新一轮升级。但对同样身处漩涡中的从事色情业年轻人来说，他们却很难有可以在危机中谈论的未来。在东莞的几天，本刊记者试着联系了几位从业者，或者关机，或者男生的电话已经换由女生接，女生的电话则变成了男生接听，或者低沉地告诉我们：“我不是你要找的人。”（文 / 陈晓 记者 丘濂 付晓英） 色情东莞断代史酒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