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阿拉德:不安分的设计
作者:钟和晏(文 / 钟和晏)
( “即使是奇数球”(2008年) )
朗·阿拉德(Ron Arad)多年不变的形象标志是一顶宽边的毛毡帽,当然,作为以“别出心裁的设计”获得世界名声的设计师,他不会戴一顶随处可见的普通帽子。他的帽子有点古怪,帽顶是圆穹形的,帽檐儿很宽,向上翻起时会出现一道不对称的弧线,好像勃鲁盖尔的农夫。
出现在香港会展中心三楼演讲厅的阿拉德意料之中地戴着一顶灰褐色毡帽,宽大的帽檐儿在脸上投下浓黑的阴影,基本上看不见他的眼睛。对于为什么几十年来总是戴这种毡帽,他有过解释:“简单说,有些人有头发,有些人有帽子。我希望我属于第一组,事实是我属于第二组,所以这是我的帽子。Alessi制造过2000个这种款式的帽子,我有次去米兰时装展看到有人戴着它,真是很奇怪的感觉。”
阿拉德用“What if”的标题开始他的演讲,他的所有设计几乎都能归纳在“如果……会如何”之下。这是他在伦敦工作室用十来分钟涂鸦出来的,几十个彩色图案加上旁边异常潦草的说明字迹挤在一张PPT图片上,既混乱又吸引人。如果一把椅子只有表皮没有骨架会如何?如果一盏水晶吊灯可以接收和显示短信会如何?如果我们做一辆没有轮子的自行车?如果美国地图是一个书架呢?
“我的注意力持续时间非常短,我喜欢做新的东西。我说过厌倦是创造力之母,现在我改变一下说法,好奇心是创造力之母。”阿拉德说。
他平生第一件设计品来自“如果我们把旧汽车椅变成室内家具会如何?”受这一如果的驱使,1981年某天他来到一处废弃汽车场,许多真皮椅子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他选择了英国路虎2000的座椅,有宽大的尺寸、舒适的头靠、坚实的后背和对称的形式。他为这些旧皮椅焊上坚固的钢管支架底座,两根半圆形的钢管充当把手,让微微后倾的旧椅子具有了一种宝座般的气势。钢管也是回收材料,用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脚手架管锯成的,散发出陈旧的黝黑光泽。
( “拇指纹椅”(2007年 )
“路虎椅”最早的购买者之一是法国时装设计师让·保罗·戈蒂埃,他先后买走了6把。那时候戈蒂埃还籍籍无名,还没有设计出那件麦当娜的尖锥形胸衣,不过已经开始将循环再造的概念用于时装设计,比如把汽车椅套变成服饰,易拉罐做成手镯等等,难怪他会迷上同样概念的椅子。这把椅子开创了阿拉德的职业生涯,尤其受男性顾客的青睐,一直畅销不衰。制造了几百个回收“路虎椅”之后,他决定停下来。他说:“我那时候想,我这辈子不该变成卖路虎汽车椅的商人。”
将英国日渐衰落的汽车工业符号和自己动手的DIY结构结合在一起,“路虎椅”立即成为一个朋克图标,尽管阿拉德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它与当时弥漫的反传统文化氛围之间的联系。然后是1983年的“混凝土音响”,混凝土浇筑成的播放器、扬声器和一对音箱像是直接从建筑工地里挖出来的,故意残损的水泥缺口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钢架,水泥唱盘上有一圈圈清晰美丽的螺纹。这件作品既粗糙又丰富,又一次被认为体现了朋克美学。
( 以色列霍隆国家设计博物馆 )
阿拉德本人却否认朋克设计的标签:“人们讨论朋克美学,其实我一点也不愤怒,我只是不喜欢常规而已。我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不安分的家具》,到现在我仍然是不安分的。”
他在伦敦居住近40年,还是伦敦的异乡人。阿拉德1951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1973年入伦敦AA建筑联盟学院学习建筑,他的导师是彼得·库克和伯纳德·屈米,毕业后进入一家建筑事务所,很快发现像他这样自我中心的人无法为别人工作。有天午餐后,他没有再回公司办公室。1981年,他和合作伙伴在伦敦考文特花园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
( 宽边毛毡帽是朗·阿拉德 )
虽然中止了“路虎椅”的制造,他继续锤打和焊接各种金属,把它们变成笨重的宝座,或者说家具雕塑。像1986年的“好脾气的椅子”(Well-Tempered Chair),回应了“如果一把椅子只有表皮没有骨架会如何”的问题,它的“好脾气”来自一种无记忆的钢Tempered Steel。扶手椅具有常见的装软垫沙发的外形,四块柔软的回火钢板被卷曲,再用铆钉固定,分别构成椅面、靠背和两侧扶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上下弹动的回火钢板弯曲成空心的弧面后,看起来颤颤巍巍的,让人不敢坐到上面去。不过阿拉德一再向你保证,“我在上面坐过,感觉就像一把舒适的扶手椅”。
这种对回收材料的创意加工并非出于超前的环保意识,更多是迫于无奈。作为刚离开学院的年轻人,没有公司会去量产他的设计,而且伦敦不同于米兰,缺乏轻工业制造的基础。所以,他只能发明自己的职业,用现成的材料和杜尚的方式做自己能做的东西。他的作品通常来自直觉,从制作过程中诞生出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限量版家具创造了一个在艺术和设计之间难以归类的品种,不那么实用,也不见得是艺术品,他用他的方式越过了传统的边界。
( “路虎椅”(1981年) )
做完“好脾气的椅子”还剩下不少回火钢板,刚好他在伦敦搬进了新公寓。他把一整条长钢板随意弯曲成多个S形,中间插几个钢片当作挡板,固定成一个五层的墙上书架。出现在画廊里的这件作品更长,也更“神采飞扬”地向上盘旋。后来,意大利Kartell公司看中这一实验性项目,用FPE塑料和多种色彩转化为量产的“书虫”壁挂式书架,一个灵活承受书的重量的螺旋形,给予使用者在安装时自己参与到设计过程中的快乐。
Kartell原本以为这件奇怪的书架最多能讨媒体喜欢,并没有对市场销售抱多大期望,但它居然持续多年是Kartell最畅销的产品,创下一年卖出1000公里长度的纪录。阿拉德也是第一次从他的量产设计中获得成就感,他从位于伦敦西北部乔克农场路上的工作室一路回贝尔塞兹公园附近的家时,曾经从7个家庭的窗口中看到了“书虫”。
( “保镖”(2007年) )
几年前,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现代艺术馆等曾经举办阿拉德个人作品回顾展,展出他30多年设计生涯中超过200件作品,其中分为三个部分:只在画廊出售的限量版设计,被Kartell、Vitra这样的公司大量生产的家具以及建筑。回顾展被命名为“无规则”,代表他的个人性格,不屈从于艺术、设计、建筑之间的学科划分。但是“无规则”不意味着“反规则”——“我不反对任何东西,我赞成一切。‘反’比‘无’更加负面,如果你得到一个否定的答复会感到沮丧,但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方式,就会很高兴,我是那个高兴的人。”
展览上从废弃汽车场找来的“路虎椅”已经由完美无瑕的铬金属制作,散发出纯粹的光泽,还有华丽的Void摇椅,用虎纹丙烯酸或镀漆铝制作。阿拉德作品曾有过的前卫性被过于修饰的风格主义所代替,这大概也不能说是他的过错。21世纪头10年,画廊迫不及待地生产一些金光闪闪的限量作品,满足在经济泡沫支撑下的收藏家需求。这些设计艺术品常常是为了昂贵而昂贵,仅仅是材料而不是想象力的升级。2007年,阿拉德的D沙发在纽约的拍卖价格是40.9万美元。两年后,他的Void椅和Big Easy椅在伦敦估价分别落到10万英镑和5万英镑,但是没有卖出去。
( “保镖”(2007年) )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设计师,阿拉德不太复杂的哲学只是“做出有趣的、令人惊叹的项目”。他喜欢生锈的、反射的、曲线的、多圈、看起来失去平衡、摇摇欲坠的东西,及出人意料的材料和使用方式。他一直是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最早采用者之一,用3D打印的快速原型制造方法制作水果碗,或者将手机短信结合在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上等等,但经常在取得一些实质成果之前就放弃了它们。10年前,他向LG公司提出了一个触摸屏平板电脑的想法:“它和iPad很相似,但当时他们不知道我在谈论什么。”
如果做一张弧形台面的乒乓桌会如何?他为工作室设计了一张自己的乒乓球台,球桌不是平整的长方形,而是两端向中间下沉的弧面,它会降低打球的速度,扣球抽杀时乒乓球会向上弹起。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的是《乒乓》的豪华版,由黄铜和不锈钢制作,银光锃亮的球桌两端略宽中间纤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构成漂亮的弧形。开幕式那天,英国著名雕塑家安东尼·卡洛(Anthony Caro)爵士笑容满面地对阿拉德说:“这真是件了不起的雕塑,我们还可以在上面打乒乓球!”
( “好脾气的椅子”(1986年) )
用一种东西玩出另外一种东西,这给阿拉德的作品带去一种幽默和古怪的感觉。他对世界自有他的独特看法,否则,还有谁能从美国地图中看到一个书架呢?他为这件作品配上俄克拉荷马州的民歌《农夫和牧场主》,一个男声欢快地唱着:“哦,农夫和牧场主人应该成为朋友。他们一个喜欢推犁,一个喜欢赶牛,没有理由不成为好朋友。”在纽约现代艺术馆展出这件美国地图书架时,艺术馆提出禁止播放《农夫和牧场主》,觉得这是对美国人的大不敬。
把国家地图变成书架是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想法,他之后收到制作“中国地图”书架的委托。“美国地图”是钉在墙上的,这一次他让“公鸡”以金鸡独立的姿态自身站立着,只要找到合适的支撑点。“中国地图”原本计划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但是最终未通过审查,因为他的“中国地图”缺了香港。
( “MT摇椅”(2005年) )
伦敦北部卡姆登的圆屋剧场始建于1846年,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蒸汽发动机维修棚转变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前卫艺术表演场地,包括吉米·亨德里克斯、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彼得·布鲁克等都曾出现在那里。如今,作为历史遗产建筑的圆屋剧场把现场音乐会、戏剧、舞蹈、马戏表演、装置和新媒体等置于同一屋顶下。
从2011年8月起,阿拉德在圆屋中策划了一件大型艺术装置“谢幕”(Curtain Call),5600根白色单晶硅棒从圆形轨道悬挂下来,形成一个8米高、直径18米的圆形幕墙。360度的回旋幕墙充当屏幕,上面投射由阿拉德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家朋友创作的动画和影片,如在雷雨中腐烂的百合花、弹奏像双层巴士大小的钢琴键的手,或者只穿着沉重靴子的裸体巨人。观众也可以带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把他们的创作投射在“谢幕”上。因为硅棒是半透明的,你可以从圆幕的内外两侧看到影像,而且因为硅棒的柔韧性,屏幕会处于一种永久的振荡状态。
( “Voido椅”(2006年) )
某个午餐时间从建筑工作室不辞而别30年多年之后,这位伦敦AA建筑联盟学院的毕业生终于完成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大型建筑作品——位于霍隆的以色列第一个国家设计博物馆。霍隆是特拉维夫以南几英里的一座城市,当地政府以大概1100万英镑的总预算委托阿拉德事务所做建筑设计,期望博物馆成为以色列新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促进以色列建筑和设计的发展。
霍隆设计博物馆占据了3700平方米的半矩形地块,北边宽阔的广场充当介绍性的公共空间和博物馆的入口路线。从概念图上看,整个博物馆由两个高低错落的混凝土长方形体块组成,两者之间被一个像莫比乌斯带一样的环状通道连接在一起。再往外延伸,六条色彩鲜艳的钢带结构包裹了博物馆的大部分,就像绸带舞一样,在波浪起伏中自我延展,有时合并,有时分开,有时定义或者封闭出一个空间。从外面你看到的是紧密交织的钢带,一旦进入旋转的漩涡中,你会发现自己处在受保护的内部庭院中。钢条不会完全遮挡游客的视线,并充当可视化的路线指引。
(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的“无规则”回顾展(2009年) )
强调动态的、曲线形的外部包裹和高效的盒状内部空间之间的张力,这是整个博物馆的设计原则。
就像包裹礼品盒的缎带一样,彩色钢带构成强烈的视觉语言符号。但它不仅仅是漂亮的装饰,而是充当建筑的脊柱,从结构上支撑起大部分建筑,使得整个博物馆不需要一根柱子。在它与周围的关系中,钢带呈现出支配的姿态,条带的横向性加上耐候钢的色彩之后会发生变化,两者都是与沙漠条纹相呼应。这些钢带在意大利北部生产,然后运到以色列装配,总长度超过了1公里。
( 阿拉德作品之“美国地图书架” )
两个高低错落的长方形体块是博物馆的主要展览空间,其中500平方米的主画廊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阳光通过天花板上的水泥叶片照射进来,同时装有分层的条状反射灯。更加私密的200平方米画廊是封闭的黑盒子,连接两者的环带空间还额外提供了两个迷你画廊。
霍隆设计博物馆之前,阿拉德完成过比利时列日(Liege)的“媒体城”(Médiacité),其中容纳了比利时国家电视台及大型购物商场。列日过去是比利时钢铁工业的重地,欧洲后工业时代日渐萎靡。当地政府在西班牙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高铁火车站和这座“媒体城”购物中心上,寄托了复兴城市的希望。
“媒体城”建筑主体是一个复杂的钢结构屋顶,一端是翻新的旧市场中心,另一端是比利时国家电视中心。总长350米的钢结构肋架波动起伏地穿过整个购物中心,在交通流线空间的上端蜿蜒向前,决定了下面的商场体量。穿梭的钢肋具有自由的跨度,从最窄30厘米到最宽1.2米,互相编织出一个个变形的网格,就像建筑的脊椎一样。到了顶端,屋顶钢架沿着具有新艺术风格的曲线向下弯曲,变成建筑的外立面。
如果从空中俯视,这个钢结构具有火龙般气势,透明轻质的ETFE塑料膜覆盖在复杂的3D形式上,让阳光照射进购物中心。不过,复杂花哨的结构、大量的曲线以及红色和浅蓝色覆膜,让这座建筑显得过于喧嚣,尤其它的背景是一个人口只有20万的安静小城市。
迄今为止,阿拉德最具科幻色彩的设计作品是瑞士雪山之巅的旋转全景餐厅“冰川3000”,位于法国和瑞士阿尔卑斯山边界的莱迪亚布勒雷(Les Diablerets),离它最近的是施塔德小镇。“冰川3000”顾名思义是在海拔3000米处,扁扁的、椭圆形的餐厅拖着一道自动扶梯,看起来像条长尾巴的虫子趴在山顶上,依靠底部的轴承装置做360度旋转。在“冰川3000”顶峰,现在已经有马里奥·博塔设计的滑雪缆车站和机房,与缆车站连接的自动扶梯把游客从车站送入餐厅。然后餐厅开始旋转,四周阿尔卑斯山雪景一览无余。
如果说3000米高处的建造有挑战性,似乎有点轻描淡写,出于戏剧化的地形、极端的天气条件和有限的空间,这个旋转体采用一系列预制轻量组件复合材料,由直升机运输到现场组装,马里奥·博塔的缆车站用的也是同样的技术原理。
英国赛车巨头伯尼·埃克莱斯顿(Berni Ecclestone)曾以38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冰川3000”滑雪场,但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出于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目的,这座旋转餐厅原本是施华洛世奇、一级方程式赛管理公司和红牛极限运动部的一个合作项目,总造价在2000万欧元左右,也就是一艘豪华游艇的价格,从2007年以来项目却一直停滞不前。埃克莱斯顿说:“我不在乎它的造价是多少,我只关心谁为它付钱。”
阿拉德播放了一段电脑制作的“冰川3000”旋转餐厅影片,阿尔卑斯雪山的壮丽景色中,像是来自外星球的餐厅在山巅孤独地旋转着,配上奇幻的音乐,几乎是邦德电影中的一个片段。阿拉德自己一边看着影片,一边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要先建造实物,再拍摄影像,现在整个过程是反向的,即使是不存在的东西,你也可以为它制作一部影像。所以它没建造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已经有影片了。” 设计博物馆设计不安分阿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