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轻女村官连任：争议中的下一个三年

（文 / 贾子建）

( 被称为“最年轻女村官”的高杰村村委会主任白一彤 )

连任

过了正月初六，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就陆续离开了村子，高杰村又逐渐恢复到由老人、妇女和留守务农的中年人构成的生活常态。这是个典型的黄土高原上的村庄，从清涧县城向东要走上大约一小时的盘山路才能到达。相比于沿途沟壑间那些散落于半山腰、由若干窑洞组成的小村庄，高杰村有无定河从村中穿过，这条河再向东十几公里就会汇入黄河，再加上相对平坦的谷地地形，使得高杰村能够会聚成为300多户、1000多人的全镇第一大村。“高杰村镇下辖42个村，高杰村就占了总人口的1/10。”高杰村镇前任镇长郝世雄对本刊记者说。

过完年就安静下来的村庄从正月十三又开始热闹，村委会门口摆着一张木桌，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位记账收钱，一位忙着裁纸折东西，周围还簇拥着十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唠着家常，都面带喜色。“正月十五村里闹灯会、扭秧歌，大伙自发集资，每人出两块钱。折的‘吊子’是十五挂在每家门头上的，就像春节贴春联，大家集体折、集体染色，然后带回家去挂上。”白福旺是这次正月十五灯会的筹备负责人，他告诉本刊记者，灯会是村子的老传统，也是村民最看重的集体活动之一。“闹元宵就是全村一起热闹一下的事，只是这两年冷清了，今年我挑头重新办起来。”冷清的原因被白福旺归咎到了村委会主任白一彤的身上：“她和她爸爸什么事都拿钱来砸，以前灯会扭秧歌都是自己出钱出力凑热闹，会散了就各自回家吃饭，现在倒成了不出钱就请不动，人家拿他们当冤大头，本来自娱自乐的活动因为钱也变味了。”然而，村委会不插手白福旺也不满意：“从年前选举结束到现在，白一彤一次都没回过村里，毕竟是村里这么重要的活动，怎么也该来支持一下。”第二天，白一彤的父亲白延林专程从榆林市开车到村里，只是为了送灯会时燃放的鞭炮，这些鞭炮价值上万块。“他是记者，陕K88888的车牌县里都认识，拉鞭炮也没人敢查。”一位村干部对本刊记者说。

从2011年12月28日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束后，白一彤一直待在榆林市的家里。母亲惠桂花八月十五突发脑出血，这让全家人都手忙脚乱，2011年下半年白一彤去村里的次数变少了，选举结束后她一直在家里陪伴母亲。“村里的事情办起来真的很难，这3年她为我的事担心着急，都积压在自己心里。”白一彤觉得母亲的病根是在自己身上，“5月份，一个村民找到我家里，当着我妈的面要从我们家楼上跳下去，当时把她给吓坏了。”除了母亲的病，弟弟白富安的婚事也让她在过年期间分外头疼。“女方提出结婚要男方买房子和一辆奥迪车，我们家现在出不起，女方就提出分手。”白一彤对本刊记者感慨：“要不是这3年我们家给村里投了那么多钱，几套房子也能买上，何苦到这个份上。”连任的白一彤脸上没有了3年前刚上任时的兴奋和自信，反而显得有些消沉和沮丧。她告诉本刊记者，选举前其实已经打了放弃竞选连任村委会主任的主意，“因为当个村长实在是太难、太烦了。父亲打电话让我去村民家里挨家串串，结果我跑到山西去转了一圈，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参选还是能被选上的”。

去年12月28日下午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果没有出乎白一彤的预料：338张选票中白一彤得到了244票，虽然支持率由3年前的97.6%下降到72%，但仍然处于绝对优势。“按照我们此前掌握的民意，白一彤绝对不可能当选。”高杰村镇党委书记惠生礼对本刊记者说。惠生礼认为，首先，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孩子或者在家务农能力较弱的人。“这些人中产生的村干部给村子既带不来多大好处，也不会造成多少坏处，选谁都行。”高杰村1116人中具有选民资格的是813人，而这次换届选举只有338人投票。“这次村委会选举的方式和‘有效选票’的认定也不同于2009年。”高杰村党支部副书记白杰宁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是候选人投票，在3个人中间投，这次确定下来的是直接选举，所有选民都可以作为候选人，人数过半就可以直接当选，不过半再按票数产生候选人。”对选举来说，更重要的是“有效选票”的认定。“2009年在白一彤当选前的3次选举一直没人票数过半，除了候选人选票分散，还有就是很多外出务工的选民没有回来投票，候选人要想票数过半必须拿到比50%更多的票数。今年选举委员会根据省里出台的新认定办法，对每个外出打工的选民都做了确认，如果能回来投票就计入有效选票的总数，如果不能回来就不计入选票总数，这样候选人的票就比较容易过半。”惠生礼认为，白一彤能够连任的另一个原因来自白家在选举前的一些举动。选举前夕，白延林通过个人关系从县里争取到的路灯全部亮了，每户村民还得到一本印满白一彤工作照的挂历，每一页都是与各级领导的合影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村民们不懂，看到照片就觉得白家有背景、有门路。”一位村干部告诉本刊记者挂历印了1500份，花了3万块钱。2009年选举前，白延林则是通过联系认识的煤矿老板朋友们，承诺给村里每户发放1000斤煤。“现在有好多家还没收到煤呢。”村里的村民反映说。

( 村民们在为正月十五的闹灯、扭秧歌活动集资，每人出两块钱 )

与惠生礼的看法不同，郝世雄认为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换届选举，只要白一彤出面参选肯定就会当选，否则高杰村又会回到2009年3次选举无法选出村委会主任的窘境。从2003年高杰村开始选举，两任村委会主任都没有公开过账目，村民至今对村集体土地承包收入的使用一直怀有疑义。到2009年竞选时，任何一个候选人都无法在“不会贪污集体收入”的问题上获得村民的信任。白杰宁说：“我曾经帮白一彤分析过，3年的工作干下来，村里人对她想法和处事方式的态度是各1/3。1/3支持，1/3反对，还有1/3是中立的。但是有一点是全村人的共识就是她绝对不会贪村集体每年3万元的收入，这一点才是她2009年竞选成功和这次能连任最基本的原因。”

从少女到村长

( 村里一位颇受尊重的老村干部去世了，村民们正在参加丧事活动 )

白一彤的沮丧除了来自现实工作的压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镇党委没有任命她为村党支部书记，没能使她实现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一肩挑”。村党支部改选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白一彤、白杰宁和白治家被选为支部委员，白一彤作为党支部书记人选被推荐给镇党委。“按照国家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指导意见，原则上200人以下的村子才建议村支书和村主任可以由一个人担任。高杰村这么大的村，又是镇政府所在地，一个20岁出头的女娃娃在精力和能力上都根本不具备一肩挑。”惠生礼告诉本刊记者，他对白延林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为了白一彤的前途着想，她可以担任一届村支书，但必须要放弃村委会主任的竞选。“白一彤开始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但是她爸爸一直在打电话要她两个都要选上。”村委会选举结束后，镇党委的任命才下来，白杰宁被任命为副书记主持工作，白一彤也被任命为副书记。惠生礼希望通过这种安排保护她工作的积极性，但白一彤认为这不过是惠生礼故意针对她，因为一肩挑在她看来并非什么难事。

2009年竞选时，白一彤发表了题为《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的竞选演讲，提出要在3年内给村里做10件大事。其中包括建一个综合服务大楼、搞新农村城镇化建设、重建戏楼、修一条环山公路、解决吃水问题、发展红枣加工业、发展养殖业、办农民科技培训学校等等。3年任期结束，白一彤认为自己当年的承诺：“大的没完成，小的都完成了。”她承认，综合服务大楼、户均一套3层小洋楼的新农村建设计划“根本不是一个村长能解决的问题”，“建设红枣加工业需要引进企业投资，估计以后也干不成”。但是当本刊记者问到这10件大事提出是口号还是承诺时，22岁的白一彤说她当年真的认为自己3年里都可以办到：“榆林市的一个村就盖了个20多层的办公大楼，我盖个5层的总不过分吧？”在村委会的墙上贴着一张被称为“金钥匙”的区域规划图，名字的由来源于村小学所在地和西边的村集体坝子地连成了一个钥匙的形状。在这张规划图上，除了养殖基地，还规划了五星级酒店、游泳池、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和“一彤艺术馆”。提起这张规划图，村民都只有诡异的笑容：“一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不要说盖不盖得起五星级酒店，就算盖好了谁会来住？”这张由白延林委托榆林市某规划公司搞的图纸花了6万元，村民们评价“只是表面功夫”。

( 去年收成不好，很多枣下树就烂了。图中这位村民正在晒枣 )

2009年，白一彤通过在其他村庄考察又有了新想法，开始在村里鼓动村民建大棚种蔬菜。“冬天村里吃的青菜都要从外面运，否则就只有储存的白菜、萝卜和洋芋，种大棚菜不仅自己可以吃，不是还能卖到县城吗？”按照2009年清涧县农业局下发的文件，高杰村要发展大棚100亩。然而这事在村里推广得并不顺利，只有一位白加元老人响应，一口气建了13个大棚。“开始我借给他一些钱，后来他又找我爸借钱，我爸为了帮我在村里尽快建起示范点就先后借给他40万元，而且他这个人从来借钱不打欠条。”2011年12月25日，白加元13个大棚中的9个因为火灾被烧毁，白加元不仅没打算还白延林的钱，还希望白一彤能帮助他从县里申请一些损失补偿，示范作用变成了村民们的笑话。“高杰村的水土气候都不太适合搞大棚种植，技术上也比较欠缺，所以村民们有顾虑，而且这个示范人选在村里口碑本来就不太好，大家信不过的。”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大棚蔬菜的推广想法也从白一彤脑子里吹过去了，她的理由是：“村子离县上要一个小时，供应市场怎么竞争得过县城周边的村子？”于是，新的任期里，她的新想法是大力发展养殖业：“种枣树要看天吃饭，搞养殖收入就比较稳定了。”然而这个以土坡和河滩地为主、80%种植枣树的村庄连口粮都要买，如何解决饲料问题又会是个难题。

环山公路、戏楼、公用厕所和村民文化广场是3年里村子最惹眼的变化，2009年一上任白一彤就组织百余名村民上山修路。全村的枣树都在山上，每年可以产100多万斤鲜枣，但是由于山上行动不便，秋收时村民们只能用背篓背下山。环山路修好后，村民的机动三轮车可以直接上山运枣。按照白延林大致罗列的账单：修建戏楼90万元，两个公用厕所17万元，48公里环山路200万元，两个水坝50万元，这3年村子组织村民活动、秧歌、农民运动会支出约50万元，安装路灯36万元，再加上给白加元的40万元等，白家总计给村里投入了有500多万元。由于没有账目明细，这些数字尚需仔细推敲。从本刊记者的实地观察，村民文化广场不过是个6亩左右的平整土地，根本没有白一彤接受采访时提到的58亩之多。“从清涧县城开车一个小时到高杰村不过40多公里，一条路在村里要转多少圈才能够48公里？环山路充其量只有20公里，而且只是把原来的小土道展宽夯实，并没有铺路。”但按照村民们的估算，白家在村里的投入两三百万元肯定是有的。

( 在村委会内取暖的村民 )

虽然对白家账目存在种种猜测，也有村民为很多钱花得冤枉而心疼，但毕竟是白家自己的钱，村民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3年里村集体账目仍然不公开、吃水问题没解决和低保指标等利益分配上。关于账目，白一彤并没有给出足够有力的理由，水的问题则超出了她的能力。她告诉本刊记者：“我到县里相关部门去申请，结果县里的文件上讲1999年高杰村就已经拨款完成水利改造，成为有自来水的村子了。”村民于是仍只能到集中取水处挑水，水也是附近山中的泉水依靠高差流下来的，“有些还是高氟水”。即使这样，有些取水点一到冬夏两季还会经常断流。3年里白一彤了解到跑县里各级部门办事的不易，到北京参加培训时还不忘跟中国扶贫协会会长胡富国拜托此事。

评低保让白一彤深刻认识了农村的复杂性，她自己坦陈，这也是认识最深刻的一段经历。按照占人口比例15%的规定，高杰村的低保指标有150个左右。按照白一彤的意思要召开村民大会搞集体评议。“我坚决不同意，告诉她这么搞的话真正需要享受低保待遇的人根本得不到名额，当时她还不听，跟我吵。”郝世雄有30年的乡镇工作经验，他建议白一彤先评出特困户，再评出病、残户，剩下的名额分给各个门头家族。“村里是讲究人情和家族势力的，真正的穷人很少会被想到，过分追求过程的公平，只能导致结果的严重不公平。”2010年，白一彤收村里的土地承包款遇到阻力，最后只能向镇政府寻求帮助。镇干部进村后找到不肯交承包款的村民，只说了一句：“你不交土地承包款，那你的危房改造也不要报了，报了镇上也不批。”白一彤茅塞顿开，2011年，她用3天就把本村的土地承包款收完了。2011年上级又给了高杰村18个低保补助指标，再三思量后，村委会全部给了80岁以上的老人。虽然还会有人颇有微词，但白一彤已经开始了解基层工作中人情关系、利益关系的微妙权衡。

父亲与村庄

从竞选到3年村委会主任工作，白一彤的背后时刻活动着父亲白延林的影子。在3年前，这个影子还经常跳上前台，在村里直接指挥。2009年2月1日，白延林带着村民上山修路，100多人不由分说就把白必峰家15棵枣树砍了，同时毁坏的还有他家里的沼气池和土窑洞。白杰宁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前白延林曾和他通过电话：“我告诉他应该先查一下土地使用的存档，看看这家的窑洞位置是否合法，然后双方商量具体怎么办。结果他骂了我一句‘你是卖国贼！’就挂了。”发生冲突的第二天，惠生礼说，他就接到了白延林的电话：“说白一彤被打了，要我去严惩凶手。我打电话了解情况，双方只是因为头一天砍树的事发生了一些小摩擦，早就没事了。结果他带着几十个村民打着‘还我村长’的标语跑到镇政府来上访，我真的被他们搞糊涂了，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因为没有得到乡镇干部的支持，2月5日，白延林又整出一幅讽刺清涧县相关领导的漫画，并扬言将漫画提到街上去。2009年上半年村里一直不得安生。“白延林的两个助手一直在村里，拿着摄像机到处跟拍，白一彤要上学并不常在村里，事情都由他爸爸信得过的本家处理。”村议事委员会成员、老村干部白爱元对本刊记者说。这段时间里，除了砍树冲突，白一彤一阵子提出要在全村搞军事化管理，分成若干中队、小组，一阵子又闹出去和县组织部长提出“惠书记不支持工作、把他调走”的笑话。“一个女娃娃都没在村里生活过，懂个啥，还不都是听他爸的意思。”

惠生礼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有人说在校大学生当村官是新生事物，我一直不看好这个新事物——新事物一定要符合事物发展方向，在校学生当村官不具有生命力，自己的学业还没有完成，根本不具备足够的思想认识和专业能力。”2009年，白延林想让白一彤竞选的咨询电话第一个就打给了惠生礼，当时因为3次选举失败，镇政府已经同意由时任村支书白海宏兼任村主任。“他跟我说还在上学，我就没当回事，人家娃娃考出去都不愿回来，你还往村跑干啥。”没想到几天后，白延林就带白一彤回到了村里，并且说服村选举委员会向镇上递交了重新选举的申请。白一彤原名白婀娜，除了榆林市的城市户口，在老家还保留了农村户口。为了竞选，白延林通过关系，一夜之间，“白婀娜”的户口簿上就多了曾用名“白一彤”。

在女儿眼里，白延林是个“正直、善良”的人，“医术高超的军医，开了清涧县最早的私人诊所”，“因为揭露县武装部征兵内幕被公安局通缉跑到子长县去躲了很久”。而在白延林复杂的经历里还有高杰村镇武装部副部长，卖过粉条、大枣，兼持煤矿股份，现在的主业则是一家香港注册的新闻社首席记者。村委会宣传栏里的文章、送给村民挂历上的各种合影，不难发现都出自这位首席记者和他的同事之手。在清涧县，白延林和他的车牌号一样给人一种“神秘、路子广，但口碑不好”的印象。惠生礼坦言，白延林给女儿带来多少帮助，也给她带来多少麻烦，“他的记者身份太敏感了”。从2009年开始，村民和白一彤一起经历着数百家媒体的轮番关注。“现在村里只要一有秧歌队表演，就知道又有记者来了。白延林甚至还安排村民去村口给进村的白一彤献花。”在媒体面前，白一彤和父亲解释竞选的目的时都以“完成爷爷的遗愿、为家乡做贡献”为说辞，而村庄里不言自明的是白延林造势为女儿的仕途铺路。2010年，白一彤考取清涧县大学生村官的第一名，每月1000多元的村官工资加上一年1600元的村主任工资根本不够她的日常生活。“一个老板捐给我50万元，让我自己做点生意。”白一彤对本刊记者说。

白爱元等8位老人所在的议事委员会从白一彤最初的支持者成了3年后最激烈的反对者。这位70多岁的老党员认为，白家父女是“出在思想上的问题”，这种风气对全村都是败坏的。“应该多做事，少吹牛，先在村里建立起信任，再一步步开展工作。事情不好办村里人也能理解，但是怎么能整天说些没影的事呢？”挂历上，白一彤的半身像与毛主席手书的《沁园春·雪》被合成为一张照片，在老人们看来简直太过狂妄，中年人则担心整个村庄成为这对父女作秀的舞台。而白一彤的支持者则认为老人们的想法太保守：“不去宣传、搞关系，村子能有什么大发展？”

郝世雄和惠生礼对白一彤的逐渐成熟都给予了认可。“随着她对村里工作的熟悉，也在逐渐摆脱她爸爸的影响，开始懂得向上级政府求援、向村里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请教，父女俩经常会发生争执。”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所在的两个公用窑建于1977年，当时占了村民白某的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已经给予了补偿。2009年之前，白某的后人又搬进去住。白延林为了帮女儿息事宁人，给了当事人6万块钱。这件事不仅全村批评，白一彤也不认同父亲的做法：“我有我自己的原则，凡事按照政策规定来，凡是来无理取闹的，我都拒绝了。”对于新任期的工作计划，白一彤也谨慎了很多：“先考虑迫切需要解决的吃水问题。”当然她还是有很多脱离农村现实的想法：“给村民家家户户都通上自来水、装上水表，谁要是敢偷拆水表，就几家连坐。”毕竟她才只有22岁。 村官一个争议三年惠生女村官农村年轻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