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甘薯

番薯，又称甘薯、红薯、地瓜、红苕。在中国，人们往往以为这个拉丁学名为“Ipomoea batatas”的东西出自中土，实际上，与玉米、土豆一样，它是“新大陆”的产物。因为外形与土豆相似，且较之香甜，番薯在英文里被叫成是“甜土豆”（Sweet Potato）。只是，与同由美洲传入的土豆、玉米相比，番薯在欧洲显得默默无闻。土豆被看成是“影响了欧洲版图形成的作物”；玉米被认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标本”，而番薯却被极大地忽视了，它只出现在餐桌上，且知名度远远低于它的兄弟土豆。而在中国，它发挥的作用有似于西欧的土豆：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推进了人口迁徙。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对于番薯的态度要热情得多。这或与“误为己出”有一定关联。人们往往将它与土生的“山薯”混为一谈。后者出现在《南方草木状》里：“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煮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唯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圃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这个误会，直到明朝才被解开。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上说：“闽广薯有二种，一名山薯，彼中固有之，一名番薯，有人白海外得此种。”

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是明朝的万历年间，从安南（即今天的越南）与吕宋（菲律宾）引进。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后，将从美洲带回的番薯种于此地，却发现此地风土十分适合番薯的生长，数年之内“被野连山”。最初将其引进中国的是广东和福建人，广东与福建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番薯种植地。

番薯的出现对资本主义在东南沿海的萌芽起到了积极作用。番薯引进福建之时，正是潮州人口剧增的时期。《潮州志》上载：“嘉靖三十年（1552）潮州府有9.1082万户，52.5154万人，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9）104万人。清末达300多万人。”因为人多地少，粮食供应需要倚仗他省。高产作物番薯进入福建，解决了当地的缺粮问题，也对当地经济作物的种植起到了推进作用。由于番薯可以充粮，原来用来种植稻米的土地，如今可以用来改种其他经济作物，譬如甘蔗，潮州迅速发展为重要的蔗糖生产基地。明《泉南杂志》上载：“甘蔗干小而长，居民多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甘蔗的种植刺激了当地制糖业的发展，“明清时期，潮州商人基本垄断了江南糖市”。

另一方面，番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人口分布，其借助的手段是移民。在与中国的移民运动关系密切的农作物中，最主要的两种外来作物便是玉米与番薯。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分析说：“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两种作物适宜原来无法开垦的干旱地区，为移民提供了新的垦殖区；另一个方面，移民的迁移又大大地扩展了这些作物的产区。”

清朝初年，由于人口骤增，出现了“垦荒移民潮”。番薯也因此传入赣南，将之带过去的是福建的移民。到了清朝后期，番薯推广到赣南山区，并成为当地的主食之一。在湖南，广州与福建的移民先是将番薯带到了平江，之后推广到巴陵、攸县等地区。在四川的潼川府、资州等地，闽广移民率先开始种植番薯，此后也成为规模巨大的番薯种植地。在广西，客家移民最集中的地区是浔州府，此地也是番薯最集中的种植地。闽人的活动还影响了浙江温州番薯产区的形成，其中的玉环岛正是清朝前期闽南人的主要迁入地之一。此后，温州人迁往浙西，番薯也随之传入。客家人移民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如今，不少台湾人还自称为“番薯人”。■（文 / 何潇） 忽视甘薯种植业红薯移民欧洲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