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架上寻找中国

1946年夏秋之际的一天，林徽因和女儿梁再冰分乘两辆三轮车，一前一后，飞驰在北平的大街上。当母女二人经过北海团城，从西向东过一座桥时，林徽因突然向前方的女儿大喊：“梁再冰回头看！”

梁再冰闻声回头，刹那间恍若置身仙境——“夕阳西下，阳光下五彩缤纷的桥体同半圆的团城城墙高低错落，美丽极了。”多年后回忆起17岁的这个瞬间，梁再冰依然印象深刻。

在梁再冰的记忆里，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一切似乎都与古建筑有关。家里挂着的照片上，父母不是在房顶上，就是在大梁斗拱之间。就连洗澡盆里也常常泡着许多底片，等着被拿到院子里晾晒。父母画图时，小小的梁再冰坐在旁边，拿一个小小的三角板，有模有样地画着。

“建筑意”

这屋顶坡的全部曲线，上部巍然高举，檐部如翼轻展，使本来极无趣，极笨拙的屋顶部，一跃而成为整个建筑的美丽冠冕。

——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爹爹和妈妈又外出考察了，梁再冰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急切地盼着他们回来。多年后忆及当时心境，梁再冰感慨：“我很小就有这个感觉，总觉得他们有一个比我们更广阔的世界，比我们这个小家要大得多的世界。”

1934年夏天，林徽因、梁思成应美国朋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邀请，一同前往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避暑，并考察了汾河流域8县共计40余处古建筑。

“菲莉斯（林徽因的英文名）穿着白裤子、蓝衬衫，与穿着卡其布的思成相比更显得清爽整洁。每到一座庙宇，思成便用他的徕卡照相机从各个方位把它拍摄下来，我们则帮助菲莉斯进行测量，并按比例绘图，工作往往需要整整一天，只是中午暂停下来吃一顿野餐。”费正清夫妇回忆道。

一天日落时分，一行人抵达位于汾阳小相村的灵岩寺。林徽因后来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进门只见瓦砾土丘，满目荒凉”，原本前殿中的两尊铁佛暴露于天空下。再向后走，正殿也不复存在，只见“铁佛三尊，趺坐慈静如前，东首一尊且低头前伛，现悯恻垂注之情”。

林徽因走上前，右手抚其膝，仰头对视。她写道：“此时远山晚晴，天空如宇，两址反不殿而殿，严肃丽都，不借梁栋丹青，朝拜者亦更沉默虔敬，不由自主了。”

“建筑意”便在于此。这是林徽因1932年提出的一个美学概念，“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

梁思成记述，外出考察途中，他们时常遇到一些具有艺术或民族意义的东西，如各地的工艺品、边远地区的古老戏曲表演、奇异的风俗、五彩缤纷的市集等。梁思成认为要节省底片，与建筑无关的可以不拍，林徽因却坚持把这些东西拍下来。梁思成很庆幸最后遵从了妻子的建议：“等我们回来以后，我总是为一些场面和建筑的照片雀跃，如若不然，这些底片就丢在一边了。”

“翻译”

你爱这里城墙，

古墓，长歌，

蔓草里开野花朵。

——林徽因《城楼上》

梁林二人的考察测绘工作，是以中国营造学社的名义开展的，他们于1931年秋天加入，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的职务是校理。一名工程师回忆，当年在营造学社工作时，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在夏天的北海，她身着白色旗袍，配翡翠首饰，“真是漂亮”。

学社共有20多名成员，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破译宋代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中木匠们晦涩难懂的行话。办公地点起初设在宝珠子胡同7号的一处宅子里，1932年迁到天安门内的西朝房。

学社每天工作6小时，工作时间不聊天、不办私事，休息时梁思成带头到院子里活动，大家工作效率极高。

进入营造学社的第一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密切合作，从年代较近的清代入手，以故宫和北京其他建筑为“教材”，走访请教那些建造宫城的工匠师傅，搜集宫廷工匠制作的帖子、口诀、记录等。

他们很快弄懂了这些资料，并将其“翻译”成现代建筑语言和建筑师们看得懂的工程图画法。相关成果汇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于1932年完稿。

“绪论”由林徽因完成。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宇发现了“一种奇妙的不融合”：“梁思成这本书叫《清式营造则例》，林徽因在‘绪论’中却不多写清代建筑应该注意什么，而是指出中国古建筑有几个特征，呼吁我们把握好这些特征，以追赶上国际建筑发展趋势。1932年她写‘绪论’时，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已在欧洲兴起。林徽因虽然身在中国，但显然对这一建筑界的动向密切关注。”

林徽因写道：“可巧在这时间，有新材料新方法在欧美产生，其基本原则适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构架制同一学理。而现代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需要光线和空气的建筑，其墙壁门窗之配置，其铁筋混凝土及钢骨的构架，除去材料不同外，基本方法与中国固有的方法是相同的。”

“一座完善的建筑必须具备适用、坚固、美观3个要素。林徽因的古建筑研究不光是整理过去、留住过去的美，还落在‘适用’，即怎么让过去的构架原理适用于未来的功能。”张宇说。

完成《清式营造则例》后，林徽因与梁思成愈加意识到实物测绘的必要性。他们走过了许多地方。1933年11月，他们踏着深秋的寒气，走进了河北正定。

几个月前，梁思成与助手莫宗江已经来过一次，但受日寇侵扰的影响，他们的停留时间被大大缩短。此次正定之行，梁林夫妇打算，“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

在开元寺，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阁式古钟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林徽因爬上钟楼内檐的上层斗拱，进行了测绘。“钟楼……上层外部为后世重修，但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梁思成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要知道，此前有日本学者宣称中国已没有唐代及其以前的木构建筑。

后来，开元寺钟楼被确定为“半座”唐构建筑，也是中国现存“三座半”唐代木构建筑中最先被发现的。这为4年后唐代佛光寺的“重见天日”埋下了一处隽永悠长的伏笔。

“再坐上一千年”

深紫，你山头须要多添

一缕抑郁热情的象征，

记下我曾为这山中红叶，

今天流血地存一堆信念！

——林徽因《红叶里的信念》

日寇对华北的虎视眈眈，让营造学社加紧了古建考察的步伐。

营造学社成员莫宗江曾回忆，再艰苦的地方，只要他跟梁先生敢爬敢上的，林先生就敢上。1935年修葺天坛时，林徽因就是唯一爬上祈年殿宝顶的女建筑师。

1937年6月的一天，林徽因、梁思成、莫宗江、纪玉堂一行4人在山西太原下了火车，换乘汽车继续行进，走到半路，因山势险峻，不得不换骑驮骡，颠簸着进了五台山。不久前他们从敦煌壁画中得到启示——唐代佛光寺或存在于五台山地区，便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走了两天，他们抵达一个小山村，往东北方向又走了约5公里，至落日时分，他们惊喜地发现，前方一处殿宇沐浴着晚霞的余晖，气度恢宏，屹立于荒凉空寂的苍山中——是佛光寺！这会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整座唐构建筑吗？

测绘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殿顶梁架上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檩条被蝙蝠盘踞。照相时，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他们全然不在乎，早晚攀登，俯仰细量，唯恐有所遗漏。

起初4人发现大殿前的石幢上刻有“唐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字样，但石幢和大殿是分开的，并不能根据石幢上的字迹推断大殿就是唐代的。工作了几天，殿内梁底的墨迹才隐约显现。只是字迹被土朱掩盖，加之房梁底离地两丈多高，光线又不足，众人审视许久，也无法辨出人名。

林徽因的一双远视眼立了功。她看到大殿房梁下写着：“女弟子宁公遇”——又是这位“女弟子”，这说明石幢与大殿是同时建造。

终于可以确定了，寺庙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比此前发现的最古木结构还要早127年。面对大殿角落中“女弟子宁公遇”庄严美丽的雕像，林徽因更生出一种崇敬的心情。“母亲说，她恨不得也为自己雕一尊像，让自己陪着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盘腿再坐上一千年！”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说。

林徽因等人“怀着大发现后的狂喜心情”，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尽记录。向住持告别时，林徽因和梁思成情绪激昂，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还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直到7月15日，他们忙碌一天后拿到一捆报纸，躺在帆布床上把报纸摊开，大标题赫然在目——“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七七事变已经发生8天了！

辗转回到北京，日军已兵临城下，林徽因急忙给在北戴河过暑假的女儿写信，尽量用小孩能看懂的语言简单讲述了他们的行程，甚至手绘了两张详细地图以说明他们的回京路线。对佛光寺的发现，她警觉地一个字也没有提。

“刺耳的悲歌”

我们太平时代（考古）的事业，现时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

——林徽因致沈从文的信

很快，林徽因一家离开沦陷的北平，踏上西迁之旅。他们先在长沙落脚，租下火车站附近的两间屋子，林徽因、梁思成和一双儿女住一间，林母住另一间。楼下是房东，院中有个又窄又潮湿的天井。

一同西迁的朋友们还是按照在北平的习惯，来林徽因的客厅聚会，结束时一起同声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在长沙住了约两个月，1938年初，林徽因一家抵达昆明。稍稍安顿下来后，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此时仅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5名正式成员和一名不领薪水的林徽因。

第二年，学社和林徽因一家搬到昆明郊区，以兴国庵为大本营，铺开了古建“抢救”工作。

1939年秋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4人到四川进行了一次大型古建筑野外调查。林徽因和刘致平则留在兴国庵，把大殿作为“古建研究工作室”。他们拿大布把菩萨略微遮盖起来，在供台下摆了几张桌子，用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搭了一个绘图台，将大量的绘图和文字资料摆上案台。殿内没有灯，采光全靠从小窗透进来的自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