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核态势异常复杂，爆发核战争风险仍低

李彬：自有核武器以来，核战争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着人类，但要判断核战争的阴影是否加重，以下几个现象值得充分重视：

第一，核大国处心积虑要打赢核战争，为此进行各种周密准备，其中就包括最近越来越广为人知的发展和部署小威力核武器。动用大威力核武器过于事关重大，难下决心，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其核战略调整中发展小威力核武器的内容都在增加。

第二，在大规模地区冲突中，拥核一方如果对继续使用常规军力感到越来越吃力，也就是说，常规军力难以满足其军事需要，就可能考虑借用核武器的影响力，发送核威胁信号，以弥补其常规军力的劣势。

第三，拥核国家之间如果长时间处于直接的地区军事对抗状态，包括并不限于战争和冲突，就存在发生重大意外导致摩擦升级的风险。南亚地区属于这种情况。如果危机管控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也就不排除在相关方的应激反应之下，从常规战升级到核战争的风险。

我们观察国际冲突和全球核态势，上述三种情形是最值得担心的核风险。深入分析这三种情形，有助于我们透过复杂的战略战术、外交话语和舆论喧嚣，洞悉客观趋势。

罗曦：人类正处在空前复杂的核态势里，动用核武器的门槛在降低，核战争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主要大国为自己设定的可以动用核武器的前提条件在放宽或增多，用核来慑止、报复非核攻击的范围在不断拓展，比如大规模无人机飞入境内就已被列入可以考虑进行核报复的场景。也就是说，促使有核国家考虑动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况”正在被重新界定，不再那么“极端”。美国作为核大国，甚至开始设想与其他两个核大国同时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及作战方案，而这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

核大国本应担负起积极裁减和降低核冲突风险的道义责任，但当核大国纷纷把对核战争的设想搞得非常具象化，主要对手之间不断进行指向性非常明显的核实战演习、战术核武器演习，对其他有核国不会起到正面示范效果，无形中反而会激发更为强烈的核竞赛意识。与此同时，地区核扩散的风险也在继续发展。

但我个人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风险并不大。乌克兰危机是离我们最近的样本。美俄作为这场危机除乌克兰以外的两大直接当事方，彼此之间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在起作用，所以，尽管核威慑与反威慑的表面文章均已作足，但无论是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是俄罗斯直接投入的军事行动，整体上都仍在以常规力量进行博弈。由此可以看出，未来的战争样式更多仍将是核威慑背景下的地区常规战争或冲突。

郭晓兵：前瞻全球核态势，要从历史出发。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进程。冷战期间，从朝鲜战争到1958年台海危机，再到1948年、1958年、1961年三次柏林危机，以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否动用核武器以及如果对方动用核武器该如何应对，都曾进入战略决策讨论议程。

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由于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成为世界“主旋律”，国际社会对核武器问题的重视度一度下降，核武器本身带来的威胁在大众议题里被边缘化，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核武器、核材料扩散的挑战，比如朝鲜半岛核问题、印巴核问题、伊朗核问题。2009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没多久便以其“无核世界”理念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代表了当时的潮流。但自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突然意识到在战争和冲突中动用核武器的风险重新上升了，这是冷战结束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局面。记得英国首相特拉斯卸任后曾对媒体说，2022年秋她在首相任上每天都在盯着电视看，生怕俄罗斯会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导致污染云顺着风向飘到西欧上空。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就已进行过大规模的核演练。危机演进过程中，俄罗斯为阻止核威慑边际效应递减，修订了核威慑政策。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11月批准的新版《俄罗斯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放宽了“核武器使用条件”，进一步明确了可能引发核反应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收到有关空天攻击武器（战略飞机、战术飞机、巡航导弹、无人机、高超音速飞机和其他飞行器）大规模发射（升空）并越过俄边界的可靠信息。此外，俄还在白俄罗斯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北约也没闲着，2024年在欧洲组织了名为“坚定正午”（Steadfast Noon）的大规模核演习，现正不断强化成员国之间的“核共享”安排——美国要把自己的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到英国，波兰则欢迎美国把核武器部署到其领土上。乌克兰作为危机的直接当事方，也曾有官员扬言“恢复制造核武器”。而在亚洲，受欧洲事态和朝鲜核导技术进步的刺激，韩国、日本国内主张拥有核武器或从美国那里获得“北约式核共享”保护的声音也在抬头。

除了俄乌之外，在以色列同哈马斯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耶路撒冷事务和遗产部部长阿米凯·埃利亚胡在一次采访时公开扬言对加沙地带投放核武器“也是一种选择”。要知道，以色列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拥有核武器，埃利亚胡的这一言论耐人寻味。

涉及我国，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1958年台海危机以后，美国很少会提到在台海一旦可能发生的冲突中使用小型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但近几年随着中美关系更趋复杂，个别美国战争智库中思维比较极端的人士和退休国防官员开始讨论这种可能性：将来中美一旦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美国可不可以先发制人，使用小型战术核武器对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登岛部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

当然，目前的国际局势同冷战时期相比有很大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仍是很小的。我这样讲主要出于两点理由：

第一，大国之间的矛盾确实变得比以前更尖锐，博弈也更激烈，但同冷战期间相比，主要还是聚焦地缘优势或经济科技竞争，各大国意识到对对方进行全面入侵、彻底改变对手制度模式或实施政权更迭行不通。而在美苏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你死我活式的制度之争，本质是零和博弈。就美国而言，在本世纪初，新保守主义分子或有这种野心，但经过阿富汗战争之后，以美式制度模式和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心气儿被打掉不少，更不敢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动全面战争，更不要说打全面核战争。

第二，大国关系当中的涉核因素近来虽然有所上升，但也还没有达到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水平。美国固然已经调整核战略，锁定中国为“主要核竞争对手”。但现在的中美关系同当年的美苏关系相比要更复杂多样，很难相提并论。当年美苏关系重在军事领域，而军事的关键又是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与之相比，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科技、人文等各个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核因素只是影响双方关系的诸多因素之一。这样的关系范式对核冲动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是，如果在一场地区战争或冲突中，一方投入能力有限，又不能不投入，为了避免战败，决定使用小型战术核武器，并将其投放在无人区，使其仅起到威胁升级战争的“信号弹”作用，核危机升级的风险就很大了，对领导人决策的压力亦将是极其巨大的，而当另一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争时，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真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