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端从典籍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曹顺庆教授，近年主持一个“新文科教改”的科研项目，涉及大学生对中华典籍的学习。他要集思广益，请他的博士研究生翟鹿发来一连串问题，由我书面作答。我回应之，而有下文。

翟鹿：黄教授好，请问您认为中国大学里的中华文化典籍学习内容应该包含哪些？

黄维樑：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是该国的特质；是其精神之所在；是其人民存在的整体环境，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是其发展要顾及的重要因素。该国人民必须对其文化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能谈到如何承先启后有所发展，中华民族也如此。

中华数千年的文明演化为中华文化，其内涵如天之高明，如地之博厚。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中华文化丰厚，文字记载的繁浩，或者说相关文化书册的繁富，不言而喻。特别重要的书册，我们谓之文化典籍，或称为经典。《文心雕龙》有“经典”一词，其《宗经》篇解释“经”，说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用语体来说，即“经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训”。这些经典，或者说道理、教训、文化要义，是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通过典籍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精华，民族的自信心自会加强。

西文的classics一词，中文翻译为经典。查classic一词，源出拉丁文的classicus，意思是属于罗马人的最高等级，因此有尊贵之意；引申之，即是最高等级，是典范、卓越的、是标准，具权威性、属建制的。classics据classic而来，指的是有上述classic品质的著作。中文的经典和西文的classics，意义相当。

凡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都有或深或浅的认识，对中华文化典籍多少总有所涉猎。事实上，中国幼儿从读书识字开始，哪怕只读了“人之初，性本善”六个字，可说已接触过经典了。此经典是《三字经》，是中国古代易读易懂的一个启蒙文本。小学和中学的语文科课本，精选了古代著名的诗词和文章，由浅入深，学童接触的经典渐渐多起来了；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范仲淹这些人名，《诗经》《论语》这些书名渐渐熟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章，有侧重语文性的，也有侧重思想性的，涵盖的中华文化元素逐渐增加。经过时光老人祝福的古代经典篇章之外，中小学语文科课本也有现代的作品，而且比例上多于古代的经典篇章。这类现代篇章中，有若干作品或可称为“准经典”。然则从幼儿到青少年，中华的学子已接触了、认识了一批文化典籍。

知识是累积的，学问是渐进的，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高明博厚；到了大学，学生自然要继续学习中华文化典籍，而且应该加快节奏、加高密度地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系的学生，尤其是以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为专业的，深化、优化、强化相关的中华文化典籍学习，自不必说。非以此等学科为专业的，也应该加强学习和认识。他们必修的“通识课程”或“素质教育课程”中，都应该含有中华文化典籍的篇章。中国的大学要求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典籍，正如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要求其学生学习该国的文化典籍，是天经地义的事。

大学生应该读哪些中华文化典籍，向来议论纷纭。一百年前，北京的报章邀请当时名人开出“青年必读书”书目，林语堂、徐志摩等人所开各不相同。梁启超和胡适所开的中华典籍书目各有二三十种，数量之多，是一般大学生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阅读任务。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一百年前的中国，国弱民穷，备受西方欺凌，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梁和胡，都提倡引进西方文化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时候，梁、胡所选“古书”却多达二三十种，可见他们对传统中华文化的重视。今天，我们应该怎样为大学生选择、设计这样一份中华文化典籍的书单或篇目呢？真是费煞思量。

有一点可以先指出，我们不敢存有梁、胡那样的宏图心。炎黄青年要读中华文化典籍，也要相当程度地认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应读相关的一些典籍。大学生本身修读的专业，因为世界文明的“日新又新”，其可阅读的材料必不断增加，他们有多少时间精力学习非专业的知识呢？因此，文化典籍的阅读和学习，数量一定得适中。

另一个问题是：大学生直接阅读典籍本身，还是通过介绍和导读去认识典籍？文化典籍的学习，上面略为提过，通常包含在“通识课程”之内。中外的大学，如何设计通识课程，也是个大题目。我在这方面缺乏基本的调研，只能凭着极简陋的认识，略陈管见。

我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通识课程主任，当时整个中文大学的通识课程设置，以学科或论题来分，如逻辑学、思考方法、文学欣赏、艺术欣赏、社会学导论、环境保护、生命科学等；这些课程包括人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几个大范畴。目前香港中大的通识课程设置，好像变化不大。

同为90年代，因为有小辈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所以对斯大的CIV课程（相当于通识课程）也略有知识。CIV是Civilizations，IdeasandValues的简写，意为文明、理念、价值。CIV课程分为“文学及艺术”“欧洲及美洲”等七大学程。斯大采学季（quarter）制，每学年分为秋季、冬季、春季三个学季（加上“额外”的较短的夏季，则共有四个学季）。CIV课程的七个学程每学年秋、冬、春三个学季都开设，不同学季有不同内容。每个学程每个学季各开设十余个科目，每个科目基本上学习的都是一本一本的典籍，一个学季可供全校本科学生选修的典籍多达百种。

举个例子，某学年冬学季的某科目，选读的典籍是：1毕恩《欧鲁诺克》；2狄福《摩尔·弗兰德丝》；3马丁·路德著作；4马基雅维利《君王论》；5弥尔顿《失乐园》；6蒙田《散文选》；7摩尔《乌托邦》；8卢梭《契约论》及《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9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及《暴风雨》；10斯威夫特《格列弗游记》；11《艺术史》及《诗集》；12洛克、休姆、潘恩、杰弗逊的作品。按该学季共开设十二个科目，换言之，其所涉及的典籍有一百多本。补充说明：七大学程选读的典籍颇有重叠的，如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作品就在不同学程中出现。七大学程一个学年三个学季选读的典籍，也时有重复者。

我所得资料不全，又没有好好做个统计；笼统的印象是：斯大CIV课程包含的文化典籍数量庞大，或有数百种。典籍以西方文化为主，东方的中国、印度和日本聊备一格，大概不到十分之一。我猜想斯大校方的用意是，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读之不尽，学生凭其兴趣选读几种，尝尝经典的滋味，满足若干个学分的要求，这样总比大学生什么典籍都不读好得多。

芝加哥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其西方经典编纂计划，至1952年出版一大套轰动学术界的GreatBooksoftheWesternWorld（《西方伟大书籍》），含74个作者的443种书。斯大CIV课程包含的文化典籍，和芝大这套书所列，颇多重叠，斯大课程的编订很可能受到芝大这套书的影响。典籍浩如烟海，他们采“书海”战术，认为应选就选，选之不尽。

耶鲁大学布鲁姆（HaroldBloom）教授的《西方正典》（TheWesternCanon：TheBooksandSchooloftheAges）1994年出版，在布氏所处“多元化文化”时代，他坚守西方希腊经典沿袭下来的传统，坚持阅读西方经典（他所用的canon一词，有解释作“经典中的经典”的）。本书解读但丁、莎士比亚以至卡夫卡等26位西方作家的数十部文学作品。正典数量如此，布氏仍感遗珠太多，书末附录罗列的正典竟逾千本，包括他所在“混乱时代”的数百本“准正典”（他的用词是“TheChaoticAge：ACanonicalProphecy”）。

西方的文化典籍可以如此繁多，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中华文化典籍究竟有多少呢？清朝乾隆年间编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462种；如果百中选一，就有35种典籍。然而，《四库全书》所收，并非应收尽收；何况可称得上典籍的著作如《红楼梦》乃在《四库全书》成书（1782）后才流传，其后240年间，中国又产生了多少典籍？中华文化典籍，数目必然是海量。

关于“对中国大学里的中华文化典籍学习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这一问题，这里有个现成例子可作参考。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任博士生导师至今三十余年，对其门下诸生一向要求严格，要求其都要系统地学习《十三经》，而且采用的教材是繁体字版本。他反对使用白话译本，强调直接阅读古代典籍原著，以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在文学理论的教学方面，他更规定诸博士生背诵《文心雕龙》原文十来篇。严师出高徒，悉心栽培出来的桃李，无疑花艳果硕，在教与研方面都发出中华文化典籍的芬芳，与西方的玫瑰和百合争春竞夏。

这里说的是对博士生的要求，对硕士生和本科生，要求自然要相对降低。至于非中国文史哲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应不应该都学习中华文化典籍呢？要的话，应该读多少？应该读哪些？可以提供多少种经典让学生选修？这真要周密慎重地讨论，集思广益，然后设定课程内容。刍荛之见如下。

可设立《中国文化导论》科目，上下学期共一学年，学分4个或6个，在大一或大二必修。此科的教材，除了导论之外，应选录有关典籍的篇章约十篇，内容包括文史哲以至科技各个范畴。年前播映的央视大型文化系列影片《典籍里的中国》，共十多集，即包含了几个不同范畴：文学的有《楚辞》《文心雕龙》，历史的有《尚书》《史记》，哲学伦理的有《周易》《道德经》《论语》《传习录》，地理的有《徐霞客游记》，军事的有《孙子兵法》，科技的有《天工开物》，医学的有《本草纲目》。我十分欣赏这系列对不同范畴的包纳，因为中华文化正是如此博大深厚，《中国文化导论》的内容（包括其选篇）也应这样广博。当然可以更广博，正如《典籍里的中国》如果继续制作的话，必会加添典籍，扩阔内容。

可另设立《中国文化典籍选读（甲）》（供人文学院学生修读）和《中国文化典籍选读（乙）》（供理工学院学生修读），是2—3个学分的学期课程。“科目甲”和“科目乙”各提供若干种典籍（比如甲10种、乙5种吧）给学生选择。这个科目也是必修，目的在加强学生对中华文化典籍“原汁原味”的学习；当然，原典之外，适量的导读是必需的。如此这般，加上应该有的《世界文化导论》科目和《世界文化典籍选读》（甲）和（乙），中外兼顾，希望做到中外兼通（应说“初通”或“粗通”才对）；作为本科生的“通识课程”，夸张地说一句：亦已备矣！

不过，还有不备之处，即刚才自我提出的问题：本科生学习中华文化典籍，应该选读哪些呢？选读多少册或多少篇呢？“导论”又该怎样编写呢？即使当今有硕学大儒给出答案，选了书定了篇，学界也不一定都认同。选书定篇、编写教材，应由集体决定，各个大学自行成立小组来处理，如果是编写全国性教材，则更要成立跨大学的教授小组来成事。集体编写或编修，古今中外向来常见。“诺顿”（Norton）版的多种文学选集，“剑桥”版的多国文学史，上面提到的芝加哥大学的《世界伟大书籍》，其编写、编纂都是集体脑力劳动的成果。中国古代唐玄奘领导小组翻译佛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成书，莫非集体智慧的结晶。

钱锺书有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改用此语，我们可说：东海西海，典籍如海数量攸同。芝大的“伟大书籍”和斯大的CIV课程，显示典籍的烟海，布鲁姆《西方正典》所列数量更如大洋。典籍如海，大学本科生得以非常自由地“海选”其所好，但是，如此这般，你有你的典籍，我有我的典籍；好学敏求的学生，如想和同窗对同一典籍讨论切磋，机会却因为彼此所选不同而少了。而且，可供选读的典籍多至数百成千，似乎也就没有什么所谓“正典”了。爱尔兰诗人叶慈“Thingsfallapart，thecentercannothold”（事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维系）之叹，或可借来做鉴戒。（顺此指出，斯大的CIV课程资料不再在其官网出现，可能有替代的课程了。）

我倾向于精选典籍，忽然想起《红楼梦》的林如海、林黛玉父女俩——典籍量多如海，我们应该选其精金美玉，让本科生学习。而《红楼梦》这本小说自然是重要的中华文化典籍，其与诗歌中的杜甫诗、文学评论中的《文心雕龙》都可备选。不过，典籍书目如何拟定，上面说过，应该交由集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