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产减税”，莫迪政府能振兴印度经济吗

2月1日，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发表2025～2026财年财政预算演讲，宣布将向中产阶级提供一万亿卢比（约合116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该预算也被称为“印度史上对中产阶级最友好预算”。作为当代公认的社会经济“稳定器”，中产阶级在印度究竟能否承担起拉动消费、振兴经济的重担？

在印度谁是中产？

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定义标准和人数规模，国际社会众说纷纭。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曾于2021年研究印度中产阶级情况，将日均收入在10～20美元定义为中产标准，测算出印度仅有0.66亿人口处于这一区间，此外还有0.16亿人口处于日均收入在20～50美元的“中上阶层”，对比而言，约有12.96亿印度民众日均收入仍低于十美元，未达中产门槛。麦肯锡则将印度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在36.5万～100万卢比之间的家庭，认为36.5万卢比的收入下限能满足一个印度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使其留有一定余钱用于储蓄或消费；而100万卢比的收入上限可确保一个印度家庭享受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据麦肯锡统计，2020年印度中产阶级人口规模约为2.76亿，占比约为20%，其预测到2030年，印度中产阶级人口占比将上升至30%～35%，人口规模增至4.14亿～4.83亿。

印度国内对中产规模的估计总体更为乐观。2010年，印度全国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CAER）专家提出，家庭年收入在20万～100万卢比之间（2001～2002年的价格水平）为中产阶级家庭，按照这一标准，NCAER测算出当年印度即有1.5亿中产人口。一些印度学者提出，脱离了国家贫困线、每天能消费2～10美元的人在该国即属于中产，如此半数印度人口都符合这一标准。2022年印度智库消费经济研究中心将年收入在50万～300万卢比之间的家庭和10.89万～64.61万卢比之间的个人归为中产范畴，认为当前印度约有4.32亿中产人口，预计至2031年印度中产规模将增至7.15亿，并在2047年增至10.2亿。

消费顶梁柱遭遇困境

印度一直是内需主导型经济体，内需在其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居于绝对主体。根据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在所有社会阶层中，中产阶级构成消费主力。多年来，印度被国际社会看作是继中国之后的下一个“经济巨人”，印度中产阶级承载着这一厚望。很多跨国企业认为，伴随印度经济增长，印度中产的体量将迅速膨胀，支撑印度消费市场成为一个巨大的“摇钱树”。因此，苹果、福特、亚马逊、沃尔玛等西方消费品牌及零售巨头都花了大力气试图打进印度市场。

然而，印度中产的实际发展并不如人意，其规模和消费能力甚至有萎缩之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调查研究显示，与2015年相比，2020年印度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减少了3200万人，中上收入阶层人口亦减少了700万。规模增长放缓的同时，中产的消费能力也颇为堪忧。印度官方数据显示，印度居民消费增长近年显著放缓，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已由2021～2022财年的12%大幅降至2023～2024财年的4%。目前，印度零售业销售额增长乏力，快消品牌、家电、电子产品和汽车的销售额在过去几年中均出现下滑，许多零售商面临库存积压和销售额下降的困扰。2024年8月，印度汽车经销商协会联合会报告称工厂和经销商库存已飙升至超七万亿卢比的历史最高水平。2024年印度前九大城市房产销售量也下降了9%。

治标不治本

2024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速放缓，新冠疫情结束之初的高增速风光不再。2024年7～9月，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降至5.4%，为近两年最低水平。据印度政府报告，2024～2025财年印度经济预计增长6.4%，2025～2026财年预计增长6.3%～6.8%，虽然这一增速在全球范围内靠前，但与印度此前高增长的亮眼表现及莫迪政府8%的预定目标相比仍显疲软。

与此同时，印度物价走高，民众消费被挤压。2024年10月，印度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高达6.2%，但民众收入，尤其是非正规部门员工工资上涨缓慢。通货膨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升，尤其是住房、医疗、教育和日常必需品的费用增加，收入和储蓄承压，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此时，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夹心层”的负担凸显，消费意愿和能力双双下降。有鉴于此，此次莫迪政府提出大规模减税方案，目标正是降低中产负担、刺激消费以提振经济。

但是，“为中产减税”这一洋溢着西方经济学色彩的经济刺激方案，难以真正解开印度增长后劲乏力难题，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失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失业问题是印度社会痼疾，即便印度经济在前几年取得高增长，正式部门的就业也没有得到相应增加，印度经济的“高增长奇迹”也因此被称为“无就业增长”。并且，印度失业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群，失业率越高，这表明印度劳动力技能水平与就业机会严重不匹配。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发布的《印度就业报告2024》显示，近年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印度失业人口中的占比大幅增加，2022年高达65.7%。此次减税只利好有就业且正规纳税的中产群体，忽视了广大失业者的困境，很难真正解决困扰印度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第二，政府基础服务保障不力。自上世纪90年代实施经济改革后，印度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实行私有化方针，若要获取相对优质的教育、医疗服务，家庭和个人需承担很大一部分成本。同时，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印度中产还面临着住房紧张、供水、供电不稳定等问题，这些本应由政府保障的基础公共服务都需中产自己出资解决。在政府支出方面，出于财政平衡的考虑，既然要为中产大规模减税，同时又要严控财政赤字，政府必然要适当控制甚至缩减在其他方面的支出，而这其中就不乏公共就业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项目。

第三，对消费和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待考察。一是纳税人基数小。印度的纳税人口仅占总人口约7%，且主要是城市中产，因此能享受到政府减税待遇的人口基数偏小；二是减税虽然增加了中产的可支配收入，但单靠减税无法改变民众对经济的预期，在当前印度经济通胀、民众消费意愿走低的情况下，减税或无法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很难想象，一个印度中产阶级家庭，在面对物价上涨、勉力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却难以就业等问题时，会仅因政府减税就大力扩充消费。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