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若拱璧的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

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是首都博物馆众多藏品中非常独特且珍贵的一件，它是1954年，由北京市财政局实物库拨交给当时的首都博物馆筹备处的传世文物。

存世唯一

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的造型为蒜头口瓶，这种瓶型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出现大量的铜质的蒜头壶（或瓶），其造型口部为蒜头状，颈细长，从颈部下收至腹部，腹部扁圆，圈足；此时口部的蒜头还较写实，后世的蒜头口则不见瓣形，只见圆球状口，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瓷器造型中更是如此，而明清时期蒜头口瓶整体造型的外形轮廓线更为流畅、圆缓，体型更为敦实厚重而不失灵动。

珐琅彩瓷是清宫造办处珐琅作在皇宫内制作的一种宫廷御用器物，它的正式名称为：瓷胎画珐琅。珐琅彩瓷的烧造过程是非常严格的，瓷胎对于烧制至关重要，雍正时期对素白瓷胎的选用尤为严格，用于烧造珐琅彩的素白瓷胎是在景德镇御窑厂内高温烧成的，然后运到宫廷造办处、圆明园以及怡亲王府三地施彩烧造。珐琅彩所用的彩料为西洋进口或者宫中炼制的珐琅料，器物上装饰的图案皇帝亲自参与选定，然后由宫廷画师彩画，再将绘有彩画的器物交由造办处珐琅作烧制完成。珐琅彩瓷一直秘藏宫内，直至清末民国才流出宫外。珐琅彩初创于康熙时期，盛烧于雍正、乾隆时期，之后烧造很少，民国时期有不少仿制品。

据清宫档案记载，清宫制作的珐琅彩不过数百件，流出宫的更是少之又少。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雍正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就是极为罕见的一件。在清宫目前留存的珐琅彩瓷及其他公私收藏机构，尚未发现与其相同的珐琅彩瓷器。

曾引发争议

“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此正式定名，曾存在争议，在首都博物馆的原始记录中曾将其定为粉彩器。为什么对同一件器物的釉上彩种类会有不同的看法呢？要想判断其是否属于珐琅彩，就先要清楚珐琅彩与粉彩二者之间的区别，然后对此器物做出判断。

珐琅彩创烧于康熙时期，盛烧于雍正、乾隆时期；粉彩出现于康熙晚期，盛于雍正、乾隆时期。二者出现的时间基本相同，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彩料、纹饰、款识三个方面。

从彩料来看，珐琅彩彩料中含有大量的硼，基质为铅、硼、玻璃料。而粉彩彩料中不含硼，基质是含氧化钾的玻璃白粉化乳料。要想凭这一点来判定一件器物是属于珐琅彩还是粉彩是不现实的，我们不可能从器物上提取彩料样品去化验它是否含有硼；但两种彩料所含成分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表面形态，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差异来分析一件器物是属于珐琅彩还是粉彩。由于珐琅彩彩料基质中含有玻璃料，因而珐琅彩的表面有很强的玻璃质感，透明度好。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康熙时期有时会在彩料中添加粉质，因而彩料呈现不透明的状态。而在雍正时期，彩料中不添加粉质，所以彩料玻璃质感强，色泽艳丽，层次分明。粉彩彩料中的基质是含氧化钾的玻璃白粉化乳料，因而它所体现的表面形态是玻璃质感弱，有很强的乳浊感。

在彩料的施绘过程中，珐琅彩与粉彩虽然在用笔的方式上完全相同，但表现出来的效果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笔者通过对公立博物馆（院）所藏的部分珐琅彩与相关粉彩进行仔细对比、分析：珐琅彩器物色彩凝厚鲜艳，施彩匀润，浓淡深浅的过渡极为自然，从浓深处渐渐转为淡浅；而粉彩器物色彩淡雅柔润，施彩不及珐琅彩匀润，浓淡深浅的过渡明显带有“做”的意味，整体色彩有堆垛的感觉。

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在色地上描绘纹饰图案的做法是珐琅彩常用的手法之一，特别是在康熙时期极为明显，这是为了仿效铜胎珐琅器施彩的效果。雍正、乾隆时期继承了这种手法，此瓶以珊瑚红色为地，且颜色鲜亮，玻璃质感很强，当为珐琅料所绘。色地之上的图案，无论是小鸟还是翠竹设色明快、鲜亮，玻璃质感极强，透明度亦好，在红色地的衬托之下更加鲜明、突出，是珐琅料所表现的特点。而珊瑚红地作为瓷胎表面的一种装饰和修饰，更加突出其上的纹饰和图案，也常见于粉彩器物上，因此很容易将同为珊瑚红地的两个品种混淆。

此瓶上的翠竹运用了绿、白、蓝三种主色描绘，竹竿从竹节处向中间颜色逐渐变淡变浅，竹叶叶根至叶尖处颜色由深变浅，由浓变淡；无论是竹竿还是竹叶，色彩的变化自然舒缓，颜料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透明度很好，完全是珐琅彩所体现的特色。瓶上的小鸟，同样是设色匀润光洁，玻璃质感强，是用珐琅料所绘。而碧桃的描绘则不同，无论是树干还是花朵都有阴阳明暗的变化，色彩由深到浅、由浓到淡的变化十分突兀，色料缺少透明度，特别是白色有很强的乳浊感，可以肯定这是粉彩的装饰方法。

从款识来看，康熙珐琅彩款识一般用蓝色或胭脂红珐琅料书写“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款；而康熙粉彩器不见有“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款。雍正珐琅彩款识一般为青花或蓝料彩双方栏“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宋体）款，后者甚少；同时亦有少量“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雍正时粉彩器物没有“雍正年制”四字楷书款，一般为“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因此遇到六字楷书款的器物就要结合彩料的特点来综合分析了。乾隆珐琅彩款识种类较多，一般以料彩书写“乾隆年制”四字楷书（宋体）款或篆书款；篆书款都有双方栏，楷书款大多数有双方栏，也有少数没有双方栏的。特别是色地珐琅彩器物多在松石绿地上用蓝料彩书写“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粉彩器物不见“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少数有“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一般为“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这件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底有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并非典型的雍正珐琅彩器物的款识；这种六字款在雍正珐琅彩中比较少见，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珐琅彩松竹梅纹瓶也是六字款。款识并不是判定是否属于珐琅彩的关键。

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不能说是纯粹的珐琅彩工艺，而是兼具粉彩工艺。珐琅彩与粉彩同时出现于一件器物上，在雍正、乾隆时期是确实存在的，粉彩成熟时期尤其明显。珐琅彩与粉彩在许多方面互相借鉴，给鉴别带来了一定难度。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研究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