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博拉·利维：写作就是那间自己的房子

德博拉·利维简介：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1959年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9岁随家人移居英国。早年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写过不少戏剧，1989年开始发表小说，从2012年起，作品三次入围布克奖，2020年获得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论她为“当代英国小说中最令人兴奋的声音之一”。

对国内读者来说，作家德博拉·利维的名字有点陌生，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已经写作四十年，三次入围布克奖，是许多文学奖候选名单上的常客。2023年，利维的自传性随笔——《我不想知道的事》《生活的代价》和《自己的房子》在国内出版，利维本人更喜欢把它们称为“生活进行时自传”（Living Autobiography）。这三部作品不仅面向过去，还与她的当下生活同步，横跨了她的四十岁到六十岁。在这三部作品中，利维回答了每个作家必须面对的灵魂拷问——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

为什么写：救鹦鹉

利维的写作动机得从一只虎皮鹦鹉说起。利维出生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5岁时，她的父亲因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被关进了监狱。这件事对小利维打击很大，7岁时，利维被送到距约翰内斯堡500多公里远的德班，和教母一起生活。

教母养了一只可爱的虎皮鹦鹉，叫小比利，但在小利维眼里，她看到的是别的东西——小比利被关在笼子里，它本该像别的鸟一样自由飞翔。于是在一个夜晚，利维悄悄打开笼子放走了小比利，她把对自由的憧憬全部寄托在这只鹦鹉身上。小比利的确飞走了，却很快又重新回到了笼子里，利维对此很失望。两年后父亲出狱，利维一家人离开南非移居英国，但这只鹦鹉的阴影却一直笼罩在她的心里。

救鹦鹉是一个生活隐喻，笼子里的鹦鹉可以看作监狱中的父亲，也可看作被困在创伤中的利维自己。救鹦鹉的失败，说明想要自由，仅仅打开笼门是不够的，好比仅靠离开南非，并不能真正摆脱过去。

在《生活的代价》里，利维写道，“我们要么因过往而死，要么成为艺术家。”显然，她选择了后者。利维二十出头开始写作，27岁出版作品，她写戏剧，写小说，写随笔，用第三人称写，也用第一人称写，从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到2012年首次入围布克奖，利维用了23年。

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把作家的写作动机总结为四点：纯粹的自我中心、审美方面的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和政治方面的目的。利维在她的第一本自传里对此作出过回应，她沿用这四大动机，但又把它们指向了同一件事——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利维笔下的女性人物也同样处于拉扯中。她想写一个从未被写过的女性主角，摆脱传统刻板的女性气质幽灵——宁静、隐忍、苦中作乐，却发现这个幽灵仍然萦绕在今天，还拥有许多变体。更糟糕的是，21世纪的现代女性遭受着新的折磨，社会希望她们无所不能，但丝毫没有减少对她们的羞辱，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家庭上。

7岁的利维仍处于某种失语状态，当时身边的人总让她大声说话，可她却不知该怎么提高音量，她选择把这些话写下来——这也许就是她最初的写作动机。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开始她甚至无法从纸上的第一行写起，总是从第三行写起，她害怕第一行。15岁时，利维在餐馆的餐巾纸上，用一支漏液的蓝色圆珠笔写下了“英国”两个字，她知道自己想成为作家，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努力。29岁，她在波兰做采访，从著名女演员、导演索非娅·卡林斯卡那里，得到了那个方向——要说出自己想说的，不用大声，只需要把想说话的愿望和对此的犹豫，一同表现出来。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利维一直在思考卡林斯卡的话，直到50岁，她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要成为一名作家，我必须学会打断别人，敢于发声，大声说话，然后再大声一点儿，最终学会用我自己的声音说话，而我的声音其实一点儿也不大。”

写什么：在上升的扶梯中哭泣

在《我不想知道的事》的开篇，利维写了这样一个场景：她站在火车站的自动扶梯上往上升，眼泪不停地往外涌。自动扶梯明明推着她向上向前，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却莫名触发了她的创伤记忆，使她感到悲伤，充满消极的情绪。这也是一个利维式的生活隐喻。

她哭泣，不仅因为当时她刚离婚，处于人生低谷，更因为南非的过去，像幽灵一样找上了她。过去不仅纠缠着利维本人，也纠缠着她笔下的人物。她的作品里经常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一种推着人物前进，让他们想象更好的生活，另一种却总把他们拉回现实，拉回过去。可以说，利维的写作对象就是这两种力量间的拉扯。

以长篇小说《游泳回家》为例，利维塑造了一个现实人物——盛名在外的诗人乔，和一个超现实人物——从泳池里忽然冒出的裸体女孩凯蒂。在短篇小说《星尘国度》里，现实人物是广告公司的老板汤姆，超现实人物是会计师尼克，他总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乔和汤姆都是世俗定义下的成功者，而凯蒂和尼克则都患有某种癔症，接近精神病人。他们不像真实人物，倒像乔和汤姆分裂出的人格，是两人过去的幽灵多年后的再度纠缠。

在《生活的代价》，利维写到自己的五十岁，离异，她和两个女儿搬进公寓大楼，想要开始新生活，却发现公共走廊像恐怖片《闪灵》的场景。冬天屋里暖气停了，没有热水，旧家具旧电器和新居格格不入，生活是一抹能把人逼疯的黄色。利维不仅得写作养家，还得承担所有体力活，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她拿着“通厕大师”，修理浴室堵塞的水管，不经意发现自己身上穿着两件反差极大的衣服，工装外套厚重实用，丝绸睡裙轻薄柔软，简直像两种符合社会想象的性别，而她把它们同时穿在身上，不再扮演“社会妻子”的角色，但新角色到底是什么，她还不知道。

一个女性能在写作的同时拥有幸福和爱情，拥有家和孩子吗？利维在自传里问自己，她觉得很难，但她没有逃避书写这种渴望与怀疑，这或许就是一种属于当下的新人物，自传里的她就是那个她要写出的女性主角。

怎么写：踩橙子

写作者该怎么书写自己的生活经验？利维的回答很有趣，她提起了小时候在约翰内斯堡吃橙子的情景：找到一个小小的汁水饱满的橙子，然后光着脚踩它，让橙子在脚底板下滚来滚去，慢慢变软。这非常考验功夫，既要压出果汁，又不能让果子破裂，全凭脚底的感觉。她的腿被南非的阳光晒得黝黑有劲儿，但光有劲儿还不够，必须把力道柔柔地作用在一只小小的橙子上。滚好以后，只需用大拇指在橙子皮上戳一个洞，就可以往外吸吮甜甜的果汁了——这当然又是一个利维式的生活隐喻。如果把这段话视为她的写作技法，那么很显然，生活好比那只橙子，写作则是柔柔地踩橙子。

即便是利维自己，也并非开始就掌握了踩橙子的技巧。利维在自传里坦白，她发现《游泳回家》的故事和她自己的联系过于直白，“离骨头太近了”。利维的其他小说也常透着鬼气与暴力。比如《穴居女孩》里的妹妹卡斯，想通过手术变得“更女性”，为了表现这种观念的可怕与暴力，利维用了两处血腥描写：一场染血的车祸和一场路边屠杀——一只猫抓住了一只鹦鹉，挖出了鹦鹉的眼睛，咬掉了它的头和肠子……这些作品里，死亡、疯狂作为极其剧烈的情节和意象反复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声嘶力竭”。

后来利维对类似问题的处理就轻盈多了。《生活的代价》里只用一根冰棍就把母亲去世写得很感人。利维的母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周，无法进食，只能舔食某个牌子的冰棍，依次喜欢青柠、草莓和橘子三种口味。那时是冬天，大多数商店不卖冰棍，唯有一家报刊店还有存货，利维经常去那里买。有天她突然发现，报刊店里的冰棍三种口味全卖光了，只剩下一种泡泡糖口味的冰棍。利维又急又气，发了一顿火，最终还是买了两根泡泡糖口味的冰棍。母亲果然不喜欢，舔了两下，就不吃了，利维只好把自己在店里发火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笑了，声音很小，只有胸脯起伏，利维知道她在笑。当天夜里，利维看着已经化成一摊粉色液体的冰棍，为没有买对冰棍懊恼。这之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这个场景里没有“声嘶力竭”的悲痛，有的只是一根冰棍，就连死亡的意象也化为了一摊粉色的液体，利维学会了柔柔地踩橙子。

写第三本自传《自己的房子》时，利维已小有名气，她离开伦敦的家，去巴黎、纽约、孟买、柏林等地旅行，参加文学活动，在不同的房子里写作，房产梦随之瓦解。伍尔夫的房间理论，不再是她的最佳方案了。

对于当下的写作者来说，或许更务实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一年500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从这个角度，我很喜欢利维的答案——“对一个作家来说，相较于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更有用的是一条电源延长线，还有各种适用于欧洲、亚洲或非洲的转换接头。”——书即不动产，写作本身就是那间房子。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