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时代，人会输吗？

AI机器人来势汹汹，人会输吗？

在哲学家和艺术家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

每种新技术诞生之后，人们先是讶异，然后是惊喜，同时也许会有抵制和保守的声音出现，紧接着，人们开始思辨，并且焦虑。

大机器时代，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异化，人发明了机器，而机器似乎越来越强大，反过来控制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时代，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存在性焦虑。人类希望机器越像自己越好，拥有名为“人工智能”的“大脑”、灵敏而逼真的“身体”，却因这种纳西索斯情结陷入困境，开始为它与自己的相类感到焦虑，以至对日渐强大的它产生恐惧：人类会被取代吗？

如果说几年前，人文艺术对智能机器时代的回应总体上还怀抱着对万物之灵长的自信，认为诸如情感、思维、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精华，如今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会发现事情已然不同。

这个时代的人文与艺术，并不急着与冷冰冰的机器划清界限；相反，无论是研究技术何为的学者，还是倚赖技术与手艺的艺术家，都在探索崭新的，与技术对话的可能。

“我们生来就已经是赛博格”

以近一年为尺度，最令你印象深刻的科技事件是什么？

技术改变了很多事情，当然也在改变我们感知时间的尺度，对人工智能元年之后的我们来说，一年似乎也太长了。

这是日新月异的一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学者姜宇辉向南风窗回忆道：ChatGPT还在升级，Sora推出了图像生成功能，国产大模型DeepSeek一经问世获全球瞩目。但另一个直接跳进他脑海的例子却是《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电影使用的特效如“虚空裂爪”，提示他技术的升级并不局限于算力或者算法，它也会影响人们理解文化和情感的方式，并且给传统文化的复生创造新的可能。

有趣的是，中央美术学院讲师、青年艺术家张文超面对这个问题时，给出一个相似的回答。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黑神话：悟空》的面世，因为它展现了技术去构建一个虚拟世界的能力。《黑神话：悟空》不仅藉由技术重述传统文化，也让前沿的科技成果通过游戏进入普通人的日常体验。

来自学者和艺术家的两个答案，指向了某种对技术的相同感知：科技正在重塑文化和艺术的表达。

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说：“17世纪以来的传统是尽可能将（科技与艺术）二者分开，构建出一边是虚构世界—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另一边是理性与自然世界的格局。这种分化由来已久，但实践层面始终都复杂得多，因为艺术家和科学工作者一直在工具生产方面紧密合作，特别是在视觉工具方面，他们一直是同步的。”

姜宇辉提到，有一派学者主张我们应有更开阔的视野，在更大的历史语境下理解“技术”，它并不仅仅指向前沿的高科技，而是从学会使用火的那一刻开始，人类就与外在工具以及使用工具的技术“耦合”在一起。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吃进去的食物、穿上身的衣服、表达思想的媒介，更是无一不说明技术与人的相互渗透。张文超也提到，对艺术而言，即便是最为传统的绘画当中，也存在纸张的技术，颜料的技术，透视的技术。

数字技术是技术的一个阶段，而人工智能时代则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一个结果。如今我们提及技术与艺术的对话，往往更强调媒介的融合，或者技术对人文艺术的改造。这种改造是如此深刻，正如美国学者安迪·克拉克所说，20世纪晚期以来的重要文化现象是，“我们生来就已经是赛博格”。

1912年，当代艺术的先驱马塞尔·杜尚创作了一幅布面油画，将一个裸女从楼梯走下整个过程中的片刻留影呈现在同一个平面当中。据他说，这幅画受到法国摄影师发表的一些表现形体活动的连续性照片的启发。

1965年，韩国激浪派艺术家白南准成为以视频为媒介的先锋创作者，他主张将科技产物纳入当代艺术范畴，通过便携式录像机和电视机进行表达，被冠以“数字艺术之父”的称号。

总体来看，艺术史和技术史是并行的。今年3月，艺术家徐冰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提到，艺术的核心在于艺术家对时代的敏感性及改造旧艺术方法论的能力，科技与文明的演变要求艺术从外部寻找灵感和发现问题，突破艺术系统自身的局限。

我们采访到的艺术家张文超，一直在探索数据思维下进行艺术创作的各种可能，这被他视为当代经验施与他的必然选择。本科毕业时，张文超的作品《涉江》，借助Google Earth的虚拟环境和摄像技术，将他2008年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寻访经历记录下来，铭刻到数字轨迹当中。2011年到2016年之间，他把自己的行动轨迹制作成一个交互地图，形成他的另一个作品《快捷风景》。

对张文超来说，这些结构化的数据，也就是数据集，可以是一种叙事方法，更进一步，它可以是文学，或者电影，只不过它并不以传统叙事的形式出现，而是在数据、算法的底层逻辑上生发。

张文超的另一个作品《一个传说的嬗变》，受到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影响。顾先生的“历史层累说”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数据挖掘，通过把孟姜女从战国时期到清代的演变过程梳理出来，顾颉刚重现了一个传说的历史肌理，而张文超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艺术再现。他还用类似的方式整理了古代神话人物河伯的传说，其前期工作可以抽象为“在历史的数据库中检索‘河伯’”，找出与之相关的故事之后，他把这些故事制作成数据集。

这个过程看起来似乎与传统艺术大相径庭，但也许它对我们来说并不完全陌生。我尝试提起一个名字。果然，张文超很喜欢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的百科全书式写作和安伯托·艾柯的迷宫小说，及时甚至超前地体现了数据思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他们对传统文学的突破，佐证了线性叙事并非某种超然的定律，人类历史中曾经出现过扁平的、空间的、符合计算机规律的认知方式，只不过未成主流。

技术的发展正在更新历史定式。用数据库的方式理解世界，也许会从一种先锋的手法，变成日常的经验。

新语言，旧语言

尽管对艺术家来说，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好玩的新鲜玩意，也更新了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视角，哲学家往往会主张在谨慎乐观的态度之外，往思辨的方向多走一步。

技术有时显得很神秘，它诞生于人的智慧，却常常展现出人所不可控的力量。在技术与人的关系里，机器是相对于人的他者，而恐惧他者是人类的天性。

借助科幻片的叙事，姜宇辉简单把人类对他者的恐惧分成三个形态。

首先是《第三类接触》《天外魔花》所讲述的对外来入侵物的恐惧，比如外星人，未知的病菌；到第二个阶段，是赛博朋克科幻片如《黑客帝国》《银翼杀手》，它看到了技术对人造成的深刻改变，尤其数据网络营造的虚拟空间造成身心分裂，在离身体验当中，人们正在经历对肉身的遗忘，从而产生对自身命运的焦虑；接下来，姜宇辉开了个玩笑，说“人们也许到了认命的阶段”。

在《银翼杀手2049》和《普罗米修斯》这类讨论人造物的电影中，宿命感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情感体验。《银翼杀手2049》里的复制人K虽然战斗了，但战斗结束后他躺在雪地上的镜头，让姜宇辉感到技术自我发展的未来已经有一种不可更改的意味，对人类来说构成俄狄浦斯王那样一种富有悲剧意味的命运。

对机器的恐惧和对技术的焦虑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母题，然而到这个时代，重复二元叙事有时看起来也有点过时，人与技术的关系未必总像电影里那样充满冲突与对抗。姜宇辉所研究的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相信，人和机器处在一种相互渗透、彼此促进的关系当中，一个更吸引人的前景是，人与机器和谐共生。

步向这个前景，有时候需要我们突破一下人类中心的视角。与姜宇辉谈到“机器味儿”和“人味儿”时，他提到了行星性这个概念。

美籍印裔文学理论家斯皮瓦克曾发出宣言：“用行星性改写全球。”

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姜宇辉的朋友和合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文学学者王峰教授。近几年他致力于携团队创作长篇智能小说，中文系出身的他却主张以动态的视角来看待文学，突破传统文学的局限。“人机协同创作不仅推动文学创作的革新，更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学体验。”

人味儿真的那么重要吗？行星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人不过是某个行星上的居民，所谓的人味儿，在机器味儿、外星味儿、太空味儿面前，也许并不具有某种超然的、绝对的文化地位。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电影学者李洋曾有一个观点：20世纪的文化是一种“水平”的文化，它主要包括那些围绕地表冲突建立的思想和艺术，比如男人和女人之间、殖民者与奴隶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然而人与细菌的关系、人与行星的关系、人与虚拟空间的关系，处在“垂直”方向，它从截然不同的维度出发，“建立一个新的理解世界及其问题、危机的视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徐冰及其团队的太空艺术探索。

作为徐冰艺术卫星驻留项目的驻留艺术家，张文超解释，在这个项目之前，国内的太空艺术大部分还停留在把原生于地面的艺术携带到空间站，而徐冰曾特别强调，他们的方案要与人造航天器的运行有科技层面的关联，这对于艺术家们形成一种挑战—他们得先弄清楚卫星的运行逻辑是什么。

《90分钟的宇宙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激发灵感的是一则国际新闻，一个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欧洲女航天员在经过北京上空时，发表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一句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2024年初，徐冰主持的“艺术星链计划”迎来首颗发射成功并入轨的卫星“SCA-1号”，他邀请艺术家及各领域人士利用这颗卫星创作作品，并将其描述为“世界上首个共享艺术卫星”。这颗卫星给艺术家提供了激活想法的空间，在那位航天员的启发下，张文超的方案逐渐成形：将卫星在其轨道运行过程中垂直投影到地球表面的点连接起来（也就是“星下点轨迹”），对应地球坐标上诞生的人类文明，把那些地域中与太空想象有关的文学、历史、神话创建成一套数据集，并生成具有交互性的数据电影。

这是一种崭新的艺术语言。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当然，事情并不完全是乐观的。

我和姜宇辉半开玩笑地提到，行星主义其实有一点自我安慰的意味，那是人在面对不可阻挡的浪潮—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人类的宿命时，找到的一种解释和寄托。因为我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另一个问题也在困扰着我们，那是一个辩证法的提问：在变动里，我们有什么是不变的？

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尔斯在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当中提到，尽管人类形态向着虚拟数据的方向转化，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身上注定有些东西会残留下来。

那个残余物，也许就成为后人类时代，抑或是人工智能时代，抑或是机器人时代，人类最重要的东西。姜宇辉说：“那是人身上最终对技术起到某种抵抗作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