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怯弱时，这群孩子勇敢地抵抗

在《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一书中，罗纳德·C.罗斯伯顿摘录了一些年轻抵抗者的书信。他写道：“在1940—1945年被德国行刑队处决的人质和抵抗者有4000—5000人……那些死去的年轻男人和男孩，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然后突然得知，几个小时后他们将被处决，作为抵抗者对德国人发动的暴力行为的惩罚。”这些年轻人会得到写告别信的机会，每人最多三份。

随着抵抗行为越来越多，被抓的抵抗者们（哪怕只是嫌疑犯）会被更加迅速地处死。受刑者写好告别信、填好地址并被处决后，当局会先审查信的内容（用浓墨盖住不当言论，或删除信中部分字句段落），然后才将信交由狱吏、神父或军官带给死者的家属。收信人会被警告，不允许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分享信件内容，否则将受到处罚。但《突如其来的勇气》写道：“尽管如此，这些信件经常被大声朗读出来，听众不光有家人，也有亲近的朋友；一些信件被复印并传阅；一些信件甚至被刊登在地下报纸上。信中所体现的，特别是来自早逝的年轻人的痛苦、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就这样大胆地被公之于众，并让所有人都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人在20岁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我，面对占领能做什么呢？”

二战期间，纳粹德军一路高歌猛进，逼近巴黎。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出走逃亡，许多人死在路上，无数家庭离散。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开始投入抵抗，他们保护跳伞的盟军飞行员，收集掩埋撤退士兵丢弃的武器，袭击落单的纳粹德军……

1940年到1944年间，抵抗纳粹占领法国的行动往往由年轻人发起和执行。这些青少年以自己的未来为代价，投身于抵抗运动，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们当然是勇敢的，但也难免恐惧、迷惘和无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幸存者也难免内心创痛。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年轻人在信件中表达了恐惧与焦虑，但他们“很少会想到自己，更多的是想到他们的死会对留在身后的人，即他们的爱人，他们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弟弟妹妹，造成什么影响。他们还会对法国的命运进行最后的思考。时常有人提到来世，但几乎都是为了安慰收信人。一些人会表达自己的歉意，抱歉自己惹上了这样的麻烦，或抱歉自己不是父母理想中的孩子，但没有人后悔曾站出来反对暴政。许多信件带着自省的口吻，一方面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依照信念做了正确的事”。

考虑到写信者是青少年，而且是将死之际，他们的表达已经足够清晰，也足够真挚，足以打动所有人。

一位年轻人在赴刑场之前，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你们写的最后一封信。你们会在我死后收到，它会唤起你们悲伤的回忆……我本可以出卖我的同伴来换取我的生命……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要回了我的两个笔记本，其中一个的封面上写着尼采的一句话：‘我总想攀得更高。’我将（这句话）留给所有的理想主义青年。请大家永远记住我的坚强；我的名字将在我死后鸣响，不像葬礼的钟声，而是像希望飞翔的声音。”

19岁的费尔南·扎尔基诺在给妹妹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就一直在深深地审视自己。我意识到，尽管我缺点很多—不止一两个，但我并没有那么差劲，我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我喜欢吹牛，这我知道。但说实话，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冷静。在宣判之前，我经常哭，但宣判后，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流过。我从内心感到一种深邃的平静和安宁。似乎我只剩下一个考验了，那最后一个，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仅此而已。”

这些信件并非全部，而且过于随机，随机到写作者根本没有时间和心理准备组织自己的想法。因为处决本身也是随机的，“最有可能的是，当有通告说有德国士兵或军官被暗杀时，他们就从囚犯中被随意挑选出来”。

而且，“这些年轻的作者知道，他们的遗言能否被传达出去，全凭当局的决定；给他们纸笔并浪费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也许是反复无常的抓捕者戏弄他们的又一个残忍把戏。那些有自知之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凭借常识，怀疑这些信件最终都会被丢进监狱后院的垃圾桶里。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倾诉对象，至少在潜意识里，还是他们自己”。

那些可能只有十几岁的少年，诠释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在非常时期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所谓抵抗，并不仅仅是拿起武器袭击纳粹德军，派发传单、印刷报刊、街头涂鸦、传递情报、协助匿藏和保护受害者……都是抵抗的一部分，也是对大众的召唤。

而且，青少年抵抗者有着自己的优势。他们熟悉城市的各种角落，可以在黑夜中穿梭于街巷，他们还能活学致用，将物理公式应用于燃烧弹的参数计算。1941年，一群巴黎高师学生刺杀德军上校，就以学校实验室的原料制造定时装置，将引爆时间精确设定于军官午休结束走向办公室时，正如书中所言，这是“用知识对抗暴力的新战争形态”。

所以，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孱弱不堪的孩子，也可能是极为出色的抵抗者，比如书中提到的雅克·吕塞朗。

雅克·吕塞朗在7岁那年因意外而双目失明，但他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接受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他有一个亲密并懂得尊重他的朋友，陪伴在他身边，并不把他当成病人，不会搀扶他走路，而是任由他自由奔跑，但时刻紧随，在有危险时将他扶住。

这种留有足够空间的尊重、踏实的友情，让吕塞朗懂得了独立，也因此勇气十足。他还拥有开明的父母，并未将他送进巴黎那座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的盲人学校—法国国家盲童学院，而是希望孩子不要被隔离在残障的世界里，于是将他送去接受普通教育。

在开明包容环境下长大的雅克·吕塞朗，后来成为抵抗运动组织的领袖人物。以他为核心的“自由志愿军”，是巴黎被占领期间最受尊敬的早期抵抗运动组织之一。正如他“拒绝让丧失的视觉从精神或身体上定义自己”一样，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的祖国被纳粹定义。

《突如其来的勇气》写道：“1940年5—6月的军事溃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纳粹占领，不但没有使吕塞朗更深地陷入寂静的失明世界，反而激发了他的能力，让他将自己神奇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影响周遭人与事的变化上。”

吕塞朗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当他的朋友们“迷失”在巴黎迷宫般的街道中时，他们会向他这个“盲人”求助，寻找回家的路。他的失明越来越被朋友们看作一种“特殊能力”，令他与众不同，并促使人们追随他。他还创办了地下报纸，它后来成为巴黎最知名的日报之一—《法兰西晚报》。

1943年，因为叛徒出卖，吕塞朗被纳粹逮捕，后来被转押到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在残酷环境中从未失去信念，在集中营仍然组织秘密抵抗。1945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吕塞朗幸存，而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的2000多法国人，仅有30人活了下来。

所谓“突如其来的勇气”，当然有莽撞的一面，在习惯计算生存概率和利益的成年人看来，这些年轻人抵抗纳粹就如同飞蛾扑火，但正是这些人性的闪光，让文明得以延续。

可贵的是，罗斯伯顿并未采用传统的“高大全”英雄主义叙事，而是通过档案、日记和口述史，呈现他们的被迫早熟。他们并非纯然无畏，而是在恐惧中学会成长。他们爱法国，但同样爱自己，不希望个人命运被邪恶外力吞噬。正如一个女孩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无法假装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不再属于法兰西。”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渴望的不是纪念碑，而是能活着见证自由的清晨。”

在父辈怯弱地选择以维希政权与纳粹“合作”的时代，青少年们用自己的勇气坚守正义，为法国留下了战后复苏的种子。正如书中所言：“一个全体主义政权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将长久的、令人麻木的恐惧根植于人民内心，尤其是当一切表达抵抗的途径都被封堵时。但总有一个人或一些人，能想办法举起拳头，或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或发出一个声音表明‘这必不会长久’。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时期，这就是所有抵抗者的力量，无论这力量多么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