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预付式消费陷阱

在北京一座高档写字楼里，向女士指着墙上“某国际艺术教育”的金属招牌，手指微微发抖。这家她三年来累计充值3万余元的机构，如今只剩满地狼藉的教室和无法登录的电子合同系统。

与她有同样遭遇的还有给孩子充卡参加某体育培训的数百名家长，他们共同见证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闭店盛宴”——机构在“双十一”大促后突然失联，系统后台清空，连消费记录都消失无踪。

在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一家商行，76岁的李大爷步履蹒跚，手握一沓发黄的收据，声音颤抖地向众人倾诉：“我花了2万多元买羊奶粉，还剩9件没提货，现在商家既不供货也不退钱……”

随着国内预付式消费规模日趋庞大，预付式消费带来的风险也日益凸显。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预付式消费经营主体已接近市场主体总量的30%，超过4000万户；预付式消费年度交易额已接近社会零售总额的25%，超过10万亿元。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全国主要城市预付式消费投诉率和“爆雷”事件都呈现出逐年快速上升趋势。

当预付式消费成了“割韭菜”

作为新兴的消费模式，预付式消费广泛出现于餐饮、美容美发、健身、洗浴、购物、教育培训、手机通信等领域。《方圆》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诱导办卡、夸大宣传、商家闭店跑路、退费维权无门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时发生，导致消费者维权难度大、影响消费信心。预付式消费纠纷涉及金额多在10万元以内，具体2000元至数万元不等，但因涉及人数众多，涉案总金额较大。

多位消费者向记者表示：“有时候也不想办卡，但考虑单次消费金额较高，整体算下来还是购买长期、多次服务更划算。但购买预付卡后，往往发现接下来服务质量下降，远远达不到预期。”一位在健身房办卡的消费者说：“健身房在充卡后减少了健身器材的数量和种类，降低了教练的专业水平，导致健身效果大打折扣。”此外，一些商家还存在随意涨价、变相减少服务次数或时长等行为。

在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看来，近年来，虽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预付式消费的监管力度，但一些储值消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监管缺位、规则失序，逐渐演变为商户坑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侵蚀社会消费信心的“割韭菜”手段。“上月开店，下月跑路”，“昨天收钱，今天失联”等极端案例不时发生，严重冲击社会诚信风气。部分不良商户甚至形成职业化“圈钱—跑路”产业链，导致消费者损失少则数百数千元，多则数万数十万元，且事发后往往维权无门。

《方圆》记者了解到，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北京市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经营者发行预付卡超过一定数量、达到金额规模应当向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发卡企业应确定一个商业银行账户作为资金存管账户，并与存管银行签订资金存管协议；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

然而，实际情况是许多商家“超额发卡”且未履行备案手续，导致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难以维权。比如向女士在北京某儿童艺术教育机构交过三次钱，没有低于5000元的课包，付费最多的一次是花了1.2万元给孩子续了68节课。“出于对机构的信任，家长们在签订合同时依照机构安排，签订了电子合同。等机构爆雷时，系统中的电子合同已经无法调取查看，老师也无法登录后台给家长退费。”向女士说。

另外，商家卷款跑路也是预付式消费乱象之一。一些不良商家在累积到一定规模的预付款后就携款跑路，导致消费者无法继续享受服务，也难以追回剩余款项。“有些商家在跑路后，会给消费者提供所谓的课程转接方案，但往往内容不符合实际需求，或者上课路程较远。”有消费者表示，经历闭店跑路后，自己无法再相信任何教培机构。

“职业闭店人”加大维权难度

被消费者广为诟病的是，商家跑路后办卡的费用都“打了水漂”，难以追回。

“消费者在购买预付卡时更多的是关注课程质量和优惠力度，很少会主动去详细了解机构经营状况和备案情况。而且，预付式消费多为口头约定或格式合同，缺乏详细、明确的书面约定，即使签署也大多是电子合同，给后续维权带来很多麻烦。”有消费者告诉记者，商家在宣传和推广预付卡时，往往夸大其词、隐瞒真相，导致消费者难以作出明智的消费决策，在发生纠纷时也处于被动、劣势地位。

对商家而言，尽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受到其他行政处罚，也能轻易改头换面重新开店，继续蒙骗消费者。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使得商家失信违规的成本极低，而收益却可能极高。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商家因为失信违规行为被法院判处赔偿消费者损失，但赔偿金额往往较低，不足以对商家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一些商家甚至拒绝履行赔偿责任。”有专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闭店跑路已经滋生出新的“衍生职业”——职业闭店人。2024年10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通报称，“职业闭店人”一般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寻找目标企业，评估企业负债情况，按照负债总额收取一定比例佣金，以私下协商、秘密协议等方式操作，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变更、减资、破产清算等程序，帮助面临经营困境的预付式经营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一些“职业闭店人”通常会在闭店前，以店庆等名义组织促销吸引消费者预付费用，“职业闭店人”主导的闭店行为也导致员工薪资被拖欠、消费者预付费用无法退还，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冲击了社会信用体系，给人民群众造成经济损失。

《方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一个“跑路”艺术培训机构的家长维权群里，聊天记录赫然显示，某职业闭店中介公然报价：“十万保证金，包注销清账。”这种服务包含全套法律文书制作、舆情管控和“客户安抚方案”。更讽刺的是，某些闭店机构在跑路前，还会贴心提供“课程转接”服务，实则将消费者推向另一家即将爆雷的关联企业。这种新型黑产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从虚假促销到法律规避，每个环节都有专业团队运作。

对于预付费领域新出现的“职业闭店人”问题，在法律上应如何规范？

记者注意到，2024年4月3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作出全国首例认定“职业闭店人”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从“职业闭店人”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的角度，判令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此类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的行为给予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

事实上，“职业闭店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并非仅限于此。作为法定代表人，如果其以欺诈为目的，通过安排“背债人”帮助经营者逃债并获利，或者直接参与经营，诱使消费者充值，收款后闭店跑路，通常涉嫌诈骗罪等刑事犯罪。此外，在行政领域，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开展了督促规范单用途预付卡管理行政公益诉讼。

给跑路企业“画像”

“知名艺术培训机构闭店跑路，学员家长‘欲哭无泪’”，2024 年初，这样一则预付卡维权纠纷的报道引起了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的关注。

办案团队进一步筛查12345市民热线数据后发现，2023 年朝阳区关于预付卡问题的诉求信息是2022年的3倍，涉及体育健身、艺术培训、托育早教等多个行业，诉求主要集中于预收资金无监管、企业跑路后退费难等问题。于是，办案团队决定建立单用途预付卡规范治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深入开展调研，以体育健身、艺术培训、托育早教、美容美发等4个行业的34家已跑路企业为样本，开展大数据画像。

跑路企业究竟长什么样？办案团队发现这类企业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未按照要求向行业主管部门备案；二是未开设专门账户进行资金存管；三是存在欠缴房租、欠缴物业费、欠发工资等情况。

“这些问题反映出行业主管部门未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朝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说，为此，办案团队前往多家预付卡经营企业实地调查取证，多次与体育、文旅、人社、市场监管等相关单位开展座谈，厘清监管职责，明晰监管重点，共商治理之策，并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职，及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先后对多家企业责令整改、备案、资金存管平台入驻等，使消费者预存资金的安全性有了显著提升。

“我们注重由案到治，系统梳理各领域预付卡管理具体要求、违法情况及处罚依据、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单用途预付卡规范治理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引》，明确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形成7个行业领域25条要求的预付卡监管‘清单’。”该负责人介绍，通过持续开展跟进监督，多次与区预付卡清理整治专项工作组召开座谈会，共同制定《关于协同提升预付式消费领域预警能力的工作机制》。

朝阳区检察院还进一步推动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特别是推动行政机关对“职业闭店人”进行行政处罚，根据已跑路企业大数据画像提炼出14个预警指标植入相关平台，做好风险预警工作。自2024年12月以来，朝阳区12345市民热线涉预付卡问题投诉信息已同比下降40%，预付资金损失风险明显降低，预付卡领域市场经营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为弱势群体“撑腰”

“预付式消费是一种‘先付费、后兑现’的消费模式，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已提前向经营者支付一定款项。这种消费方式便于商家回笼资金，锁定客源，消费者也能享受到优惠和折扣。”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检察院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通过这种消费方式，消费者也可能会面临因商家停业、改变服务内容、变更经营者等导致预付款无法兑现的风险。

2024年8月，梅江区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到了76岁李大爷的来访。原来，早在2019年底，李大爷听熟人说羊奶粉营养高，喝了对身体好，遂到梅江区某商行购买，并以自己和儿子的名义参加了商行开展的“预付2.4万元订购了13件羊奶粉”优惠活动，购买时双方口头商议随到随取，且未明确约定提货期限。下了订单之后，李大爷先后提取了4件羊奶粉。2023年1月起，李大爷多次要求该商行提供羊奶粉或者退回预付款，均遭对方拒绝。

在接访中，检察官还了解到，李大爷是一名退休的煤矿工人，妻子多年前已病故，唯一的儿子二级精神残疾且体弱多病。结合李大爷提供的收据、提货单等材料，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老人有起诉维权意愿，但因年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等原因，在证据收集、提起诉讼方面确实存在困难，决定受理该案。

立案后，为明确诉讼主体，梅江区检察院依法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经营者的工商登记信息，并进一步梳理在案材料，厘清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同时，考虑到李大爷父子家庭经济较为困难，表达诉求和处理诉讼事务能力弱，该院还主动对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派援助律师、提供代理诉讼等法律援助服务。

同年9月，梅江区检察院组织召开了检察听证会。办案检察官向听证员及群众代表讲述了案件经过以及相关法律条文，指出李大爷父子与某商行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某商行不履行合同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决定提起民事支持起诉。在会上，所有听证员一致赞成检察机关的决定。2024年10月12日，梅江区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