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和升学挂钩，能杜绝校园暴力？

六年级的课堂上，同桌拿圆规扎向张素的手臂，留下一个小坑。没有出血，但痛感真实。有一次放学，她被反锁在漆黑教室里半个小时，叫喊无人应答。12岁的她，以为男孩们是在“玩闹”，将遭遇埋在心里。

她进入市重点后，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而不错的成绩未能阻止欺凌的到来。

她觉得同学们故意忽略她，“基本上一个人坐在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找我说话”。课堂上没人愿意和她组队完成任务，还有人对她投来意味深长的眼神，或几个人聚在一起，用她能听见的声音骂她。这样的经历，让她变得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认为老师都不值得信任。

这样的“校园欺凌”，因隐蔽性强、难以取证等原因，长期被忽视，难以被发现，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欺凌行为无法得到及时干预，欺凌者也不会受到“惩罚”，如此共同构成治理“壁垒”。

近几年，多地试图以刚性政策扭转颓势。比如，今年3月，四川省德阳市推出一项中考招生新政，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学生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便无缘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德阳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该措施旨在让“学校深化学生的教育，引导学生遵纪守法，遵守行为底线”，并表示，欺凌认定和处理有一套复杂程序，遵守国家规范，具体不方便透露。

新政的出台，引来不少网友拍手叫好，“建议全国推广”。也有人提出疑问，担心“治标不治本”。争议背后，是校园欺凌事件频发，但在认定和处理等方面存在困难的现实。

当校园欺凌与升学机制直接挂钩，又能否真正触及校园暴力的核心症结？

求助无门

沉默，是张素遭受“欺凌”后的默认动作。

最初，她不知何为“欺凌”。到了初中，她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受到了“校园欺凌”，难过涌上心头。那种“类似抑郁的感觉”持续打击着她。

遭受欺凌后，她更习惯“接受”自己被欺负的处境，并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强化自身遭受欺凌的“合理性”。

六年级的寒假，张素“反思”认为“自己太懦弱”。高中阶段，她仍执着于找到自身的不足，如成绩不够优秀，容貌焦虑、说话口无遮拦，浑身充满负能量。这些想法阻断了她的行动。

校园欺凌中，这样的沉默并非特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进行调研，结果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面对校园欺凌，20.3%的学生要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才会向老师、校领导或家长报告。

但张素不是没有想过向老师求助。班里也有男生曾遭受欺凌。张素记得，男生将遭遇告诉老师后，反而遭到更严重的报复。她不清楚前因后果，但她认为，老师是不可信任的。

被孤立后，她成绩跌至班级倒数。连续迟到被批评后，她越发觉得自己这样的“弱势”学生不受教师喜爱。她认定“老师没有办法提供帮助”。

这不是张素独有的想法。友乐青春团队主理人钟馨乐在校园进行防欺凌科普时，总有学生反问：告诉老师有什么用？

学生不信任老师，认为求助后会被指责“敏感”，将其反馈的问题视为“人际摩擦”或“玩笑”。也有被欺凌者向老师报告后，处境变得更糟。

对成人系统的不信任，加固着沉默。有时候，教师们确实无力改变学生的处境。

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文新在2018年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年的调研。针对教师的问卷显示，当班里有欺凌事件发生时，90%以上的老师表示会去制止，但同时，70.3%的老师坦言无法有效应对。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向笔者表示，欺凌行为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特点。她通过调研发现，乡村欺凌多表现为显性暴力，集中于后进生群体。而城市欺凌更隐秘且复杂，施害者不限于后进生，可能涉及“优等生”或家庭宠溺的学生。

身边有家长向雷望红反映，自己儿子长期遭受同学揪耳朵、拍后脑勺等欺凌。该家长多次联系学校教师，却因难以取证定性处理无果。

对方是个嚣张跋扈的女孩，受家庭溺爱。“老师并不是怕事，而是无法协调对方家长，可能学生的家长也搞不定学生。”雷望红分析道，许多教师面对冲突无能为力，“学校里没有任何惩戒手段”。

“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学校受制于管制权力的束缚。学校没有管制和管教的权力，放不开手脚。一旦去管理，就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雷望红说。

求助无门后，这位家长只能教孩子“以暴制暴”，受到欺负直接还手。冲突由此演变为家长间的丛林法则，“谁狠、谁强，谁就可能在关系里面占上风”。

治理系统“失灵”

雷望红看到过许多教师的无奈。

她曾在湖南某学校调研发现，有的学生不仅殴打同学，甚至与班主任、校长发生肢体冲突。但校方最终不得不向施暴学生道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欺凌治理存在制度性缺失，相反，我国对于欺凌治理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规定。

202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要求，学校接到关于学生欺凌报告的，应当立即开展调查，认为可能构成欺凌的，应当及时提交学生欺凌治理组织认定和处置，并通知相关学生的家长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2024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再次强调各校要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对欺凌行为进行认定，并依法依规处理。

然而，这套制度在实践中却频频“失灵”。“说实话，（这样的组织）很多时候都是形同虚设的。”公益机构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发展研究院的创始人沈旭告诉笔者，这样的组织需要精准界定欺凌行为，又要协调家校社多方关系，现实中成员往往难以胜任。“更多时候就是在调查，如何赶紧应对这件事，如何消除影响。”她说。

网络舆情的传播特性是难以忽略的因素。“校园欺凌很容易变成舆情事件，地方政府担心校园欺凌变成舆情事件后对其形象有损害。”雷望红说，这种压力传导至学校层面，形成将欺凌发生率与学校管理挂钩的考评机制，致使校方陷入被动。

她注意到，部分地区坚持原则，依据事实联合多部门妥善处理冲突。而一些地方“只要出现舆情，不论事实真相，学校必须担责”。

校园欺凌治理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校园问题。然而—据沈旭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校园欺凌的责任都归咎于学校”，而配套支持系统却又匮乏。如此一来，“学校不愿意启动欺凌认定程序。一旦启动，就意味着学校管理和预防校园欺凌工作不到位”。

不问是非的追责逻辑，更是催生了教师群体的“防御”心态。“对于很多老师而言，如果冲突在其班级里发生，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敢告诉其他人，包括领导和上级部门。”钟馨乐说，在教师的认知里，校园欺凌似乎“没办法摆在明面上来说”。

部分教师甚至不知如何处理欺凌。物理老师曹新在江苏某初中任教五年了。他说，学校鲜少为学科教师开展学生欺凌相关的专项培训，“一般不会专门为这个（校园欺凌）开会，也许是一带而过，或者是最近发生相关新闻以后，可能会有动作”。

他不确定校内是否有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对于欺凌行为的认定程序及相关处置措施，他称不了解，“这个太专业了”。他猜测，校园欺凌由班主任和学校相关人员介入处理。

“很多时候，老师本身连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定义为欺凌，也不是那么清楚。”钟馨乐说，在一些学校，教师的防欺凌培训流于表面，只是简单讲解理论知识，缺乏实际操作指导。这导致教师面对欺凌事件时，局限于报告上级或简单惩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她解释，判断欺凌行为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并非易事。一旦意识到可能存在欺凌行为，获取证据往往又是下一个难题。在此过程中，被欺凌者和旁观者的沉默、欺凌者的有意隐瞒，无疑加剧了欺凌界定和处理的难度。

“升学惩戒”有效吗？

“校园欺凌频繁发生，较为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任何的惩戒。”雷望红认为，当前教育环境使教师权威或多或少被消解，“学校没办法通过惩戒形成示范，遏制欺凌行为”。

校园欺凌本质上是教育生态的困局。乡村依赖“情理法”解决显性冲突，而城市须应对隐秘的心理伤害与阶层差异。家庭严重缺位、学校束手束脚、社会支持薄弱等压力之下，“释放惩戒的权力很重要”。

基于这样的背景，全国不少省市都尝试出台一系列措施，以跳出困局。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湖北等等，早已将“校园欺凌”相关内容纳入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2024年，成都发布的高中招生规定指出，初中在校期间存在校园欺凌等行为的学生，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并在录取中最后投档。

此次，德阳也将校园欺凌与升学资格挂钩。德阳市教育局对媒体称，当地省级示范高中和非省级示范高中的升学率相差近半，分别为“90%左右和不到50%”，被认定为D等级的考生，只能填报中等职业学校。

笔者从德阳市教育局获悉，新政推出后，学生一经认定，不仅升学会受到影响，认定结果还会记录在学生档案中。“我不知道（被认定者）就业竞争受不受影响，”对方称，“今后（学生）出社会是用工单位的事。”

从已经实施的地区来看，这样的认定，并不会轻易启动。据媒体报道称，实施至今，成都尚未出现因校园欺凌被取消推荐资格的案例；近五年内，德阳市同样未接到校园欺凌上报案例。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认为，“过度处罚”反而会加剧认定的阻力，“推动认定以后，要重于改正和矫治”。而沈旭认为，政策推行后，部分公开且易发现的显性暴力行为可能会因此减少，“但不代表关系欺凌会减少”。她认为，零认定的数据背后，也意味着，从学校角度看，可能存在校方为保护学生前途或声誉，而淡化处理。

过度处罚，或者大事化小，二者都可能陷入误区。

当下，人们对于校园欺凌常常抱有朴素的认知，认为“坏人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但雷望红认为，“要惩戒到位，既要堵又要疏，要遏制欺凌者的欺凌心理，同时也要疏导其如何不再去欺凌”。

有很多孩子因抑郁、自杀倾向或辍学问题找到沈旭。在这些案例中，60%的青少年健康问题与校园欺凌直接相关，“另有40%没有形成欺凌，但存在未被妥善处理的人际矛盾”。这些问题往往在早期被忽视。

她说，处理校园欺凌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解决冲突”。欺凌涉及双方的价值观和能力不对等，那么，施暴者就需要学习如何看待强弱，用健康方式证明自我价值；受害者则要建立维护尊严、保护自己和表达情绪的勇气。这才是处理欺凌的关键。

沈旭提出，治理欺凌须超越惩罚思维，建立“补偿原则”。在提高能力的情况下，欺凌者还需要承担责任，学习修复被破坏的关系，而学校要创造允许表达不满的渠道。这要求师生、家长之间建立充分信任，让学生敢于吐露困惑而不必担心被批评。

钟馨乐同样认为，治理欺凌须从 “事后追责”转向 “日常预防”。“法律和制度只能是托底，画一个底线。在底线之上，很多事情无法通过明确的条文解决。”她说，“必须回到日常教育中，构建友好包容的人际关系与校园环境。”

（文中张素、曹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