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政治关系中的网络革命

在一九〇〇年前后，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世界都经历了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运动，这一历史主题贯穿于《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英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三年中文版）和《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三年英文版，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二四年中文版）这两本书中。它们对于清末民初国内与海外华人的历史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反映了新式社团或政党组织所领导的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可以简称为网络革命。所以，这两本书也都发展了新的网络分析理论，并强调这一理论方法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研究的广泛适用性。

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网络分析就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流行，但该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例如， 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 ter） 就以社会网络研究而驰名学界。他的成名作是在《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一九七三年第六期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Ties”） 一文，这也是在西方社会学界被后来学者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文献。该文一反此前网络研究的传统观点，认为通过频繁接触的亲友间的“强关系”获得的资讯同质单一、传播范围有限，但人们在社会组织和工作场所等环境中形成的“弱关系”更为广泛，可以通过多方不同渠道提供、传播更为丰富的信息，为寻求工作等活动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中循此方向，在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而发展了新的网络分析理论。该书在英文版序言和前言中指出：亲友、同乡等人际性关系实际与家族、社区等组织制度化关系紧密相连，应该进行综合网络分析。所以，网络发展和变化的真正动力和意义在于从人际层面开始的社会关系制度化（即关系的规范化、组织化及正式化等），通过人际性和组织制度化关系实现的扩大化，卷入不同人物和组织而达到多样化，并导致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强化，从而产生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力量。《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一书进而将这个新的网络理论运用于华侨政治组织和运动的分析。所以，这两本书在理论上都得到格兰诺维特先生先驱性研究的启示及他的直接指教，并都由他书写了推荐语。

当然，这两本书中的网络理论主要还是来自于近代中国与华人历史研究中的史料与史实分析。实际上， 中国传统社会或早期华人移民中的同宗、同乡、同业等组织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关系制度化和扩大化，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体制。但是，它们主要基于血缘、地缘、同行等人际性关系，缺乏关于会员构成等方面的严密规章以及超越地方社区之上的经常、稳定和正式的联系，而且并无清朝官府或所在国家政府的法律承认和保护，即使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前出现于国内外的改良派学会、革命党组织也是如此。

因此，《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指出，一九〇二年出现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由兼具商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绅商、行会领袖等商人精英发起，是最早得到清朝官方正式承认、保护的法人社团。它在一九〇四年直接演变为上海商务总会，是在清末江浙地区、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人社区兴起的一千多个商会的先驱。它也是近代中国所有新式社团的先驱，最早建立了会员、领导、会议、选举等正式制度。清政府为此在一九〇四年特别颁布了第一套关于商会的规章。

这种商会的兴起过程反映了其中商人精英之间的人际与组织关系的制度化和扩大化，并得力于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多样化互动及其对在华西人商会等外国入侵势力的反应。结果，江浙两省商人精英突破了清政府关于每省商务总会和每县商务分会的数量限制，并在原来官方的规划之外发展了商务分所。他们从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一年所建立的两百一十个商务总会、分会和分所几乎占全国商会总数的五分之一。特别的是，江浙两省两百一十个商会中的近一半出现于官方直接控制之外的市镇，它们所形成的总会、分会和分所三级组织网络也在全国最为发达。

江浙各级商会还通过其中会员、领袖的定期选举、任期限制等规定从所属行会的领导人物及其他商人精英中不断选取更为年富力强、籍贯行业更为多样、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成员，从而形成具有代表力量的商人组织网络。根据统计，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演变而来的上海商务总会原来处于宁波商帮支配之下，但在后来演变为江苏、浙江籍贯成员和领袖为主，并包括福建、广东等省商帮领袖的有力社团。直到一九一一年，代表现代工商实业的资产阶级成员在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和领袖中仅占一半左右，在其他江浙商会特别是位于小城镇的绝大多数商务分会和分所之中更是寥寥可数。所以，这些商会是比以往学者所强调的弱小资产阶级组织更为强大并代表传统与现代行业及从都市到乡镇的庞大数量商人的社团网络。

正因如此，上海商务总会在一九〇五年能够在一位福建商帮领袖曾铸的领导之下，利用其商会网络发起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遍及全国和海外华人世界。同时，江浙商会也成为农会、学会、教育会、商团等新式社团的先驱和样板，并与它们共享会员或领袖，促进了商界和其他行业精英及更为广大社会的整合。由于江浙商会网络从所在城镇向两省及全国范围的扩张，其中的商人精英又将其个人、地方利益与省区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参与领导了一九〇七年开始的反对清朝政府向英国公司借款建造苏杭甬铁路、拒绝外国和官方控制两省铁路的运动。但在此后，江浙商会为了发展工商实业，积极与清政府合作，共同于一九一〇年在南京举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产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同时，江浙商会还与清朝政府一道寻求与美国商会合作，试图以此发展“国民外交”。

同样， 在一九〇六年清政府宣布宪政改革的目标之后，江浙商会积极发起商业立法和司法改革，帮助组织一九〇九年前后的省咨议局选举及地方自治运动。但它们在一九一〇年响应咨议局领袖的号召，参与提前召开国会的请愿，遭到拒绝后与清廷发生矛盾。上海、杭州的一些商会领袖并由此转向反清革命。结果，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与杭州商务总会中的革命党人都积极领导或支持了反清武装起义，苏州商会的领袖则推动了当地清朝官员从清廷和平独立，其他江浙商会领导人物也大多参加了革命后的政权或帮助新政权维持了社会秩序。在民国初期，上海等地商会继续与袁世凯政权进行合作、抗争等多种形式互动，得以在一九一二年组成全国商会联合会， 并在一九一五年迫使袁氏北京政府通过《商会法》，保证了这一全国性商人社团网络的合法存在。商会及其他新式社团与清末和民初政府的互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当时缺乏民主选举的代议制机构的情况下，这些新式社团成为社会和民意的代表，并成为失去帝制时代天命信条的民初政权所依赖的合法依据，而不仅是国家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法人社团。

因此，就商会及其他新式社团进行网络分析，可以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趋势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基础，以及社会- 国家互动关系为改良、革命等政治运动带来的动力。它也有效推进并突破了此前有关研究中单纯使用组织分析、阶级分析或公共空间、公民社会概念进行研究的成果，对这些西方理论过分强调的公私界限分明、社会与政府对立等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一网络理论的广泛适用性充分表现于《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一书中。该书从这一新的网络理论出发，更为深入地分析了此前中外学者所强调的海内外改良派、革命党及其后继政党从清末到民国初期的斗争，同时还突破了有关研究，阐明了双方在人员、组织、政纲等方面的联系及其共同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改造复兴而进行或缓和或激进的政治运动。

在康有为遭受一八九八年的维新失败、流亡海外之后，他与加拿大西部华商领袖合作，于一八九九年从维多利亚与温哥华发起保皇会，提出保护、恢复光绪皇帝权力及其改革的口号，并借此发出保护列强威胁下的祖国及白人歧视下的华侨“黄种”等爱国进步呼吁。保皇会虽然晚于孙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建立的兴中会，却是海外华侨中最早具有明确政纲、正式规章，并由分会、总部等多层组织构成的政治团体。同时，康有为利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广东移民的乡亲关系及他与梁启超等万木草堂弟子的师生纽带，发动海外华侨共同投资举办实业，使得保皇会及其后继的宪政会迅速扩展到北美、南美、东南亚甚至非洲的华侨社区，在一九〇八年鼎盛时达到两百多个分会，但其中一百七十一个分会位于美国和加拿大。在加拿大，该组织的成员主要包括了为数众多的普通移民，其领袖也大多年富力强，并非以往学者所称的少数老年富有华商。因此，保皇会曾与国内的商会等团体合作，在一九〇五年发起并领导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海外华人跨国运动，同时，它积极推动清末中国及海外华人社区的同步改革，成为爱国进步的领导力量。

但是，在保皇会于一九〇六年改名为宪政会并将其跨国组织和工商实业推向鼎盛之际，康有为力图加强个人权力，并和梁启超分别使用华侨投资从事豪华环球旅游或国内政治冒险，便与美国、加拿大一些华商领袖及其集团利益发生冲突。这种个人派别冲突反映了宪政会组织制度化程度仍然有限，甚至于到一九〇七年还无法向其成员收取会员费。除了遭遇光绪皇帝在一九〇八年突然死亡等政治打击之外，康有为集团还与温哥华侨领叶恩团伙争夺振华公司，并涉嫌在一九〇九年五月谋杀该公司的主要创办人，这导致了宪政会的内讧和衰落。

在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才得以在纽约一位致公堂及原保皇会成员家中建立同盟会在北美的第一个分会。当年七月在旧金山已经出现名为少年学社的革命团体，但其发起人也是由维多利亚保皇会首任总理的幼子介绍加入同盟会的。同样，同盟会领导人冯自由在一九一〇年到加拿大活动，但他曾从梁启超等改良派创办于日本的学校受到爱国进步、崇尚自由的思想启蒙。冯自由在一九一一年初帮助孙中山先后得到加拿大和美国洪门致公堂的捐助及其所属绝大多数华侨的支持，取得了当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前在北美唐人街的胜利。但是，美国与加拿大的洪门致公堂领袖都曾首先加入康有为领导的改良团体和运动，后来才转向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孙中山从一九〇四年开始的争取、改造北美致公堂活动实际也是此前改良派人物倡举的继续。

在辛亥革命之后， 康有为所领导的宪政会改名宪政党，至一九一三年仍在北美和其他海外华侨社区拥有一百多个分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并入国民党之后，在次年遭到袁世凯政权的解散。但在孙中山于一九一四年另建中华革命党之后，北美及其他华侨社区的国民党保留了其名称，在美国与加拿大分别建立了总支部及其所属一百多个分部，并在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了四十三个支部及其所属六十三个分部。加拿大与美国致公堂也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召开第一次联合会议，并将澳大利亚等地洪门团体纳入名下，在后来成立致公党。

由此可见，清末北美改良派、革命党、致公堂及其各自在民国初年演变而成的政党，共同推动了跨太平洋华侨社会的革命性变化，即以新式政党组织为基础的海外华人世界的空前联系及其与祖国政治和所在国关系的根本改变。

（《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 加] 陈忠平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 加] 陈忠平著，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