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道

我想起多多曾经在国外生活15年之久，于是问他都见过哪些重要的西方诗人。多多说，倒是见过几个，但未必都喜欢，比如有个获诺奖的诗人，见了我们，一脸的不屑。得，我就不搭理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倒想起另外一件趣事：“有一次在国外，有诗人问我：弗罗斯特怎么样，我说，弗罗斯特没感觉，真没感觉。那人急了：怎么能没感觉呢？我说：他的那套教诲，在中国，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都说完了，说得比他还好。中国哲学谈体悟，谈天命，他们比不上。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极其雄厚的高峰早已确立。”这一刻，看多多的神情，颇有几分自豪感——这份自豪里溢满了对汉语古典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在另外的时段，他还说过：对于美国诗人，他并不在意弗罗斯特，而推崇马克·斯特兰德。说弗罗斯特在汉语古典里就是一个后生。

多多有一个执念，诗是心灵的感受，诗永远是生命的东西。对于诗歌而言，只有个性化，没有普遍性。诗人只在意个性，批评家才推崇普遍性。批评家和诗人之间维持着一种最古老的敌意。有些东西是不可说的，不说就对。感动诗人的不是几首诗，是悟道。人一生在于悟道，能够悟出几条就够了。多多说自己骨子里是道家的东西，道家平时独往独来、敢作敢为。“我在欧洲15年，回国以后——其实在回国之前就向往中国古典的东西，然后进行修炼。境界你不修是不行的，当然我修得不好，必须这么说，很惭愧，修得太晚了，40岁以后天地都不交了，修不出什么了。但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自动的一个神秘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源于你每日不倦的学习、研究、积累。”

接续以上的思考，多多很自然地将话题转到对语言的考量上。他说：“我也研究、思考，可是我的研究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对词语的解析，拆其他诗人的词，然后拆自己的词，这个程序是很重要的。词语能自我派生，它往哪儿去，每个人的理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不管这个效应，就这样走下去，完全、绝对地按照另外的一个高度。”显而易见，这是诗歌对词语的最根本要求，也正是缘于此，多多很欣慰自己适时地回国。他颇有体会地说：你的语感只有在母语里才能保持。他还以张枣为例，说他在国外时间太长了，丧失了汉语语感。在社会与时代的剧烈变革和物是人非的年代，多多坚持要在诗里保持词语最本质的力量，这貌似远离了现实，其实是一个极度沉淀后的结果。故而，他说出下面一句话，是令人警醒的：“我是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诗里面的冲击性其实很强，早就超越那种规范性的诗学理论了。”

显然，多多上述言语是在指向诗的某种蜕变——那种对于既有模式的推翻。果然，他接下来就说道：这些需要极大的勇气去突破，否则你突破不了。近几年（2019年以来）的写作是集中爆发，这其实是最需要勇气的。我意识到，多多在这里话题又准备深入到另一个维度了——那便是诗的抽象性。

对于这个在诗学上并非十分明晰而且存在某种争议、在诗歌实践上也不易把握因而并不好谈论的问题，多多却颇为自信，他如此说道：我对抽象性的东西一直是有信心的，也有这个能力。但在以前我不走那条路，现在就正好走了。老了，才明白靠使用蛮力（就是过去的那种做法）是不行的。对于已经写出来的抽象化的文本，多多也清楚不少同代人并不理解，或极度地误解与不屑；这个时候，他颇有些激动地说：“有些重要的诗人、批评家都认为不好，看不懂，就在那里批判。他能批判吗？批不动。那策兰、博纳富瓦等诗人不都有抽象性的吗？”他走了几步，点燃一支烟，语气舒缓下来，“给我安慰的是，不少年轻人却很喜欢。”他还举例说：“元旦期间在某地，一些年轻人居然朗诵这些诗，有的还诵读几首。所以说，只要是真东西，肯定能透露出来，这就是诗歌的能量，它本身的能量。”

当然，关于抽象化的写作，多多认为也要警惕。他沉思着，随后便引用荣格的话说：抽象在艺术中的运用要特别小心，因为它所有的抽象都有一个原型是共同的，可以导致你的抽象丧失格局、丧失个性。最后，多多给出的结论是：要会抽象。他还说：“在国内诗人中，善于抽象抒情的有几个，但后来都过去了，没有了抽象性写作。朱朱算一个，我非常佩服。”稍加停顿，多多颇有些惊奇地说：“很奇怪，我怎么到老年才开始？那是悟性太迟。有些诗人20年前就开始写了，但写了十几首诗以后，没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神不给你了，很简单的。”多多望着江面，很安静的样子，然后说：“记得茨维塔耶娃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写出的每一首诗都是同一只手写出来的。这话看似不讲理，可是你一想这是大道理，你能说这个不是道家的？可是你也不能用道家的东西封闭人家，所以说东西方在一定层次上到达一定高度以后，都是相通的。”

多多坦承一直迷恋超现实主义，起先是受波德莱尔的影响，从意象、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自然，他非常认同布勒东，他颇有些兴奋地说道：“布勒东有一个说法，神奇的就是美的，这句话我读到了就牢牢记住了。”在多多看来，超现实主义把美的内涵特质标定为神奇，是有其道理的，他也深信没有神奇就没有美。而怎么能让神奇的变得美，这是一个诗人的功课，要坚持做下去，做好，做到极致——无疑这也成为解读多多早期诗歌的钥匙。多多说，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现代主义以后的东西。我就是中国诗歌中的空白——这是多多与一位外国诗人争论时说的一句话，何其自信与骄傲！但他话锋一转，却如此说道，你看我接受了西方那么多东西，还是要归于我们现实中汉语的呈现，实际上跟他们（西方）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找诗的来源，可以谈影响，但是它不是那一套了，怎么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就得有胆，有诗的勇气。多多十分崇拜策兰，近二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策兰。他说，策兰有很多说法都很迷惑人，你知道吗？策兰的脑子里有81条线，我们只能捕获七八条，然后就进行概括，这是差远了。策兰多复杂，犹太人渊源的那个神秘的东西，你知道它的出处在哪儿？我看到有一个法国人埃德蒙·雅贝斯，他的理论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但他有一些是模仿犹太拉比的那种东西，我一看跟策兰一模一样，那么神秘那么厉害，这就是犹太的文化传统。

有时候，他戏谑自己是一个写作意义上的“疯子”，这恐怕也得自于其内在精神的无惧无畏与写作中的持续创造力。在岸边聊天时，他不止一次地说到这个话题：对于形式、词语没有进一步的追求，不提升自己，你马上就完蛋。我是有很强危机感的，就是他们批评我，都要好好地听，人家批评你哪儿，不对的地方你根本不管。我后来又在想，我给自己提出的也不能说是任务，就是说你最后（晚期）怎么做好，七十岁了，我还是想再上一个台阶。我认为诗歌就是这样，过几年你必须上一个台阶，上半个台阶也行，你要不停地上，你要是不上了，就会固步自封，这不立马就完了？在谈论这个话题之际，他也会游离于另外的维度，却有着其内在的连续性，比如，他转而会问：“诗歌是什么？诗歌是长存的东西，不只给同代人看，还要给后代人看。”“所以你不在那样的高度，永远跟着今儿一个运动、明儿一个流派那就完了。”

而诗的发生靠什么？多多坚定地回答：靠痛苦的催生。我告诉你，诗人不受苦，是写不出好诗的。从我个人来讲，也有追求安逸的欲望，对于我就是顺利的一面，希望别多出事儿，能安心地待在屋里写东西，有一个温饱的保证就行了。可是这个想法本身就不可能创造诗歌，这时候怎么着？让你趴地下30多个小时（多多说，他曾在洗手间发烧昏迷一天半才醒过来），就是让你去体悟。我反思这就是惩罚，也可能是我道破天机了。我必须这么做，那就要付出代价，失去好了。你看策兰受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一定要付出代价，但这一切我都不在乎。多多在谈论这些的时候，神情是凝重的，有一种缘于对诗的虔诚而来的宿命感及坦然的接受，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难忘：那一刻，烟头已经燃尽，灼热感传至指头，他才顿然察觉……

多多在一个话题谈论完毕，总要有一个停顿——或换上一支烟，或望着江面。我们就这样享受着瞬间的沉默。而当转到一个新的话题时，他的面庞总洋溢着一种幸福与轻松。比如，这时候，他如此说道：“夏汉，我给你说，写诗就等着四两拨千斤，用最经济的语言你才能有这种包涵性。”接着，就会有其独到的解释：“多就是少，反过来可以说少就是多。你要是能够真正心领神会，投入到写作中那就厉害了。我觉得我写诗还是能得到一些快乐的感觉，那肯定的。你逮着你就快乐了，逮不着就完蛋。那些句子，你得到的时候，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现在你也不是天天都有这样的幸运。”说到这里，多多停了一下，我意识到，他要有一个转折了，果然，他如此说道：“你知道我的劳动量有多大吗？你以为就这四行直接就这么写出来了？才不是！马尔科夫也说，诗歌是从一吨的材料中提炼出几克，真的是你敢于荒废自己，大量白费自己的东西。那么，自恋的人是做不到的。我的每个字都不能丢，你就搁上去一堆垃圾，这个是谁替你捡？你得自己替自己捡垃圾，剩下的那点东西攒着慢慢用，所以，其实我的方法，很早就有一个美国姑娘说：你的方法是很科学的。你明白我表面上反科学，其实我很科学。这种提炼是无尽的提炼。”多多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有些微的激动、却又是如此真诚，还生怕我怀疑，于是又补充道：“你有时间了到我家去，你去看我的笔记本有多少。我在离开荷兰的时候，超市推车那么大的两推车送往垃圾站，因为没法带走，我就做一些节录，其实有些东西你都用过了，剩下的那些边角料也不可能有什么作用。我现在几年就这样，我每天都写字，都是这样的。”我被他的话感动着，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却又觉得不妥，赶忙抽回来。这时候，多多却天真地笑起来，给我解了窘境。他意犹未尽，接着说：“作为诗人，有很多东西（或诗句）都是靠自己悟出来的。所以我说，诗人要自我赋予自由。当你真的钻进去了以后，沉浸于其中，三五天就能得一个句子，这是很了不起了。”多多还说，他的诗里也有概念，但他把概念拆开、扭曲、歧义化了。一起造成轰炸的效果。

了解多多的人都知道，他的日常生活是简单的，甚至是拮据的。但他能够把俗世生活抛开，他说，俗世生活顾及太多了，就会挤压你的诗意空间，等于向诗里掺水，也无助于诗歌的生成。说到底，诗歌不能等同于生活，也不存在高于生活一说。我接应道，是的，这就关系到一个根本的话题——诗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多多接着说，比如策兰，他只是在早期的《死亡赋格》里涉及生活，而那首诗是集体合成的，好几个人一起写的。后来他就排除了生活，精进到无人能够阅读的地步：吞吞吐吐，说半句咽半句，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伽达默尔做了解读，而策兰的诗不可解读，他硬是解读，当然就有牵强。说到底，诗歌是不可解读的。策兰就如此，所以要学就学他。此刻，多多的语气颇为坚定。

多多似乎意犹未尽，继续延续这个话题说道：“我没有欲望，我不想在人生中获得什么，我这人的生活，也已经简化到极致了，衣服都是20年前的，我根本不在乎，文人无行。只有这样极简地生活，才能写出极简的诗歌。我现在非常孤独，可是我体会到唯有如此，才可以进行写作。要是儿女满堂，有多少牵绊，怎么可能写作？在佛家看来，不能什么都拥有，都拥有了，诗神还帮什么？你看多神秘，我刚才跟你讲的一些事都是神秘的，并不是说真理，是说真实，我在危难的时候总能得到帮助，为什么？凭什么？因为我没有，我是无，所以它会来帮我，我很自信。我非常尽力地在写诗，别的不敢说，成就是不归我谈的，后世去评价。”

在多多那里，诗歌可以不强调生活，但是要和生命有关系。他说：“痛苦刺激一个诗人的写作。来江西前几天，刺痛难耐，一天里会写出几页文字。”同时，他还强调说，各种矛盾就是我们诗歌的最重要的动力。我是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非理性的东西就被激发了，前语言状态被激活，逼迫我进行这一点的思考，我不再按从前那样去写。我的写作也不是从问题、从观念出发去解决，而是来自内心的感悟。可以看得出，在多多那里，生命的复杂经历导致的一种巨大的破灭感，带来持久的痛苦，从而使他拥有了一种无畏的内在精神，可以称之为自我灵魂拷问的结果。在某一刻，他会诙谐地说：“我现在像个疯子了吧？”而正是这种巨大的生命能量激发出来的写作动力，具有很强的爆破力，它构成创造力的一个独有的形态。（补记：五月初的那个下午，我们在吉安的湖边木屋里，在与龚奎林、曾纪虎、王东东等人一起聊天时，多多说，爆发力如此重要，可以说，没有爆发力就不要写诗。爆发力就是一种直接性写作，不绕弯子，直来直去。爆发力从哪里来？它具有神秘性的过程，不可解释。写诗一定要尊重神秘性。）

几近于中午，我们在岸边已经走走停停两个多小时，但多多依然颇有兴致，最终的话题落在关于诗的境界上。多多如此说道：在中国人这里，诗歌讲的是境界，而在西方那里讲的是思想，这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大诗人那里是一致的，不分彼此的，哪有说人家只谈思想？那是融为一体的。在这方面，我这几年境界有所提升。当然，提升就是一种神秘的呈现，核心的问题就是面对生死，所以才是这样。我现在跟疯了似的，一天写三页，都来自疼痛，这些都是一种征兆，成就诗歌，却摧毁你生命，就这么简单。我很清楚，真的说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献给诗神也不错。这个时候，我感觉多多眼神里有一种很深沉的东西，那样晶莹隐秘却又隐约可见。他站立着，沉思片刻又说道，所以要有一个境界，最高的境界是生死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尊重另外的一个强大意志，就是死。生也就是死，你这么想就通了。博纳富瓦说过特别厉害的话，现代人以为死亡就是一个门槛，过去以后一切都没有了。在古代不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现在其实有一种全面的反抗现代性的一个东西。现代人都是“小人”，你看它把我们变得多么卑微，为了房租，为了买车、房贷，每个人都被绑得死死的，你何必挣那么多钱？最后还是不免一死，有多少钱也活不了，生死由命的。死是要获得一个安详的状态，进入另一个世界……此刻，多多变得坦然，还有某种不易察觉的不屑，但眼神里却透出一份坚毅。

说完以上的话，多多又将话题转向自己，而语气却由舒缓变得急促起来：我现在活过来，健康一天就写作一天；别的已经过去了，已经够意思的了，这时候，诗神对你够意思的了。尽管惩罚还尚未结束。我时常在想这个词——惩罚，博尔赫斯多厉害，他说，奖项是对诗人的惩罚。那么我只管写，写出我最满意的就完了，还要什么？这就叫境界。你活到这份儿上还怕什么？除了说话（写作）你还能有什么？我的诗跟现实生活无关，现在进入一个我自己都不能命名的状态，这些都得你们（批评家）去做，这是你们的事了，这跟我没关系，我就管写。多多相信诗歌的神秘性，就在于它和年龄有关系，他这样解释：“不到一定的岁数，你无法理解晚期的写作，比如看老年的书法都会感到枯燥，为什么？必然的，必须的，不能笔墨饱满了，但是有枯槁之美。所以你到一定的年龄，一切都融会贯通以后，就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的。但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极其狭窄，完全物质性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而心灵是无限的，对于近年的这些诗，我运用了多种技巧，是一种综合性的，但它怎么能够揉到一起，这是个秘密。”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华语诗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