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特朗普的剧本

许多人将特朗普带来的冲击与大萧条时期盛行的反全球化思潮相提并论。但不应过分强调与1930年代的相似之处。当时的全球体系比现在脆弱得多，预防灾难的手段也少得多。一战后，美国成为全球的银行家，但这一地位建立在过热、监管不足且脆弱的国内银行体系之上。1929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了一波破产潮，失业率飙升至9%。随后，贸易保护主义者推波助澜，将一场危机演变成了大萧条。

1930年，由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众议员威利斯·霍利提出的关税法，在胡佛总统的勉强签署下生效，大幅提高了美国的关税。美国的贸易伙伴纷纷采取报复措施，市场随之崩溃。当时由位于日内瓦的软弱无力的国际联盟监管的多边贸易体系宣告终结。两年之内，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23%以上。

自那以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就成了经济愚蠢的代名词，特朗普的批评者们总是忍不住提及它。但这样做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讽刺之处：大萧条的一个结果就是，建立了缓冲机制和防护栏，以防止再次崩溃。这些工具在1945年以来的多次金融动荡中不断完善和更新。

尽管提及大萧条有利于灾难论调的传播，但另一种说法同样危险，那就是“得过且过”。这种说法往往最受危机管理者青睐，因为他们只想恢复往日的常态。随着贸易伙伴们在白宫或海湖庄园排队达成协议，这种说法已初现端倪。许多人会向这位怒目而视的挑衅者进贡，以防止事态升级，比如承诺设立“芬太尼专员”或保证购买艾奥瓦州的玉米。特朗普暂停“解放日”关税措施时，我们就能听到这些得过且过者集体松了一口气。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各方只是在勉强应付。起初，悲观论者警告称会重演1929年的惨剧。但全球管理阶层拥有避免崩溃的手段。当时的情形被称为“现状危机”：严重到让数百万房主、希腊人和乌克兰人付出代价，但还不至于迫使进行系统性改革。最终，管理阶层依靠廉价信贷（量化宽松）和廉价碳（得益于页岩能源和液化天然气）来推动复苏，如今这一代价已显现出来。

蒙混过关在一开始看似有效，但却未能解决根本问题。英国脱欧、特朗普首次当选、普京利用能源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以及疫情时期的“疫苗民族主义”，让达沃斯人再也无法得过且过。自那以后，全球主义者的合法性一直在流失。

我们是在重蹈百年前的覆辙，将一场危机推向崩溃吗？我们又要浑浑噩噩地熬过去吗，还是说，这一时刻会成为一次复兴的契机，因为人们认识到之前的全球化模式未能惠及足够多的人？

复兴的故事已被挤出人们的视野，但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帝国的瓦解，并促成了新的世界秩序；苏联的解体，推动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催生了新的人权规范，并促使人们开始认真对待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

早在特朗普崛起之前，世界秩序就已陷入困境。核扩散卷土重来，不平等现象加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逐渐落空，全球贸易体系也陷入混乱。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修补这种有缺陷的相互依存关系，那我们就会步2008年之后那些无所作为者的后尘。

在“解放日”之前世界就需要复兴，如今这种需求更甚。尽管特朗普的贸易战是错误的，但它的结局尚不确定。复兴之路始于更具创造性的思考。我们应当着眼于我们需要的全球化。试图挽救现状下的全球化或接受白宫对美国霸权的歪曲都不可取。这两种做法都是死胡同，它们都倾向于灾难而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