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内外机制、推进张力与演化趋势

【关键词】人工智能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  人工智能治理  技术优势  制度扩散

人工智能（AI）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重塑全球权力格局。围绕技术创新、标准制定与规则构建，主要国家加速布局，技术与地缘政治日益交织。美国自2016年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报告以来，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并持续迭代升级，力图在全球竞争中维持主导地位。同时，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内外张力日益突出，深刻影响其全球布局与未来走向。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内在机制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通过政策机制设计、多中心治理体系、创新生态建设和前沿技术布局等，不仅维系美国的技术优势，而且为其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提供制度保障与战略基础。

一、多重目标驱动的战略布局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呈现出“技术领先—安全优先—经济竞争—价值输出”相互嵌套的多重目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设计和战略布局。

第一，维系全球技术领导权并遏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成为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动因。2021年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报告指出，中国通过科研、人才和投资方面的长期战略部署，力图到2030年实现全球技术领先，而美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维系技术创新优势，掌握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导权。这一判断凸显美国“领先即安全”的技术战略逻辑。

第二，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美国军事体系，成为未来作战体系转型的关键变量。美国国防部设立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深化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与战场决策中的应用。2023年，美国国防部发布《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应用战略》，提出“人工智能驱动的杀伤链”概念，强调将算法融入作战全过程，以提升作战效率与敌我识别能力。

第三，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成为美国维系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战略支柱。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将人工智能确立为“国家战略产业”，力图在算法创新、智能硬件、数据治理等核心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同时，美国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加强与欧盟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与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协调，试图以自身规范为中心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体系。

第四，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日益体现出以价值观嵌入和制度输出为导向的全球治理目标。联合国通过由美国发起的首个有关人工智能的全球性决议——《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确立了以“安全、可靠、可信”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并通过“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等多边平台，推动构建“可信赖人工智能”多边平台。在国内治理层面，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推出的《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确立了数据隐私、算法公正和人类监督等五大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原则。[1]通过国内制度建设与国际规则塑造的双轮驱动，美国力求塑造一个以自身价值体系为支撑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秩序。

二、联邦协调与多中心治理结构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采取联邦主导、多中心协同、跨部门联动的治理模式，通过多级机构网络保障人工智能政策统筹与分工协作。[2]

在总体统筹方面，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是联邦层面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统筹机构。这一机构负责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协调各联邦部门科研资金分配与伦理监管框架，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其下属的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NAIIO）专门负责落实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推动跨部门政策协作。

在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方面，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等机构发挥主导作用。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主导设立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建立覆盖农业、教育、制造业等领域的全国性科研网络，推动基础科学突破。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则主导制定人工智能系统的可靠性、透明性、安全性标准，是推进“可信”人工智能规范的关键力量。

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美国国防部通过成立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实施“人工智能快速能力单元”和“全球信息优势实验”（GIDE）等计划，提升情报处理与作战响应能力，优化跨军种指挥控制。

在数据治理与伦理监管方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及其下属的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AI）指导各联邦机构制定人工智能研发优先事项、数据资源开放、安全隐私保护等议题的联邦统一标准，并监督人工智能政策与技术伦理规范的执行。

三、多主体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强调政府、企业与高校多主体协同，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多层次联动，构建了动态、高效且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方面，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授权超过2800亿美元投资半导体制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强化高端科技的领先地位。人工智能被视作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支柱，与量子计算、先进制造并列为优先投资领域。2023年5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新版《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进一步确立九大战略重点，包括强化基础研究、推进所谓“负责任人工智能”、提升教育培训、加强跨学科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补助、科研资助与公共采购等多元手段，积极引导人工智能技术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应用。

在科研创新机制方面，政府、企业与高校密切协作。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发起的“人工智能探索计划”，通过小额快速拨款机制，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短周期人工智能研究，涵盖解释性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I）、能效优化、对抗性机器学习等前沿方向。此外，谷歌旗下的DeepMind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建立联合研究项目，推动基础理论创新与产业应用转化。

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引进与本土培养。通过优化H-1B签证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可延续实习（STEM OPT）政策引进国际人才。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机器人等相关学科被正式纳入该政策范畴，为国际学生留美工作提供路径。联邦政府同时资助高校开设跨学科人工智能课程项目，如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人才专项，以持续巩固其全球领先的人才储备和创新活力。

在前沿技术布局方面，美国政府不断拓展人工智能应用边界。美国国防部已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自主操作列入“关键技术清单”，强化在战场管理、态势感知等领域的应用。[3]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加速推动战争管理、情报融合与决策支持的军事转化，力图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抢占先机。面对新兴科技竞争格局变化，美国正将具身智能（Embodied AI）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加速布局。2025年2月，美国国务院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向联邦政府提交备忘录，呼吁设立国家机器人发展战略，推动工业、军事和物流领域的机器人规模化部署，并加快与中国在实体智能领域的技术“脱钩”。[4]这些布局显示，美国正积极构建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战略生态，提升其在全球智能系统竞争中的地位。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外部扩散

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不仅注重巩固技术优势，还具备一系列对外扩散机制，旨在确立并强化其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霸权地位。这些路径主要体现在制度规范化和战略安全化两个方面。

一、制度规范化路径：规则输出的“软锁定”逻辑

美国通过制度外溢推动规则设定，以实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话语权的确立与技术霸权的“软锁定”。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主导多边规范制定、构建“可信赖人工智能联盟”，以及通过技术标准嵌入全球市场规则。

首先，在多边机制塑造层面，美国长期主导或深度参与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等国际平台，通过制度化渠道强化所谓“负责任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嵌入“人权保护、民主原则、透明性与问责制”等核心理念。[5]例如，经合组织于2019年通过的《人工智能原则》成为全球首份经成员国广泛认可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美国积极推动该文件成为“全球共识”的基础，敦促企业与盟友将其纳入国内政策和行业标准，巩固美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规范塑造力。

其次，在规则标准扩散层面，美国围绕“可信赖与负责任人工智能” 叙事框架，借助“算法透明”“道德责任”“公平审计”等议题推动标准外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补充指引，提出“治理—映射—测量—管理”四阶段方法，旨在为企业、机构及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统一的风险管理与合规指引。[6]该框架不仅在美国国内被广泛应用，还通过“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等多边平台向外推广，逐步成为国际人工智能合规与治理评估的重要参考标准，强化美国在国际规则推广中的影响力。

最后，在技术标准制定层面，美国积极参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标准组织，试图在人工智能伦理、模型透明性、数据互操作性等领域主导规则设定。以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发布的《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Ethically Aligned Design）白皮书为例，美方专家在起草过程中居于核心位置，推动将美式制度价值嵌入国际技术规范。[7]通过将标准制定与技术规范嵌入国际市场准入体系，美国实质上构建了强有力的制度性结构权力，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影响力。

二、战略安全化机制：技术扩散中的“硬围堵”维度

除推进“规则外溢”之外，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对外扩展亦呈现出显著的战略安全化趋势。这一战略安全化机制体现为再定义技术本身的安全边界、强化对特定国家的技术遏制，以及构建地缘技术联盟。

首先，人工智能被系统性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就将人工智能列入“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并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赋予政府更大权限，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企业与外国资本之间的互动。上述立法将人工智能系统、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列为“新兴和基础技术”，对其出口与外资并购施加严格审查，标志着美国正式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安全核心资产。与此同时，2020年启动的“清洁网络计划”不断扩展覆盖范围，从电信与5G延伸至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和物联网等领域，旨在通过设立“可信任国家”技术生态，剥离与中国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深度耦合，构建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全球技术隔离体系。

其次，美国对特定国家的技术遏制日益系统化。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出台出口管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性能图形处理器、先进计算芯片、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及半导体制造设备。2023年，美国进一步拓宽管制范围，以堵塞技术流动漏洞，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超级计算领域的技术崛起。[8]2025年初，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扩大地理控制范围，并出台新规，限制人工智能模型权重等关键项目，以强化对前沿人工智能研发的封锁。[9]同时，美国持续更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24年12月新增140家中企， [10]2025年3月再增83家，后者成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首次大规模制裁对象，其重点针对先进芯片与半导体设备。[11]这一系列措施表明，美国正从单点封锁转向系统性封堵，并不断加大技术遏制力度，意图限制中国人工智能训练基础设施与算力资源的技术跃升。